书城文学热读与时评
3399300000060

第60章 力度与深度--读《平凡的世界》

当许多年轻的和已不年轻的作家,一时间竞相求异翻新的时候,陕西作家路遥不声不响地拿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依然是《惊心动魄的一幕》那种路数,依然是《人生》那副笔墨。当时,许多人的眼光都为那些新奇诡怪的东西所吸引,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依然故我的长篇三部曲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评价,可能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就作者方面来说,可能由于首卷过于平铺直叙、全书比较拖沓、浩繁,而使性急的人失去阅读的耐心;就评论一方面来说,可能因对写实性的长篇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倾向缺乏深刻认识,而不管青红皂白对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普遍失却热情。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利,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它迄今仍是反映我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艺术武器。而对于有的作家来说,生活的经历和艺术的造诣又使他成为这一“武器”最适合的操持者,而他在这种别无选择的追求中也能以别开生面的建树在文坛上别树一帜。以上两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可以给我们作出很好的说明。

丰厚的《平凡的世界》能给人以多向信息、多种意蕴和多重启迪,但读后使人萦绕萦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已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成因。而在实现这一艺术目标的过程中,路遥把他那种冷静而严谨、客观而深沉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发挥到了极致。他正视严酷现实眼不眨,直书惨淡人生手不软,从而使作品以一种强劲、雄悍的大的力度达到了沉郁、幽邃的大的深度。

作品所精心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一一孙少安和孙少平,其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无不充满挫折和苦难。少安与女同学田润叶情投意合,倾心相爱,但因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不得不忍痛割爱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他的更大的不幸,还是事业上的处处碰壁,他不甘心混吃大锅饭,而找到了脱贫致富的路子搞分组包产,又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动向被彻底堵塞;当政策放宽、能够大干的时候,他办的砖厂又因一位“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窑,赔了大把的钱。他几乎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少平与哥哥少安不同,他性格倔强、脑子灵活,不愿滞留于家乡贫瘠的黄土地,而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闯世界,然而他的生活同样极不顺遂。他无论是在黄原打零工,还是到铜城当矿工,始终都是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糊口和养家是困扰着他的一道生活难题,而每每给他以温暖和力量的恋人田晓霞,又在他们的热恋高潮之中不幸殉身。这个本来就少有欢乐的青年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孤独感在人生之旅上艰难跋涉。说起来,《平凡的世界》里的年轻一代们,谁也没有轻松的人生,田润叶在少安与他人结婚后,为了帮二爸田福军调理与李登云的关系,嫁给了自己原来不爱的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在婚姻的幌子下过着单身的生活。金波则因在部队上爱过一位不留姓名的藏族少女而被复员回家,从此陷入“柏拉图式”的恋爱里不能自拔。还有无端致残的李向前,年轻守寡的郝红梅,有爱难婚的田润生,卖身糊口的小翠……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条难走的路。对于那些盼恋人最终团圆、好人一路平安的好心读者来说,路遥好像是成心与他们作对似的,恋人总是天各一方,好人偏要遭尽磨难。其实,这绝非作家本人过于心硬手狠,而是生活和人生本身就是严酷无情的。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本身所构成的多向交叉式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总是给人设置了无尽的难题,布下了无尽的坎坷,造就了无尽的风浪,活着就意味着抗争,进取就更意味着挑战,苦难注定是探求者最忠实的人生伴侣。《平凡的世界》里那些难遂人愿的生活图景,委实是作者不加掩饰、不打折扣地反映了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已。

当然,任何艺术描写都必然浸润着作家自己的人生看法和审美选择,路遥抑制着常人易有的模糊的善意和廉价的同情,用直率的态度和强劲的腕力直面现实之酷烈,其用意不只是表现酷烈现实之本身,他还把大量的笔墨用于描写孙少安、孙少平等人在致命的挫折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的一次次思索、反抗与崛起,这实际上就在面对非凡苦难的非凡抗争过程中,张扬了非凡的精神和坚韧的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峙中超越苦难、高扬主体。孙少安、孙少平等每经受一次命运的打击,对现实的认识也就更深刻一步,对自己的调整也就更切实一步,从而在人生的搏击中更加走向成熟。他们在生活这部高深莫测而又渊博无比的大书中,阅读和了解社会,认识和观照自己,学习和把握人生。他们虽然依旧是普通的农人,依旧是普通的矿工,但却渐渐注入了时代新人的血液,长出了社会强人的筋骨,成长为影响着一方天地、支撑着一方世界的中流砥柱。命运的苦难折磨人,命运的苦难也成就人,人生不能没有苦难,人生更不能没有成就,重要的是需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和战胜命运乖蹇的魄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很难做到,但也能够做到。路遥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告诉人们的这些人生哲理,对一切置身于现实、奋斗于人生的青年都不无深刻的启迪意义。

人们还不能不看到,在孙少安以及他们的父辈的人生坎坷之中,一个总也甩不掉的包袱是经济上的贫穷,一个总也摆不脱的阴影是政治上的“左”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几代农人从生活上到心理上都备受煎熬。陕北老区从近代以来就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十三年,更使人们对革命事业有着崇高的热情,对党和政府有着深挚的感情。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人们的这种神圣情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或被愚弄了。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治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各有不同,作风何其相似。他们对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什么移山造平原,什么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革命家”。这是何等发达的“政治”,又是何等畸形的“政治”。而广大的普通农民,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又不得不听从这种“政治”和这种“革命家”的摆布。他们只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革命”越贫穷。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不仅使得老区农民生活艰难、思想迷乱,而且使得各级干部才疏学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热流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而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又成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改革的步伐在双水村、在石圪节是那样的滞重,改革的事业在原西县、在黄原地区是那样的艰难,“左”倾政治总是阴魂不散,而且常以新的面目再现,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少安与润叶的情爱悲剧、润叶与向前的婚姻纠葛,也多多少少是“左”倾政治变相作祟的结果。传统的东西蔽养人,传统的东西也束裹人;我们在对民族几千年来远传统进行反思的同时,也要对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传统进行检省;改革的要害不仅在于改变贫穷的生活和落后的面貌,还在于校正人们的心理和激活人们的心性。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着力揭示当代普通人平凡而多难的命运时隐含的一个深刻意蕴。这一厚重而鲜明的底色,使作品既平添了批判的力量,又增强了史识的韵味。

从《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描写上看,路遥自《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所表现出来的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突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有了显着深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力求把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简要勾勒与日常现实的细腻描绘交织起来,充分揭示生活的大波微澜上,还表现在他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对“我们”这一特殊人称的刻意强调和独特运用上,读《平凡的世界》,“我们”会不断地跳入眼帘。写景时有“我们”,“在我们的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在默默地开放在山野地里”。叙事时有“我们”,“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像换了另外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议论时有“我们”,“在我们短促的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往往也与我们失之交臂”。在这里,“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述方式在第三人称中,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群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由局外引入局内,使你明明白白:“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法国文学史学家朗松,曾把现实主义诗人作品中的“自我”称之为“一群人的自我”路遥则干脆把“自我”变成“一群人”的“我们”。个中把他用大众的眼光看取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表露无遗。从“我们”的叙述人称中,人们还分明能感觉到路遥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民的亲情。对于艺术的追求,使路遥不得不离乡习文,从事创作,但他又在艺术世界的营造中回归故里、亲吻乡土。这也使得路遥式的土着作家的现实主义与朱晓平式的知青作家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两位都以描写陕西农村生活见长、都以操持严谨现实主义手法着称的作家,作品虽都对现实生活有精到描绘,但路遥注重生活的纵向流动,力求全景鸟瞰其客观进程;而朱晓平更注重对生活现象的横向解剖,喜欢对现实作“管中窥豹”的审视。他们的作品都不乏对凡人凡事的敏锐发见,但路遥多在艰窘世态中揭现人的美好情操,字里行间都渗溢着一种脉脉温情,而朱晓平多在朴拙画面中洞悉人的浑浊的生存本相,着笔冷静而冷隽,甚至让人感到几分冷酷。他们的作品同样都具有现实的批判意味,但路遥的锋芒所向主要是传统文化和社会氛围中的非人因素,重在呼唤社会减轻对普通人的抑压和普通人自己的奋起;而朱晓平的锋芒所向则是愚陋文化与朴拙人性的混合性,旨在呼唤由外到内实现人的氛围与素质的更变。两种现实主义之不同,究其底里是作家经历所造成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的不同(这种土着作家与知青作家在写法上的差异比较及其原委探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专门课题)。在这种简单比较中可以看出,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显然更带历史性、自传性和参与性。他是成心把作品当成“历史的摘要”(泰纳语)来写作的。应当说,一部作品能够成为“历史的摘要”,以对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艺术概括,而且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也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与荣耀。法国着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我以为,《平凡的世界》就具有“时代的眼睛”这样的作用,这便是它不该被人们忽视、也无法被人们忽视的价值所在。

1991年3月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