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之作。
陈忠实从1965年发表短篇处女作到1992年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其间整整相隔了27年。不能说这27年他都在有意为长篇小说创作做准备，但27年间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磨炼和在文学创作上的探求，无疑都给他的长篇创作在内蕴上和艺术上不断地打着铺垫。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何以如此姗姗来迟，而这个晚生的产儿又为何一呱呱坠地便那么不同凡响。
作为一个创作严谨的作家，陈忠实向来是以作品的质朴和厚实取胜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卓有足实的生活内蕴和清丽的生活感觉，而且给人一种越来越凝重的感觉。人们毫不怀疑他拿出长篇力作的实力。即使如此，《白鹿原》的问世，还是让人们吃了一惊，它在许多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使人们不能不对它刮目相看。
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由鹿原的人们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
还有，《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求情节化，人物讲求性格化，叙述讲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性，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
这些突破，使得《白鹿原》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白鹿原》具有的多重内蕴和多种魅力，既给解析作品提供了多样的可能，也给把握作品造成了不少的难度。但作品在开首所引述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巴尔扎克名言，无疑给人们理解作品留下了一把钥匙。可以说，陈忠实还是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从而使作品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
在《白鹿原》诸多的史志意蕴中，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纠结勾连起来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在作品中最具分量也最为显见。那实际上是作者由白鹿原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史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浓墨重彩的勾勒。
白鹿原的斗争从清朝改民国、民国到解放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是督府的课税引起了“交农”事件，其后是奉系镇嵩军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斗。当事态演化到国共双方的分裂与对抗之后，白鹿原就更成了谁都不能安生、谁也无法避绕的动荡的漩涡：农协在“戏楼”上镇压了财东恶绅，批斗了田福贤等乡约；乡约和民团们反攻回来，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倔强不屈的贺老大；尔后，加入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乃至“革命”进一步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白家的孝文进入了保安团，白灵参加了共产党；鹿家的兆鹏成为红军的要员，黑娃则摇身成了保安团的红人，这些大开大阖、真枪实弹的阶级抗争，连同白嘉轩和鹿子霖那种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得白鹿原成为历史过客逞性耍强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而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们被裹来挟去，似懂非懂地当了看客，不明不白地做了陪衬。在复式叙述这些上上下下和明明暗暗的复杂斗争时，作者一方面立足于历史的现实，写了纷乱争斗之中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及革命力量在艰难困苦中的进取和社会演进的客观趋向；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的历史，以更为冷静、更见宏观的眼光，审视发生在白鹿原的一切，大胆而真切地揭示了革命和非革命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演化成为白鹿原式的“耍猴”闹剧后，给普通百姓的命运和心性带来的种种影响。
作品第十四章写到国共分裂，田福贤等人重新整治了对立一方后给白嘉轩还“戏楼”的钥匙时，白嘉轩用超然物外的口吻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鍪子，了。”田福贤后来又从朱先生口中听到同样的话：“白鹿原成了‘鍪子。”洁身自好、与世无争的白嘉轩和朱先生，作为事态的旁观者确比别人看得更为清楚。“鍪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佗佗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因为黑娃等在“戏楼”上整了田福贤等人，田福贤等重新得势后一定要再在“戏楼”上回整黑娃的同党，你对我残酷斗争，我对你也无情打击，在这种翻过来又翻过去的互整中，白鹿原成了谁都没有放过的“鏊子”，白鹿原的乡民们成了吃苦受累的不变对象。他们既是当时历史所不能缺少的陪客，也是过后的历史随即忘却的陪客。这种付出了不该付出的、又得不到本该得到的无谓结局，是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相互戕害的悲剧更为深沉、也更为普遍的悲剧。
“鍪子”说一出，把白鹿原的错综纷繁的争斗史，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提炼了。它既生动地描画了白鹿原式的斗争因“翻”而构成的烈度和频度，又深刻地喻示了这种“翻”来“翻”去的闹法给置身其中的乡民们造成的困苦。即就黑娃和田福贤在戏楼上你来我往的较量来说，那就是谁也没有占到上风的平手戏；而先后被整死的老和尚和贺老大，却切切实实地做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上：“白鹿原成了鍪子”，实质上是在正剧幌子掩盖下的闹剧，以闹剧形式演出的悲剧。
白鹿原是个你争我夺的“鍪子”，也是个巨细无遗的“镜子”。在那种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些人如何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之误区，而另一些人又如何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面凸透镜中都映照得格外清楚。勤劳善良的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之后，强劲的社会风浪把他冲来荡去，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诚心诚意，却被误作潜伏特务处以“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了抗日“烈士”厚礼安葬；在解放战争中立有策划起义之大功的黑娃官居副县长之后，被白孝文暗中诬陷惨遭镇压，而混人革命三心二意又狡诈阴险的白孝文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在这里，因种种因索所构成的阴差阳错，使得不同人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和本性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个中，个人的和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丰富又沉痛，很值得人们深加玩味和认真记取。
我们如若不是从教科书上去了解历史的话，那么很多历史差不多都是一团乱麻。但如果把历史的一团乱麻还原成文学上的一团乱麻，那充其量是做了历史书记官的工作。文学家的作为，是从已有历史的审美观照和文学表述中，表现作者主体的眼光，表达自己独特的发现。《白鹿原》的历史故事，就既是客体的，又是主体的；既是普遍的，又是独特的；尤其是它贯穿了“鏊子”这样一个形象而隽永的象征意蕴之后。
在白鹿原绵延不断的争斗与纠葛中，除去蒙受冤屈的人、死于非命的人，最为不幸的当数白嘉轩了。他作为一个居仁由义、心怀大志的族长，被社会的浪潮挤到舞台的一角，家业难兴，族事难理，与老对手鹿子霖的较量始终难分胜负。可以说，他的~生是时乖命蹇的一生。然而，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种种行状和心态，却构成了秘史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隐含在一个传统农人身上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史。
作为一个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的农人，白嘉轩身上有着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了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生的敬之、效之，对老长工鹿三的重之、携之，更以对小生产意识的明显超越，表现了他在一代农人之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望：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各个仁义，从而也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但当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刚刚开了一个头，他便遇到了种种意料不到的难题和挑战。起先是没有了皇帝，使他六神无主；接着是民国建立政权，鹿子霖以乡约的身份与他平分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蜂起，家事和族事都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每况愈下，只有儿子孝文在最后做稳了县长，他才稍稍有所慰藉。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错过任何可以急公好义的机会，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里的事业发展，这是白嘉轩这个形象的独特所在。
作为独特的白鹿原的独特产儿，白嘉轩离不开白鹿原这个舞台，白鹿原也离不开白嘉轩这个主角。他首立了乡规、乡约，确立了他的族长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使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族长职位，也阻遏了恶人的势力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者，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频仍的混战对人的伤害得到了不小的减缓。他的“仁义”为怀、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诗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不难看出，对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塑造，作者既把他当做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做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用他，照出了鹿子霖的卑猥与丑恶；用他，照出了朱先生的眘智与清明；用他，还照出了乱世沧桑的悲凉与悲壮。一个时世，如若使仁人君子都惶惶不安、悻悻不乐乃至备受折磨和煎熬，那这个时世还不可叹可悲么？反过来看，也可以说作者也经由白嘉轩写了传统的“仁义”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用性与无用性，尤其是白嘉轩不无欣幸地把儿子孝文当了县长认为是白鹿“显灵”的结果，更是以一种悖论性的内含，暗示了白嘉轩仁义追求走向意愿反面的最终破灭。在这里，作者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结局里，不仅映现了社会生活在急剧变动之时难分青红皂白的某种冷淡性、无情性，而且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参半、赏赞与批判相间的历史主义态度，尽管那样更像是一曲略带忧伤色彩的挽歌。
《白鹿原》里少有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情与爱，有的多是缺情乏爱的性发泄。白嘉轩先后娶了七房女人，同哪一个都没有太深的感情纠葛；白孝文娶妻之后，先耽于床笫之事，后又移心别离；只有黑娃和小娥的相恋带有真情，却又棒打鸳鸯散，各奔了东西。是作者没有兴致、没有才力去抒写人间情爱么，当然不是。我以为，这只能理解为关于白鹿原上的性事与性俗，作者别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通过白嘉轩的冷待女人和小娥的放纵沉沦，作者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白鹿原人们游离了性爱本义的畸态性史。
白嘉轩所娶的七个妻子中，有六个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也只有同她们初次交欢时的印象。他娶了第七个妻子仙草后，相处日渐融洽，其因在于她既连生三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用，又带来罂粟种子，起到了振兴家业的效能。然而，白嘉轩并没有想到他人财两旺的光景同仙草有什么切实的关系，他把自己的发家致富主要归结为“迁坟”后的“白鹿逞灵”。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给他带来了“人”和“财”的女人，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遗忘了，她们或者只是他泄欲时的对象，或者只是他干事时的帮手。男女之间应有的情性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被消解了。正是出于这种传统的婚姻观，他对六个死去的妻子只有在初婚之夜如何征服她们的感受，而且常常“引以为豪壮”，他看不惯儿子和儿媳的过分缠绵，教唆儿子孝文使出“炕上的那一点豪恨”，不要“贪色”，他认为小娥是“不会居家过日子”还要“招祸”的“灾星”，拒阻黑娃和小娥到祠堂成亲。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可能纷扰最终目的的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的东西宁可少要或不要。这样不讲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的情欢，把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更变的传统观念。它是正宗的，却也是畸态的。
而小娥有关婚爱的想法和做法，与白嘉轩恰成鲜明对比。她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是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心付身，没遮没拦，而且不顾一切、不管后果。她一旦爱上黑娃，便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哪怕他位卑人微，也在所不惜，把一个重情女子的柔肠侠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娥的情爱观里，显然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樊篱，带有一种还原性爱的娱情悦性本色的意味。然而，这必然与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正统道德发生抵牾，从而为白鹿原的习俗所不容。因而，当她失去了黑娃的佑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从而也变成了白鹿原皮肉场上的一只“鍪子”。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此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她又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诱引孝文走向堕落；白嘉轩打上门来找小娥被气晕在门外；鹿子霖“气出了仇报了”又来寻小娥“受活受活”。在这里，正言厉色的白嘉轩把她当成伤风败俗的“灾星”，不顾伦常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而对她似乎不无情意的白孝文，也实际上把她当成是除治阳痿、激性纵欲的“工具”。在她那里，也是你上来我下去，翻着另一种形式的“烧饼”，场面虽如火如荼，却谁也没有付出真情实意和爱心，她一如白鹿原的“戏楼”，是男人们相互角力和私下放纵的“演练场”。他们既没有轻易放过她，也没有把她真正当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