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白描反映女知青生活现状的纪实体小说《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只能用这样的题目表述我的主要感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对知青本人来说，那个销蚀了他们青春年华的运动仍深深影响着他们现实的人生；至于那些迄今仍滞留原插队落户之地、挣扎于生活底层的知青，上山下乡则成为他们终生要背负的使命，远没有完结。
《苍凉青春》正是着眼于这样一批差不多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女知青，写她们因嫁给了当地农民而遭遇的生活和精神的种种困窘，向人们展示了至今仍在茫茫的黄土高坡上演着的一幕幕可歌又可泣的插队落户的活剧。
作者白描用一种简洁清丽的“白描”手法来叙述和描写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因而五个故事都相当切实和朴素。但因作者着意选取那些颇具生活内涵的人物和事件，切实和朴索中又时时见出丰富和深刻，很引人品味和深思。
五个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过程，虽然不无曲折，但绝少现代恋爱所应有的甜蜜，那多是一种苦涩而无奈的结合。程幼芬在与女友沈小兰的竞争中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农民王全民，其中自有爱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先失身于王的原因。而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尽心竭力地去做一个符合当地标准的贤妻良母。王村钰毅然与有四个孩子的农民二万子结合，主要是出自女性的同情和母性的怜惜，而由此承担的重负却是超出了她的应付能力的。她不得不过早地做母亲，过早地做奶奶，甚至不得不在回京探亲时为省八块钱车费而拼死背着儿子泅渡黄河。她的艰窘生活虽在逐渐改善，而她自己的青春却过早衰萎。梁海燕与农民李顺兴的结婚，是由电话中的不期而遇和寂寞时的聊天而逐步导致的，她并不甘心这样的结果又无法摆脱，因而成为当地最受非议的新闻人物。比较起来看，李娅的婚事及生活似乎比较顺遂，她与丈夫相安无事，工作上也饶有成绩，但她那无拘无束的天性显然被不幸的生活磨损了，她事业上的成绩分明是个人情感转移的结果。至于活泼天真的赵晓华与残疾农民李三性的结合，则纯系一种稀里糊涂的配给，这里边压根儿找不到情爱的成分，赵晓华的存在，其意义不过在于为李三性家传宗接代充当一个工具而已。
在这一桩桩寻常又不寻常的行为和事件面前，我感到了认识和评价的困难。
首先，我感到作为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婚姻大事，她们各自的抉择都过于匆促和随便，还不能说是出于相互深知的爱，但她们为自己这一青春抉择负责的精神以及承受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向重压，在文明与愚昧的搏斗中奋力前行的挣扎，却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些平凡的躯体中孕藏的伟大女性的韧性、善良和美德。
然而，这种在忍辱负重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贵美德，却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牺牲自我的追求和主体的意志为代价的。她们因而获得人们不同程度的称许，也因而失去了自己最不应当失去的东西，两相权衡，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悲和可叹。
这一切作为她们的人生流程，当然是她们自己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但作为在知青运动中那个特定环境的行为，很难说她们的命运与苦难都是她们自己所造成的。王村钰说了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实话：我们同当地农民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的驱使，不如说是处境的逼迫”。知青上山下乡，要义在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当时前景暗淡、处境艰难的境况下，思想单纯而多情善感的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结合，未尝不是一种出路。而现在，知青运动随着改革的进程成为历史，大多数知青返城工作，而某些地区的城乡差别更加拉大，迅猛转折的社会巨轮把落后的乡村连同那里的知青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当初，他们被历史的浪潮卷进了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不由分说；如今，他们又被历史的浪潮冲刷到冰冷的社会一角，也毋容置辩。个人总是难以违抗潮流，除去自我牺牲之外别无他途。但个人总是历史活动中的一个因子，今天，女知青们以她们的滞留当地，既证明着自己不无所失的存在，也注释着历史中可悲可叹的一页。
现在，人们都在对当代中国的坎坷历程进行多角度的文化反思，寻求它之所以如此的更深层的原因。白描的《苍凉青春》从部分女知青与当地农民婚配后面临人生难题的角度，实际上触及到了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至高无上的“运动”面前人的地位无情失落，而在“运动”过后恢复这一地位又无比艰难。从在狂热的运动之后必须应付严酷的人生这一意义上说，女知青们面对的，不仅有个人的青春迷惘，而更有我们历史的贻患。如果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些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历史的。
感谢《苍凉青春》以它真切而生动的描述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些听命于时代召唤而陷入生活底层的知青！不要忘了那些狂热无度、“运动”群众的历史，不要忘了人在我们社会中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