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澶渊之盟后，真宗有一次与辅臣谈论五代历史，说：“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长编》卷六五）开始对冯遭作出新的评价。天禧元年（1017），宰相王旦病死。社会上评论王旦：“逢时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长编》卷九〇）显示人们认为王旦晚节不终，就像冯道一样。仁宗明道元年（1032），下令录用冯道和王朴的后裔为官（《长编》卷一一一）。王朴也是五代的名臣，后汉时状元，后周历任枢密使等职。此后，由于范仲淹等名士大力提倡气节，对历史人物也完全以新的观点进行评价。欧阳修在重编五代史（《旧五代史》）时，将冯道列入“杂传”，又在传序中对冯道进行评价。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又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把冯道视为“无廉耻”之徒。皇佑三年（1051），冯道的曾孙冯舜卿进呈冯道的官诰二十份，希望朝廷录用为官。仁宗一改明道元年的态度，对辅臣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所上官诰，其给还之。”（《长编》卷一七一）认为冯道“偷生苟禄”，不忠不义，没有值得表彰的气节。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称赞冯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唐介反驳说：“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为纯臣乎?”王安石答道：“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岂非纯臣乎?”以伊尹为例，认为只要能安定百姓，就可算作“纯臣”。唐介又说：“有伊尹之志则可。”王安石听后“色变”（《永乐大典》卷二九九九《人字》引张师正《倦游录》）。司马光则痛斥冯道为“不忠”之臣，说：“忠臣不二君，贤女不二夫。……彼冯道者，存则何心以临前代之民，死则何面以见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者。”进一步指出五代时人们不以冯道等人“失节”为耻的原因说：“庸愚之人，往往犹称其智。盖五代披攘，人主岁易，群臣失节，比踵于朝，因而誉之，欲以自释。”他担心“后世以道所为为合于理，君臣之道将大坏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史赞评议?冯道为四代相》）。
南宋时，对冯道的评价始有定论，即完全否定其业绩，视为奸臣叛贼。其中以高宗时学者范浚为代表。范浚在所撰《五代论》中说：“五代之乱极矣，凡八姓十有二君，历四十余年，干戈战伐，殆无宁岁。其间悖逆祸败，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兴灭起废，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冯道生活其间，不管王朝更替，照样高官厚禄，还“著书自陈更事四姓与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呜呼!有臣如此，唐与晋、汉安得不亡乎？”范浚还指出，像冯道之类“腼颜于梁，于唐，于晋、汉、周者，皆倾巧乱人，谋身卖国”（《香溪集》卷八）。把冯道看成个朝秦暮楚的无耻之徒。
四、旌表义门的用心
义门是指尚义的家族或家庭。在宋朝，主要指世代聚居共财的家族，少数指崇尚孝义而得到朝廷表彰和社会赞誉的家庭。《宋史·孝义传》载有世代聚居共财而获朝廷旌表的58个家族，其余为被朝廷旌表门闾的孝子和孝妇的家庭。
唐末以后，以血缘为纽带的门阀士族宗族组织完全崩溃，族人星散，封建宗法关系松弛。入宋后，地主阶级逐渐利用农村公社的残余，重新建立新的封建家族组织。新的家族组织主要采用聚居而不同产（即存在族人私有经济）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全国占大多数。另一种是世代聚居而同产的方式，这种方式只占少数。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而加以旌表的往往是后一种封建家庭组织。
宋太祖和太宗时，每逢地方官府申报“数世同居”者，朝廷“輙复其家”，即免除其家族的赋役，同时“旌其门闾”。这些家族在五代十国社会动乱的年代，因其凝聚性而安身保命，且延续至北宋，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宋史·孝义传》记载这一时期受到朝廷表彰的义门有19家。真宗时，有35家。仁宗和徽宗时，各有1家。南宋时，有2家。
以上58家义门中，最有影响的有江西德安（今属江西）义门陈氏和南康军建昌（今江西永修西北）义门洪氏。陈氏在唐僖宗时已被“诏旌其门”，南唐时立为义门，免除徭役。此时，江州长史陈崇为其族长，“持家有道，敦规有礼，室无私财，厨无别馔”。宋太祖开宝初年（968），到陈昉为族长时，已13世同居，长幼700口。“不畜婢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一日三餐，全部在大食堂吃饭，未成年人另桌。建造书楼，“延四方之士，肆业者多依焉”。在陈昉家族的影响下，“乡里率化，争讼稀少”。仍免徭役。太宗时，又免杂科。淳化元年（990）陈兢为族长，“常苦食不足”，太宗下诏本州岛每年贷米2000石。至道初（995），派内侍至德安赐“御书”。内侍回京，回报太宗说陈氏“孝友俭让，近于淳古”。太宗曾与近臣谈论陈氏，参知政事张洎说：陈氏“家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太宗“以远民义聚，复能固廉节，为之叹息”。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赐其族长陈旭为江州助教。仁宗天圣元年（1023），全族2000口，族长陈藴年八十，且“有行义”，江州申报朝廷。仁宗说：“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特赐陈藴为本州岛助教（《长编》卷一〇一）。陈藴病死，其弟陈泰继为族长（《宋史·孝义传·陈兢》）。为保证家族的常盛不衰，陈氏家族有不少男子参加科举考试，博取一官半职。庆历四年（1044），陈氏家族共3700多口，其中应举者403人，“郎署之在朝者，琛、逊而下十有八员，当要路而居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珪、俦而下二十有九员”。同年，“家长以食者太多，义门地窄，诸庄粮供寓远，拨遣一千四百余口往黄州庄舍就食”。开始将近三分之一的族人分往外地。但到嘉佑三年（1058），这支族人“思时节归侍违远，聚会失期，似亏义气，告乞归宗”。于是回到故里，在德安的东冲建小屋500间，称“黄州庄回归院”（《义门陈氏宗谱·分居封官记》，民国三十六年丁亥重修本，第49页）。嘉佑六年，陈氏宗族已达3900多口。大臣文彦博、包拯等论陈氏家族在“朝野太盛”，仁宗命江西转运司官属谢景初、德安县令穆恂、湖口镇巡检官范彬等“车马拥门，监护分析，岂容忤旨抗拒”!第二年，经议定，将“知”、“守”、“延”、“继”等排行者“别号分派”，共291庄，分迁川、浙、广、福等路。在“分析”后，各分支的“家长”议决：“今奉分之后，祖宗之庄虽析，子孙之心莫二，仍效前人规确凛义方之训，往来无间，音问莫疏，长幼必识，尊卑必辨。”又说：“自一庄至众庄，惟以义相继，不以各处一方，遂堕数百年之义风，则今日一义门，后日千百其义门又此始也。”（同上《义门分庄记》）
南宋初，陈氏家族遭遇兵火，“家属离散”。从高宗建炎间算起，到宁宗嘉定五年（1212）进士、族长陈炎及及孙子，不过7代同居，100多口。该族仍然“自幼至长，不蓄私财”。江州申报朝廷“乞加旌表”。宁宗手书“真良家”三字赐之，并下诏“特赐旌表门闾，仍令长吏致礼”（《宋会要辑稿》礼六一之一三）。
建昌义门洪氏，宋太宗时洪文抚为族长，已“六世义居，室无异炊”。洪文抚的曾祖洪谔，曾任唐朝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洪文抚在所居雷湖之北创建书舍，招来学者读书。至道间，建昌军将洪氏家族的义行申报朝廷。太宗派内侍带“御书”100轴专程赐给洪家。洪文抚派弟洪文举赴京进贡土产，表示谢恩，太宗又将“飞白”书“义居人”一轴为赠，还授洪文举为江州助教。至道三年（997），下诏“表其门闾”。从此，洪氏家族每年派遣子弟进贡土产，朝廷“必厚赐答之”。洪文抚兄之子洪待用，真宗咸平三年（1000）登进士第，历官至都官员外郎（《宋史·孝义传·洪文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