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地理文献中还有“方志”之作，所谓“方”是四方，“志”是记载，“方志”就是记载某一地域历史的专书。宋代的方志著作从其描述的地域分布来看，记述西部和东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较多。博士生马强统计过涉及西北的方志大概有36种，现在除了宋敏求的《长安图志》、吕大防的《长安图记》、程大昌的《雍录》还存世以外，均已佚亡了；涉及西南地域的地方志更多，有94种按，这一统计数也并非全部，参见下节《宋代巴蜀方志》。但基本都亡佚了。宋代西部地域地方志数量众多，我们于前已经讨论过乃是因为宋代面临西部长期用兵所致。其次是东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较多，尤以现在的浙江、江苏两省区的方志为最多，是因为宋代时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文化发达，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左，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编修方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宋代编纂的方志数量极大，据现代学者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总共大概有600余种，而这些文献大部分都已佚亡了，现存的仅有30多种，仅仅是原来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关于现存的宋代方志名目，可以参看四川大学古籍所刘琳、沈治宏先生编着的《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的记载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宋代的地方志著作，除了有部分单刻本以外，还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等。以下我们开列出现存宋代地方志的详目：
宋敏求：《长安志》20卷、《河南志》20卷
程大昌：《雍录》10卷周应合：《景定建康志》50卷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范成大：《吴郡志》50卷
孙应时：《宝佑琴川志》15卷史能之：《咸淳毗陵志》30卷
卢宪：《嘉定镇江志》22卷凌万顷、边实：《玉峰志》3卷
边实：《玉峰续志》1卷杨潜：《云间志》3卷
罗愿：《新安志》10卷周淙：《干道临安志》3卷
施谔：《淳佑临安志》6卷潜说友：《咸淳临安志》100卷
常棠：《澉水志》1卷谈钥：《嘉泰吴兴志》
张津：《干道四明图经》12卷罗浚：《宝庆四明志》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佚名：《宝庆昌国图志》2卷
施宿：《嘉泰会稽续志》20卷张淏：《宝庆会稽续志》8卷
高似孙：《剡录》10卷陈耆卿：《嘉定赤城志》40卷
刘文富：《严州图经》8卷郑瑶：《景定严州续志》10卷
佚名：《寿昌志》梁克家：《淳熙三山志》42卷
赵与泌：《仙溪志》4卷除了上述现存方志以外，清人陈运溶辑有３６种宋代地志文献，取名“湖湘图经三十六种”，收入《丽山精舍丛书》第一集。
现存宋代方志有以下特点：一是其撰修时间主要集中于南宋时代，除了宋敏求、朱长文以外，都为南宋时之着；一是其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又以今江苏、浙江、福建地域为多。其缘由如前所述，在有宋一代，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都较发达，尤其是南宋时代更是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故而表现出超乎其他地区的优越，在纂修方志方面自然会超过其余地区。
另外，这些地区的方志往往有重修、续修的现象，现存方志中像临安志、四明志、吴郡志、会稽志等都有过重修、补修、续修，在原有方志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也纠正了原有方志中的一些讹误。有的方志虽然未标署重修、续修的名目，但是核查其内容，仍然可以断定其为后人补撰。如像梁克家编纂的《淳熙三山志》即为一例。梁克家所修《三山志》，成书于淳熙九年（1182）之前，有其自序为证。梁氏于《宋史》卷三八四有传，称其卒于淳熙十四年（1188）。而检核《三山志》所载内容，其卷二七至卷三〇“科名”一类所列进士人物，时限却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宝佑四年（1256），其时距梁克家逝世已近八十年矣。很显然该书后面所载的内容絶非梁氏所编，编者一定另有其人，现存《三山志》当属续修或补修无疑。宋代方志之所以会有这种重修、续修的现象，除了这些地域在宋代较为重要、特殊以外，地方长官重视文化工程也是重要原因。
在方志所载的内容、撰修的体例上，宋代的各类方志也有所创新。在内容方面往往是在旧志的基础上有所扩大，更注重于记载经济、文化、历史古迹、人物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部分。在撰修体例上扩充了许多门目，像范成大的《吴郡志》就设有39门，谈钥《吴兴志》则设有57门，施宿《会稽志》设了117门，其门类的设立完全是根据志书的需要而定。有的方志更是依仿史书的体例创立门目，像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即是在干道、庆元二志的基础上采掇庆元以后事，专门设置了留都录、图、表、志、传、拾遗等门目纪事，后人称之“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景定建康志》提要。这种设纪表志传的体例是从南宋方志开始的。
总体而论，宋代的方志除了能为我们直接提供该地区的行政区划、赋役等基本史料以外，由于这一时期的方志编修者还注重记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史料，因此对于研究宋代的地域经济、地方治政、科举学校、民风民俗、历史人物来说，宋代方志都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史料，乃至于现代编纂宋代诗、词、文总集也都离不开宋代方志。宋代方志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
五、宋代巴蜀方志
在宋代，巴蜀分为四路，即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辖境包括了今四川省、重庆市以及陕西省、湖北省、贵州省、甘肃省的部分区域。北宋之前巴蜀的经济、文化即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唐代中叶以后的“安史之乱”及此后的藩镇割据，中原地域战乱频仍，而巴蜀地区却较少受到冲击，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其后五代时期，前、后蜀国的统治者对巴蜀也没有造成重大的破坏，相反巴蜀经济、文化的发展较之中原更为稳健，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宋太祖派兵攻取四川，兵不血刃，后蜀孟昶率部降宋，避免了在蜀地发生大规模的激战，巴蜀地区也未遭受严重破坏。北宋初年尽管在四川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骚乱，像王均之乱，李顺、王小波起义等，但很快被平息，朝廷也及时调整吏制，改变施政措施，使四川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而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四川的文化事业也高度发达，随着蜀地作家的崛起，以“三苏”及巴蜀作家群为代表，成就斐然，使巴蜀的文化事业在全国处于领袖地位。南宋时代，巴蜀地区成为西部抗金前沿，川陕交境一直是宋、金剧烈争夺的地区，发生过多次惨烈的战争。在南宋末，宋朝军队又与元蒙大军有过长期持久残酷的战争，其结果是民人伤亡、经济凋弊、文化萎缩，四川地区日渐走向没落。在以后的元、明时代，巴蜀地区的发展更是滞后于其他区域了。
宋代巴蜀地区的地理文献与其他地区一样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无论其数量众多，抑或质量上乗，都不可忽视，遗憾的是宋代所编的巴蜀方志文献几乎都佚亡不存了。造成这一状况的首要原因，我们认为应当归咎于南宋末元蒙军队的肆虐，战乱对巴蜀文明的破坏极其残酷。
宋代纂修的四川地理文献，有各种不同的名目，有称为“传”、“记”、“谱”的，像勾延庆《锦里耆旧传》、赵抃《成都古今集记》、王刚中《续成都古今集记》、何求《阆苑续记》《资中记》、孙汝聪《梓潼古今记》《广汉土地谱》、石庆嗣《梓潼风俗谱》之类；但更多的则是直接称为“志”、“图经”的。我们下面所讨论的巴蜀方志，限于以“志”、“图经”标署的地理文献。
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宋代纂修的“志”、“图经”的方志类文献有100余种，其中有属于“通志”类的，如：《蜀地图》《川峡路图经》30卷、《益州路图经》81卷、《利州路图经》63卷、《梓州路图经》69卷、《夔州路图经》53卷、任弁《梁益志》10卷、沈立《蜀江志》10卷。现在这些总志类地理文献都完全佚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