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泽
在中国古代文献编纂史上，宋代无疑是历史上最为重要、辉煌的时期之一。从编纂理念来看，宋人承继了前代文献编纂的优秀传统，并藉此而发展了文献编纂理论，使之更富于时代精神。从编纂实绩来看，也是成就斐然，除了历史上前朝的汉代、后时的清代以外，其余各代都无法与之媲美。
宋代地理文献是宋代文献的重要一类，体现了极多宋代文献的时代特色。以下拟以宋代地理文献为例，讨论宋代文献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一、宋以前的地理文献
中国的地理文献起源很早，传统的说法大多将《尚书？禹贡》《山海经》作为中国地理文献的肇始之作。《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划分古代中国的疆域，把中国分为九州岛，按州记述了该地区的区域、土壤、物产、贡赋。虽然它记述的内容还比较简单，但它确乎是中国古代地志的滥觞。至于《山海经》记载中国古代的地理，虽然其中有较重的神话成分，甚至存在一些荒诞不经之处，但也不失为最早的地志雏形。在后来的正史文献中也大多载有地理方面的内容，像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班固《汉书》的《地理志》，都反映了两汉时代地理疆域的相关内容。其后，传统的正史一般都设有《地理志》，记述当时的行政区划等。
作为专书的地理文献，在晋代有常璩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一类的书。后来晋代挚虞编纂《畿服经》170卷，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它是“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也就是说已经具备了全国总志的性质。稍后的一些重要的地理文献，如南齐陆澄汇集了《山海经》以来的160家地记，编成了《地理书》149卷、录1卷，梁代任昉又在此基础上增加84家地记，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专书文献除了《华阳国志》《水经注》以外，其余的都已经佚亡了。
隋、唐是我国古代大规模编纂地志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编修地志，由朝廷颁布诏书要求地方编修或向中央机构提供编修志书的原始数据，供编修全国性地志使用。隋大业年间（605—616），“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后序。唐代则要求各地州郡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进送尚书省，中间曾经改为五年一送，但很快又恢复了三年一送的制度。这一时期编修的地志文献主要有萧德言《括地志》550卷、《序略》5卷，《长安四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卷，李吉甫《唐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梁载言《唐十道四蕃志》，贾耽《皇华十达》10卷、《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郡国志》10卷
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然而这些地志文献大多已经佚亡了现存的唐代地志，除了下面述及的《元和郡县志》外，《括地志》现存有清人孙星衍、王谟辑本。今人贺次君着有《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唐代地理总志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李吉甫纂修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目录2卷，按当时划分的诸道47镇分列篇目，配有揷图，置于篇首，而后是文字记述。在宋代以后，该书的图散亡了，只保留了记述文字，因此后人改称其为《元和郡县志》。全书扼要地记载了当时全国的疆域、山川、险隘、道里、户口、贡赋、物产。据李吉甫自序，他编修该书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序》，《元和郡县志》卷首。就是说其宗旨是从维护国家统治，明确行政区域管理，理顺财赋征收而修撰的。由于这本书保存完整，体例完善，记载准确可靠，一直受到后世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最善。后来虽递相增益，无能出其范围。”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元和郡县志》提要。历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都极其看重这本地志。此外，唐代还编修有一些地方志文献，可惜都已经全数散佚了，只是在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下来部分残卷，像《沙州志》《敦煌录》《沙州伊州地志》一类的文献李并成：《一批珍贵的古代地理书——敦煌遗书中的地理书卷》，载《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4期。这些文献尽管只剩下了残卷，然而吉光片羽，仍然极为珍贵。
二、宋代地理文献的撰修
宋代在隋唐时代大量撰修地理文献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编纂了数量更多的地理文献，并且在地理文献的撰修方面带有宋时代的特色。首先，宋代地理文献的撰修与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相结合，使地理文献直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服务。四川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马强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对此有所阐述，他认为宋代地理学的研究重心在时、空观念上呈现出两个发展趋势：其一，地理学研究的空间重心由“禹域”（内地）向“荒徼”（边土）发展。其二，地理学研究的时间重心也由古代转向当代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唐宋时期西部地理之学兴盛的原因》，2006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稿。这一趋势是与宋朝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宋王朝疆域之外一直都有强敌临境，北宋时期北部有与之对峙的辽、西夏、吐蕃，南宋时代淮河、秦岭以北就是金国的版图。这些国家（或部族）随时都对宋王朝的立国构成极大的危胁，研究这些敌对国家或部族的情况，知己知彼，为朝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决策提供历史的依据，就显得很重要了。另外，宋王朝南、北部边土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存在，对于宋王朝来讲，这些化外民族时叛时服，也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广西蛮侬智高的叛乱、湖南溪洞蛮的叛乱，在当时都曾经对中央朝廷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此这些区域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中央王朝的统治，对这些地区的关注自然也成了当时的重心。时代的需求最终促进了宋代地理文献的繁荣。
其次，宋代的地理文献在表述的内容上较之前代有新的发展。宋代以前的地理文献，其描述的重点在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地名的沿革、人口户数的增减、赋税数量的变化，也就是说记载的内容偏重于“地理”，而记载山川名胜、风俗民情、人物传记方面的内容偏少。这一特色与其编纂宗旨是直接相关连的。宋代编纂的地理文献，则有较大的变化，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历史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地方志，还增加了名宦贤达事迹、诗文辞赋、文献目录的记载，使方志真正成为全面反映该地区历史的著述，而地理文献从前注重的反映区划变迁、地名沿革的内容缩小为较少的部分。这就赋予了地理文献具有更多的文化层面的意义。另外，从修志的体例来看，志书有时也借鉴了传统正史的撰写方法，创设了纪、表、志、传的体例，使之成为一种能全面而又准确反映某一地区的区域历史的史志文献。
第三，宋代地理文献的撰修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朝廷官方撰修与私家撰述同时并行。宋代的地理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国性的总志，记载宋时代全国的地理知识；一类是地方志，记载了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知识。这两类文献的撰修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以总志而言，北宋时代主要是由朝廷委官编修，而南宋时代则主要由私家撰修。北宋时代的几种大型总志，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一类的总志，都是由朝廷委派官员完成的；北宋末、南宋时代所纂《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虽然也是全国性的总志，却均为私人撰着。宋代的地方志一般则是由当地政府的长官主持纂修，具体担任修书一职的则往往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仕宦、耆学之士。虽然从其组织形式来看仍然是一种地方官府行为，但是这些参与修志的人大多学识渊博，熟悉地方掌故文献，因而融入了较多的个人因素，反映在方志的内容方面往往是文献与感知并重，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广征博引、考证详密，比前代的地理文献单一的表述方式就显得更胜出一筹。
三、宋代编纂的全国性总志
我们先讨论全国性总志一类的地理文献。
赵宋立国以来，编纂过多种全国性的地志和图经，据王应麟《玉海》卷一四、卷一五记载，宋太祖建国伊始，就着手编纂图经，连续于开宝四年（971）、开宝六年（973）派遣大臣卢多逊到后汉、南唐收集地志资料，重修天下图经。显而易见，宋太祖编修图经的目的是要掌握这些国家的地理山川形势，为消灭这些僭伪国家作准备。图经最终在开宝八年（975）由宋准编定，定名为《开宝图经》。《开宝图经》现在已经佚亡，其内容如何不可得知。
宋太宗时编成的全国性总志是《太平寰宇记》200卷、目录2卷。本书是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由太常博士、直史馆乐史主持编修乐史另编纂有《坐知天下记》40卷，见《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也是一种地理类文献，今已不存。这本书现在保存相对完整，只是略有散佚，四库全书收录有193卷，而《古逸丛书》采用日本旧宋椠本配补，收录有197卷，残缺2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该书云“采摭繁富”，“考据特为精核”，它征引了当时能见到的前代方志文献达一百余种。另外，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所创新，除了记述地理内容以外，还详列风俗、姓氏、人物、土产门，因人物又涉及官爵、诗词杂事等，开创了地志文献“必列人物、艺文”的凡例，增多了人文方面的内容，四库馆臣称许其“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太平寰宇记》提要。显然，宋代地理志书体例的变迁应当是以此书为始。不过这本书也有其缺点，它是以《元和郡县志》为基础编修的，而前书划分的行政区域与宋代实际控制区域大有出入，而且宋代的版图比唐代小，如北方幽、云十六州属于辽国控制，并未纳入宋朝疆域，《太平寰宇记》在这部分就只好完全照钞《元和郡县志》了。
宋真宗时也编纂有全国性总志。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学士李宗谔曾上进《诸道图经》李宗谔进书事见《宋史》卷七《真宗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长编》载其书为1560卷；《玉海》作1556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载录李宗谔有“《图经》90卷，又《图经》77卷”。《长编》与《玉海》所载卷帙相去不远，而《宋史》所著录则差距甚大，其原因不明。此书今已佚。大中祥符六年（1013），王曾奉诏总领新编《十道图》，参与其事的还有慎镛、邵焕、晏殊等人，于天禧元年（1017）编成3卷上进。此书又称为《九域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载熙宁八年刘师旦上言“《九域图》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余年”云云，可见《十道图》与《九域志》即为同一书之异名。这是全国性的总志，其用途主要是用以考定“郡县上下紧望”，核准官吏俸给，法寺亦据此定刑罚。王应麟：《玉海》卷一四。宋仁宗时代，官方编纂的全国性总志有王洙的《皇佑方域图记》30卷、《要览》1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上述著述现在均已不存。
宋神宗熙宁间（1086—1077）曾编修《十八路图》1卷、《图副》20卷，记载当时州府军监县镇《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同时，大臣又建言，谓几十年以来，“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原有《九域志》已不能反映当时实际，请求重修。朝廷于是委派王存、曾肇、李德刍重加修纂，编为10卷，于元丰三年（1080）书成上进，元丰六年（1083）刊板，元丰八年（1085）颁行各地。这一《九域志》，即后来称作《元丰九域志》的专书，是现存完整的宋代第二部官修全国性总志。王存在自序中云：“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玉海》亦曰“壤地离合，户版耗登，名号升降，镇戍城堡之名，山川虞衡之利，皆着于书”王应麟：《玉海》卷一五。此书的特点在于简要，用以弥补前代志书之略，它叙述州县的沿革，仅仅是限于记述在宋代时候的变化，而不像其他志书那样从创建伊始一直延续至编修时为止。在每一府、州下记载其户数、土贡、辖县，每一县下详细记载其距府州的方位、里程，所辖乡镇、山川，户口（分主户、客户），土贡名目及数额。这一成书结构显然也是为了确定行政区划、征收赋役而编制的，特别是土贡一门更能显示出这一目的。此书作为研究宋代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的原始史料，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元丰九域志》在文化习俗方面的记述同样显得相对薄弱，因此绍圣四年（1097）黄裳上书称“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在宋哲宗元佑初（1086），沈括尝上进《天下郡县图》，朝廷为此赏赐绢一百匹。从其书名来看，这是一种地图集。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朝廷专门设置了九域志局，承担编纂地理志书之职，到宣和间（1119—1125）罢局，但未编成一种总志。
在南宋时代，朝廷组织的官方修志没有持续下去，而私家修志之风则较为兴盛。在宋高宗绍兴中，吴澥进献《历代疆域志》10卷，余嚞有《圣域记》25卷，载录宋代州县沿革、山川风物以及历代战争守备险隘。朝廷恩赐其免解进士王应麟：《玉海》卷一五。还有税安礼的《地理指掌图》，王希先《皇朝方域志》20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这些属于私人编纂的总志，从其书名来看，有图有文，但可惜都已经佚亡了。
除此之外，现在存世的宋代私家撰着的全国性总志有3种：欧阳忞的《舆地广记》38卷，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00卷，祝穆的《方舆胜览》70卷。陈振孙称欧阳忞是欧阳修的从孙，大概是在宋徽宗政和时代成书；晁公武则以为这是一种假托之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这本书前三卷记录前代疆域州县，从第四卷开始列宋代郡县名称，体例上特别清晰，燕云十六州也只是附于各道之后，以示区别。王象之、祝穆都是南宋中晚期人，在这两种著作中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已经不属于宋的中原地域删除去，在书中都没有记载。而且这两种书还比较偏重于人文方面的记载，像旧志所详载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隘要塞，在书中都比较简略，而对名胜古迹、诗词歌赋、艺文著述、风土民情反而有较多的记载。以祝穆《方舆胜览》所载成都府为例，其栏目多样：首先列有建置沿革、总论开国之初、总论四路定差、总论四路辟差、总论四路解省试、总论蜀兵、总论蜀盐、总论蜀酒、总论四川总领、总论四川茶马、总论四路监司等名目；其次为“事要”，又分列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池井、楼台、宅舍、桥梁、佛寺、道观、祠庙、亭阁、古迹、名宦、人物、名贤、题咏、四六等细目。其他州府的列目都大同小异。透过这些名目，我们可以看出编著者的重心所在，而其所载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的社会风俗、文化事业也极有裨益。
四、宋代撰修的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