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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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论‘鹅湖之会’中陆九渊认知的九卦之序(1)

黄璇

北宋时期由儒学内部兴起的义理之学即道学,到了南宋时候越发壮大。宗师辈人物乘时迭出,他们纷纷著书讲学,传承圣贤思想。而活跃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在日后对中国哲学思想影响尤为深远的“心学”,便借此契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而拉开了商榷辩论的序幕。

这里的“心学”便是江西“三陆”中陆九渊自创的一个学派,它的立学宗旨独辟蹊径,不落伊洛之学(理学)的窠臼,在那时这是一个令人惊疑骇怪的新颖学说。对此肇兴的学说,朱熹在给其友人写的书信中就多次表达了种种忧虑。在此可以举两封书信为证。如在《答吕子约》中说:“近闻陆子静(九渊)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朱熹:《答吕子约》(第十六封),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七,《四部丛刊》本。又在《答张敬夫(十二月)》中又说:“子寿(陆九龄)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覆,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朱熹:《答张敬夫?十二月》,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本。他感慨道:“然想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朱熹:《答吕子约》(第十六封)。这里清楚地表明了朱陆二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

这时,吕祖谦站了出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调停二家学术的使命。他跟朱熹的交情不必说了,朱熹与他是至交;其次,吕祖谦对陆九渊有知遇之恩。在干道八年(1172)的礼部会试时,吕祖谦便因象山所撰的试卷结识了他,后陆九渊也在淳熙元年(1174),“五月二十六日,访吕伯恭于衢”《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490。相聚五六日,言谈甚欢。吕祖谦在写给汪应辰的书信中赞他:“淳笃敬直,流辈中少见其比。”《陆九渊集》,第490页。在给陈亮的信中也有近似的话。《陆九渊集》,第490页。复次,吕祖谦与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龄也早已相识,“(干道九年)八月,刘子澄及陆子寿来。十月,陆子寿复来”《东莱集?附录》卷一《年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陆九龄能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拜访吕祖谦两次,可见二人交往非浅。这样,朱熹、陆九渊、陆九龄,都通过吕祖谦而联系起来了。

论“鹅湖之会”中陆九渊认知的九卦之序

淳熙二年乙未(1175),朱熹时为四十六岁,陆九渊为三十七岁。 “四月二十一日,(吕祖谦)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公于信州鹅湖。陆子寿、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会,留止旬日归。”《东莱集?附录》卷一《年谱》。又,“吕伯恭约先生(象山)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 《陆九渊集》,第490页。据此,当是吕祖谦先往武夷拜访朱子,二人合力编成《近思录》后,然后由吕祖谦出面邀请陆氏兄弟前往信州鹅湖寺集会。具体时间大概在五月底至六月初,持续十多天。在这段时间内,与会的除朱子、东莱、象山、复斋外,还有一些热衷儒学的人(如赵景明、赵景昭、刘子澄等)。朱亨道称之为:“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陆九渊集》,第491页。

在陆氏兄弟到鹅湖之前,二人有过一番谈话,事在应会的前夕。陆九龄对其弟陆九渊说:“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大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陆九渊集》,第427页。这点出了此次集会的目的,是为辩析学术之异同。于是兄弟二人反复切磋辩论,最终陆九龄接受了弟弟的观点,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陆九渊集》,第427页。并作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陆九渊却立即指出其兄第二句诗有不稳处,此即表示陆氏兄弟本就有个“大同小异”的成说。而据此成说,兄弟二人最后统一了思想口径,准备在鹅湖之会上一致以此种说法向朱熹展开辩论。

鹅湖之会向来被视为“朱陆异同之大关键”。但关于鹅湖之会讨论的具体内容,因为朱熹一直对此语焉莫详,所以他的著作中很少有相关信息。另,陆九龄的《复斋集》也早已不传于世,吕东莱的著作中相关记载也不多,只有《陆九渊集》中的《年谱》和《语录》中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陆九渊语录》中提到:“二公(朱熹、吕祖谦)商量数十折议论来,(陆九渊)莫不悉破其说。”《陆九渊集》,第428页。可见朱、吕、陆三人的讨论范围是广泛的,只可惜这“数十折议论”不获见存,殊为可恨!但是从陆九渊的高弟邹斌(俊父)录得象山与朱、吕谈及《易传?系辞下》的“九卦之序”来看《陆九渊集》,第490~491页。此一段内容,可说字字金玉,从这便能相应的看到陆九渊当时是怎样的观点与心态。应该说陆九渊的思想也是与之有渊源的,它出于《易传?系辞下》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十三经注疏》第1册,影印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186。

此章《系辞》均为古先儒者展开的义理诠注,而此种说明足以表明《易》九卦的排列次序,便是《易》“设卦观象”的意图,也是“象者,像也”的具体表达。在这些“象”的背后,便有着儒家极其重要的生命体悟。据此“象”言,和后世丹家传《易》的“烧炼”却并无交涉,因其并非如魏伯阳撰作《周易参同契》,讲铅汞之“象”,而是转以人生履践为象征标志,即以尽性知命为人生目的。关于此,北宋大儒张载的见解足以阐明前说,他说:“《系辞》独说九卦之德者,盖九卦为德,切于人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227。其所谓的“切于人事”是什么意思?便是好好于人事(五伦)中敦伦尽份而已!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以角色来展开活动,而社会不外乎人事,即以角色来论,各有各的局限性,但张载却以为,这种局限(困),是能让自己的德性伸展开来的,所以他注“困,德之修”一句时,不忘叮咛:“困而不知变,民斯为下矣;不待困而喻,贤者之常也。困之进人也,为德辨,为感速,孟子谓‘人有德慧术智恒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于内无如舜,困于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圣而下学于困,则其蒙难正志,圣德日跻,必有人所不必知而云独知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张载集》,第227页。在他陈述的观点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举了两个伟人——舜与孔子,他们一个是圣王,一个是先师,但他们还是有局限(困),从此表明,我们凡人的处困更是不在话下,但从两个典型中,就可以揭示,我们也应该以大舜和孔子为“法式”,好好地扭转此一局面,不要为困所困,于是乎,这个 “象”的意味就出来了!

根据以上的内容,就能证实它确为儒家易道独得的地方,也是及今所能看到的谈及九卦之序,并加以系语的珍贵材料。如我们细心品味,则会感到,儒家的易道,倾向从人事程颢曾说:“‘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学须如此。”又说:“天人无间断。”均见《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19。来指点迷津,此可谓霹雳手段,让人一下醒悟过来!因儒家“设象”的不同,早在三国时,如魏人荀粲即认儒经为糠秕,史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议论,而粲独好道。常以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三国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319。如此,则儒理“设象”的争议已为不争的事实,而儒者对于这种激变自然有所反映,于是乎体味自身经典 “设象”的价值则无疑更加积极主动,此种觉醒,也慢慢在这些儒宗大匠的的心目中,有所审视。以程颢为例,则其学术天份极高,他很会审视经典,他尝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二程集》上册,第13页。这种儒理“判教”式的指点判断,乃是基于其本人所体味而言:“‘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易毕竟是甚?又指而言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圣人示人之意至深且明矣,终无人理会。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至此深思,当自得之。”《二程集》上册,第136页。

综观其说,则其所谓的“易”乃渐渐倾向于道德履践的内容,此正为儒《易》不堕俗流的内容。此一面貌递至程颢已能表达得极为成熟,但以思想的传承而言,此种影响是否能提转陆九渊,令之也有这种新晰的感悟,因无具体史料,甚不易判断。及今可知者,只知道陆九渊对其同代人(朱熹、张栻)点评中曾把二程引出,以作评点,其言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陆九渊集》上册,第413页。陆九渊思想确有其评议程颢所谓的“通疏”一面,他曾自说:“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陆九渊集》,第400页。此种态度在其徒毛刚伯的眼中便是:“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其教人为学,端绪在此。”《陆九渊集》,第502页。那么读书却只是让“本心”能更显得敞亮一些,固不以此来论量得失,他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堂堂地做个人。”《陆九渊集》,第447页。且他读书贵于审视,曾说:“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见今之读书谈经者乎?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见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则何益哉?”《陆九渊集》,第471页。据此而论,陆九渊一向贵在自得体证,故其谈及《易》九卦之序时,他丝毫不拈陈说,而是出自心得体味,这或许就是因为这《易》九卦之序,跟他平时的认知是合拍的,所以他在发挥这层义理时才能得到朱、吕二公的叹服,而其所谈之九卦之序,亦为陆九渊一生所遵循的 “规矩”。

陆九渊的表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