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一片松树林，贞道说：“采一些菌子烧汤喝吧。”我们钻进林子里，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松针下的泥地还十分潮湿，零零星星的一些黄褐色的松菌，顶着松针，从腐叶中探出头来。我们边摘边放进卷起来的衣襟里，走出这片松林时，两人的衣襟里都塞满了香喷喷的松菌，足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贞道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沿着山崖上的灌木丛搜索。我问：“找什么？”“八月瓜。”
贞道回答道，并回过头来冲着我嘻嘻地笑。-又是那种淫亵的笑。当地有谚云：“八月瓜，九月奓（音，张开之意）。”
贞道从攀援在山崖上的一簇藤蔓中摘来两只八月瓜，扁平，微长，黑褐色，表皮覆盖一层灰白的绒毛，自蒂至尖有一道微凹的缝。我很难想象此东西可以与彼东西联系起来，以至当地人一提起便会发出那样暧昧的笑；也很难想象这东西能吃。只见贞道两只拇指顺凹缝轻轻地那么一掰，立刻显露出金黄色的瓜瓤来，异香扑鼻，其味甘美，至今还两颊留香。
终于来到一块平地。贞道砍来一些竹枝，张罗开一张网，从竹笼里取出雌雉，放置在网下，用麻绳的一端拴住一只雉脚，另一端固定在灌木枝条上。布置停当后，贞道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碎米，撒在网下雌雉周围的地上，然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叫我一起蹲下。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冉冉升起，冰凉的月光洒在坪地上，雌雉悠闲地踱来踱去，漫不经心地啄食着脚边的碎米粒。“咕，咕，咕-，咕，咕，咕-”
贞道撮着嘴唇，不紧不慢地叫唤起来。雌雉停止了啄食，抬起头来，顾盼了一阵，“咯，咯，咯……”低声地回应着。隔了一会儿，贞道又咕咕地唤着，雌雉又咯咯地应着……终于，对面山坡的树丛里传出“咕，咕，咕-”的叫声。“来了。”贞道小声说。我们屏息静观。
雄雉的叫声越来越近，一会儿，便听见噗噗噗翅膀拍打的声音，一团黑影翩然而至，落在坪地上。雄雉收归好羽翼，踅向雌雉。雌雉却避开了。雄雉又逼近，雌雉又避开……两只鸟在坪地上你来我往地兜着圈子，叫声却分明急迫着。我望了贞道一眼，贞道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轻微地摇了摇头，全神贯注地盯着坪地上的两只鸟。
“噗噗噗”又一阵强健的拍翅声骤然响起，又一只雄雉降临到坪地上。两只雄雉立刻在坪地上扑打起来。后者分明大了一围，凶悍得多，斗了四五个回合，前者便只剩招架之功了，且斗且退，终于悻悻然飞离了这块是非之地。胜者理了理翅羽，气宇轩昂地啼叫了几声，然后径直扑向雌雉。此时雌雉似乎吓住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雄雉拍打着翅膀，跃上雌雉背，猛啄雌雉的头部，雌雉两脚发软，蹲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贞道猛地拉动了绳索，灌木枝上的网哗地坠落下来。
当夜我们吃到野鸡炖鲜蘑。
社办场瘫痪后，贞道是最后一个离开林场的本地场员。临走时向我辞行，希望我到他那里去玩。
说实话，我很快就将他淡忘了。往后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倒时而想起他来。-依旧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又黑又亮的小眼睛，腼腆憨厚的笑脸。
大概是挟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雄风，各生产大队组建或重建基干民兵。按当时的说法，社办林场与生产大队同级，那么我们也将组建基干民兵？
也将配置七八条枪？-我在公社武装部见过这类枪，有日本造三八大盖，有汉阳兵工厂造步枪，都已破旧得令人怀疑子弹上膛之后真能开得了火。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男生来说，若能挎着这样的枪，而不是提着一把砍刀，巡山护林，当然胆壮得多，也威风得多。因此心里真的就有所期盼。但是，按政策，只有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才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们林场只有六七个本地场员与一两名知青够资格。没想到若干月以前，出身不好使我们失去读书的机会，在城市无立锥之地；如今逃到山沟里来，这阴影继续地笼罩着我们，不由得悲戚起来。
幸而上面有文件下来，知青一律按贫下中农对待，可以当基干民兵。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党的政策真是英明伟大啊！我还被指任为新农公社五一林场基干民兵排排长哩-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朋友相聚时，竟然没有人记得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不过回忆起来，似乎也没有行使过什么职权，大概在组建之初喊了几趟操，随彭顺财场长到县城去开过一次会，随行的还有知青副场长周玉如，有三个人当时的一张相片为证。
林场基干民兵排副排长是黄德开。他可是正宗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
他好像对我们怀着几分敌意。
他是唯一一个会对我们大声呵斥的本地场员。
初学做农活，难免笨手笨脚，黄德开就会给我们示范应该怎样做，还哇哇啦啦地说着。这本是抽调当地贫下中农社员到社办场来的目的-教我们做农活，当然也帮助我们改造思想。不过其他本地场员不怎么教我们，他们认为手上活路，一看就会。这倒也是实情。他们也压根儿没想到来改造我们的思想。他们其实是相当谦卑的。他们对城里来的能识文断字的知青有几分敬畏，也有几分怜悯-这么小就离乡背井，到这个穷山沟里来同他们一起吃苦受累。
即便我们已经学会在坡上做农活了，黄德开有时也会突然蹿到我们几个小男生前面，大声呵斥道：“手搭硬点！”抬起锄头频频地铲，扬起的泥土扑打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尊心很受不了。
有人说黄德开像二郎神杨戬那样有第三只眼-他的两眉之间的额头上情绪激动时就会出现一道竖直的暗红色的杠。我想那可能是一道过去落下的伤疤吧，同他在一起混了好几年也没能弄明白。他在呵斥我们的时候，这“第三只眼”就会显现出来，仿佛用它看清楚了我等剥削阶级子女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怀念父辈不劳而获的生活、妄想旧社会复辟等等劣根性来。
有一次黄德开又这般呵斥我们时，周伟业挥动着锄头迎了上去，两只锄头相磕，铿铿锵锵一阵乱响，惊得坡上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看着他俩。只见周伟业瞪圆了眼睛，怒视着黄德开。
那时候周伟业已经习得一手好农活，无论手上肩上腰上腿上，没有哪样功夫比黄德开差。黄德开讪讪地笑了，那“第三只眼”也渐渐地隐去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长大了。这以后黄德开再没有呵斥过我们。
他为什么对我们有敌意呢？他长我们不过六七岁，解放那年仍是一个孩子。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下大雨，没有出工。黄德开蹲在门坎上看一本小人书。我凑了过去，虽然书已相当破烂，但从那些熟悉的画面上我立即认出这是连环画《半夜鸡叫》，心里不由得一震。这是我孩提时代的阶级斗争启蒙教材之一，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没有不熟知的，几乎是它第一次使我对地主阶级的贪婪、狡诈和残酷剥削农民有了相当形象的认识。不过稍稍长大，我便想到地主和长工都不至于愚蠢到装鸡叫和听不出是假鸡叫吧，作者高玉宝该是在编故事吧。下乡若干年后，我也看不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有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而贫下中农里，老实说吧，有的人却不敢恭维。这念头当年只能搁在肚里。黄德开不识字，难道他从《半夜鸡叫》的画面上得到与我孩提时代相同的对剥削阶级憎恶的体认？
我在乡下的那些年里，多次参加过公社、生产大队组织的批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大会。耐人寻味的是，上了点岁数在旧社会就已经长大成人的贫下中农往往并不作苦大仇深状，即便是发言批判，也显得温温吞吞；狠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大概是因为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吧；最狠的要算个别知青了，大概是因为不仅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操练了阶级斗争的文武全行吧。有一年大队开会批斗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富农分子”，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他大概根本不认识这位富农分子吧-突然跃上台子，取下嘴里叼着的铜头旱烟杆，“砰砰砰”向富农分子的光秃秃的脑袋上猛敲：“你还不老实交待！你还不老实交待！……”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鲜血顺着面颊缓缓地淌下来……看得我心惊肉跳。连主持批斗大会的贫协主任都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拽住了这个知青扬起的举着铜头旱烟杆的手。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都垂垂老矣，我偶尔见到这位仁兄，即刻想起这件事来，看来一辈子也忘不了。
有一天上山割竹笋（用于造纸浆舀纸），我拖着一捆二百来斤的竹笋最后下山，半山腰被一棵竹桩划穿胶鞋，在右脚掌上划出一道长约一寸的口子，鲜血直流。幸而不十分深，我赶紧脱去鞋子，照当地农民所教授的，解开裤裆，屙了一泡尿冲洗伤口，干净后立即从衣襟上撕下一缕布条，将伤口紧紧缠住。平躺了一会儿，血似乎止住了，脚又塞回胶鞋里，拖起笋捆，一步一步地往下挪。艰难地挪了一段路，伤口痛得难耐，低头一看，血已经渗出来打湿了鞋帮。我只好躺了下来，将伤脚抬高，等着血小板凝结。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心里慌了起来，便弃下笋捆，一跛一跛地往山下移。伤口胀痛得厉害，脚一搭劲，伤口的疼痛直往上蹿，整条右腿都使不上劲了。我一下子涌出满脑门的汗来-今夜我怕是回不了林场了！
正在着急，远处有人晃动着火把，来人是黄德开，背起我，噌噌噌地几乎跑着回到了林场。
我很感谢他。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照样不太答理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将彭顺财抓在台子上批斗。黄德开瞪大双眼，满脸错愕，“第三只眼”又显现出来了，但是仍然看不明白-秩序被上下颠倒了，他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本地场员中他最早离开林场回到他原来所在的生产队。他的哥哥害痨病（当地人这样称肺病）去世了，他得回去娶自己的嫂嫂为妻。贫穷山区娶妻不易，而娶自己的嫂子，简直就是拣了一个大便宜-不需要送彩礼，房子是现成的，也许儿子都是现成的。他的嫂子-应该说他的妻子-来林场帮助他收拾行李，接他下山。她显得比他年长许多，且高大得多，似乎不太般配。
大约两三年以后，有一次赶新农乡场，见到黄德开，他比以前瘦得多了，面无血色，看上去很虚弱。万业权（与我搭伴的知青，他父亲是医生）说，可能传染上了肺病。我心里一惊：在贫穷偏僻的山区，这可是要命的病呀。
我被命运驱赶，在大半个中国闯荡十来年后回到重庆，万业权告诉我，当初生产队同院子的一位十分壮实的小伙子后来患肺病去世了。我很惊愕，随即就想到黄德开，但愿他并不如万业权所料想的那样患上肺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现在就还活着，当然老了。
作者简介
王令福，1964年9月下乡到宣汉县新农人民公社，1975年12月进昆明钢铁厂做工，1978年9月考入东北工学院读书，现在在重庆某高校教书。
柿子风波
骆振坤
又到了金秋十月柿子上市的季节。每每看见街头巷尾水果摊上的那些金灿灿的金钱柿，三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触动我的一个心结，勾起我丝丝愧疚和歉意。
1969年初，为了便于参加草坝区“星火”茶场知青宣传队的活动，与宣传队的大队人马会合，我从石窝公社六大队的老屋转到草坝公社三大队黑池坪，和另两位知青朋友插到了三生产队。
我们的知青屋安排在大路边，与蒲姓院子毗邻。蒲家有两弟兄，老二身体差，饱受咳嗽和哮喘的折磨。媳妇姓冉，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但透过那张扭曲的脸，依然可以看出以前那端正的棱角。如此不幸的家庭，上帝却赐给他们两个乖儿女。老大是女儿，叫文女子，约七岁，长得眉清目秀。老二是儿子，小名叫牛娃，约四五岁。这娃五官端正，一撮黑发留在剃光了的头顶上，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一双晶莹的大眼睛，透露出童稚的天真。
他皮肤光滑细嫩，略微尖细的下巴上，长了一张棱角分明的小嘴，如不是因营养不良显得有些清瘦的话，活像年画“吉庆有余”里那个怀抱鲤鱼的年娃娃，煞是好看！
牛娃他爸因病出工少，工分挣得少，粮食也分得少，家里经常闹粮荒，是三队人人都知道的困难户。我们时常看见冉嫂子跟在队长后面乞求，口里喃喃地念叨着那同一句话：“姑父，娃娃饿得不行了，求你借点粮食嘛！”看着这屡屡“借”粮的农妇，队长扛着锄头，边走边无可奈何地说：“我看你们咋搞（万源草坝土话，搞念“”）哟（怎么办）？”队长心慈，冉嫂子软缠硬磨，每次总能多少讨“借”点粮食，得以渡过难关。轮到分粮时，扣除借粮，他们家粮食又所剩无几了，新一轮的饥饿不到下次分粮又重新光临，阴霾始终笼罩着他们家。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队上分粮食的时候。每逢这一天，平时死气沉沉的蒲家便出现一派繁忙景象：全家大小一起上阵，大背小篼地往家里运送粮食。倾倒粮食的声音、推磨声、火炉坑中木柴的炸裂声、小孩兴奋的打闹声、大人的呵斥声、敞放在堂屋里的小猪吱吱的叫声不绝于耳，顿时充满了生机。不管粮食好晚背拢家，他们总是队里第一“尝鲜”
的人。
牛娃子的脸，就像寒暑表。大春季节时，他脸蛋上像挂着两只苹果，长得红头花色的，乖得很！老人们说是吃了红苕的缘故，红苕“壮”娃娃嘞！到了分小春粮食时，牛娃的脸就变黄啦！我们队田少地多，小春作物以洋芋为主，因不堪忍受天天顿顿吃洋芋，便时常听见他的哭闹声：“娘啊！我不“吃”（吃）那“歪”（当地土话，“不好”的意思。）洋务儿（马铃薯），我要“吃”“刀豆角”（四季豆）！”冉嫂只好让他把那几乎没有油水的四季豆当饭吃。有时，牛娃会在他娘的“指使”下，来到我们门前。他一手拿着饭碗，一只小手拇指含在嘴里，泪眼里饱含着羞涩和饥饿的目光。他不说话，就那么胆怯地静候在旁边。有饭时，我们会“施舍”些给他。但他哪里知道，有时我们的锅里也和他家一样，煮的炒的都是“洋务儿”啊！
大路旁有棵柿子树。我们没去时，此树果实大概归蒲家收获。在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当地农民常将尚未完全成熟的柿子切成片后晒干，和着粮食煮饭吃。青柿子摘下放到坛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涩味便可消除，吃起清脆可口，也可填塞辘辘饥肠。我们去后，以为此树的所有权理该归属我们。一来在我们门跟前，二来又在我们的自留地旁边。一句话，在我们的辖区之内。柿子没结果时，我们和蒲家倒还相安无事。看着柿子一天天长大，而且是扁扁的，近似于四方角的金钱柿，与大巴山的圆拱形柿子大相异趣，惬意之情难于言表！儿时生病发烧，睡梦中，妈妈曾放过这种柿子在枕边，因此对这金钱柿，我情有独钟。
我们队是大队部，宣传队的排练都在这里。因此，我们家便自然成了知青们的根据地。柿子树成了我们颇为得意的炫耀之物，我们时常在树下静静地观察柿子的成长，心里默默地企盼着柿子成熟的佳期，企盼着与知青朋友的聚会，企盼着共同分享这金钱柿的佳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