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日渐长大，但因家中几乎天天有人，窥视它的人还不敢轻易下手。后来，我们的演出任务多了，不仅到区政府所在地的草坝街上去演出，而且按区里要求，开始在全区乡镇巡回演出。那次远距离演出回来，我们发现自留地边上的那棵柿子树遭劫了！满树还未成熟的“青宝宝”柿子，几乎被打得片甲不留。落叶撒了一地，树梢上依稀耷拉着的几个柿子，在风中微微摇曳，无声地倾诉着它们的伤痛。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我们被惊呆了。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动我知青的“囊”中之物？
一番调查，得知柿子已被蒲家浸泡在坛子里，我一下丧失了理性，气冲冲地闯进了那黑黢黢的家。堂屋里，除了几条放在火炉坑边的条凳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在那破旧不堪的神龛桌下，我很容易地找到了装满柿子的坛子。揭开坛盖一看，天哪！离家前一树生机盎然的柿子，果然被歪歪斜斜地挤在了坛子里。我不禁怒火冲天：“要不吃大家都不吃！”我一边吵，一边使着蛮力抬出了那坛还散发着阵阵“生”气的柿子，全然不顾及蒲家夫妇的阻挠，也没理会孩子们惊恐的目光，将那坛大家企盼已久却谁也没尝到一口的柿子毫不犹豫地倒进了粪池。一口恶气出罢之后，我扬长而去。从此，牛娃再不敢上门来，只有远远地用他那双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我们与冉嫂便没有了语言，直到后来离开黑池坪。
其实，我本是十分胆小的人。在“文革”那个打、砸、抢盛行的疯狂年代，“天不怕，地不怕”的狂热火暴烙印，已不同程度地“烙”在了我的身上。那年月，哪个知青不知道“毛选”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啊！潜意识中农民“自私”的观点，唯我独“尊”的心理，驱使着我采取了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行动”。
转眼之间，离开万源草坝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每一想起此事，我就追悔莫及！心里不由阵阵酸楚，更为当时的冲动而羞愧！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倾倒的不光是柿子，而是蒲家孩子们一年的期盼，是他们赖以充饥的食粮啊！我处理此事时的冲动与鲁莽，不知给牛娃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多大的创伤？
2004年五一大假期间，我们一帮老知青为纪念下乡40周年，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黑池坪。当我来到了我们知青旧屋旁时，看到那棵柿树根深叶茂，风姿依然。在蒲家院旁，我们见到了冉嫂，她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可是那年伤害过你的“浑知青”啊，几十年的心结在双手紧握中瞬间融化。多么好的乡亲，多么淳朴的大嫂啊！
逝去的往事，虽已随着时光的年轮逐渐淡化，但由那场柿子风波所带来的自责，却时时在鞭笞着我的灵魂。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难以原谅自己。我常常在想，假如当时不那么冲动，多一点忍耐；假如当时不那么绝情，多一些同情和善良；假如历史的车轮可以倒转……当一切假如都已成为假如的时候，我想告诉冉嫂：宽容和善良又重新回到了人间，请你原谅我当年的无知和莽撞吧！
作者简介
骆振坤，女。1964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万源草坝区石窝公社红星茶场。1968年插队石窝公社六大队十一队，1971年调万源县文工团，1975年始从事中小学音乐教学至2003年退休。
知青小屋
任宗景
大巴山群山褶皱中有一道苦竹葱茏的山沟，我的知青小屋就孤零零地蛰伏在这深沟的一隅。
毛老人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布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潮水般地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这种大背景下，社办林场撤销了，老知青们也只得告别集体生活，形单影只地下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战天斗地”。和绝大多数知青同辈们比较起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不管怎么说，我有自己的窝，而许多同时插队的知青，往往到离开农村时都未能搬出烟熏火燎过的保管室（山区的保管室多兼作烘焙包谷的烘房）或冷风穿堂过的牛圈（住人，自然不能再拴牛）。
小屋共两间，是好心的老队长承头专门为我营建的。刚落成时，那种天然质朴的风格真使我喜出望外：檩、梁柱和椽子，都取自新伐的松树，散发出浓郁的松脂味儿；用卵石打磨过的土墙上，尚未枯萎的杂草的根茎不服气地支立着；而青灰色的瓦片堆上屋脊时，似乎还带着砖瓦窑的余温……
我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为了不辜负生产队为我建房的一番盛情，我决计像模像样地活出个样儿来，还人们一个知青也会过日子的好印象。于是，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只有木匠活儿找人帮忙），有滋有味地搞起“内装修”来：
右边一间屋用苦竹剖篾夹成两小间，里面一小间做卧室兼储藏室，外面一小间做书房-将两根未剥皮的杉木桩楔进牛肋巴窗棂下的墙壁，横放两块长木板，铺上塑料布，便成了书桌。书桌上置一广口玻璃瓶充作花瓶，这儿取之不尽的野花可以保证瓶中的花儿一年四季都鲜活耀眼。傍书桌再安放一搁板，将当时的全部藏书（二三十本）炫耀般地在搁板上排列着。再把自制的竹筒二胡、几支箫笛，醒目地点缀在书桌上方-虽说简陋了些，却也不失琴韵书香之雅致。左边一间屋则完全按当地的格式搞成厨房和柴房，条石围成的火塘、案板、水桶、泡菜缸、放锅和铁罐的木架……以及红苕窖，均布局有序，井井有条。
我的操劳没有白费，自我感觉好且不说，队长还表扬我“像个扎根农村的样儿”哩。
屋内安顿好后，意犹未尽的我又把地坝铲平，绕屋基挖了排水沟，并在地坝前的斜坡上栽上茭藕（一种花冠如美人蕉、块根可磨制淀粉的植物）和魔芋。再后来，又沿地坝边打了一圈竹篱笆，播下丝瓜种子。待到农历四五月，浓密的丝瓜叶儿把篱笆变成了绿色的墙，鹅黄色的丝瓜花星星点点，争相展露出笑靥。不经意间，丝瓜便从叶隙间伸了出来，全盛时，一次即可采摘大半背篼。每每此时，总忍不住为陶潜先生叹惜：侍弄那劳什子菊花，何如种丝瓜，既悦目，又实惠！
插队落户毕竟不同于当寓公。山区地多人少，紧张繁重的农事劳作使人收工后全身都像散了架。奇怪的是，无论多累，只要一回到小屋，疲惫就统统逃到爪哇国去了。便有条不紊地生火煮饭；或者既不生火，也不煮饭，从铁罐里掏出几个冷硬了的红苕，舀一瓢冷水就着啃。及至洗漱完毕，照例美美地裹一支叶子烟，巴咂巴咂着，走到书桌前，打开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神游于另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天地……这时，知青特有的种种烦恼（如对未来的焦灼、失落的彷徨）全部烟消云散。当然，也有心绪恶劣得无法自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的单人床便责无旁贷地提前接纳了我，让我辗转反侧（不过，大多时候是木头似的躺着，听竹梢与夜风的呢喃，咀嚼深沟里化不开的寂静）……此时此际，难免不英雄气短，止不住的清泪偶尔也悄悄滚过面颊。
倘有三五个知青朋友来访，那就是小屋的节日了。总要想方设法把饭菜弄丰富一些，毫不顾忌这顿吃了有没有下顿。好在竹林里有竹虫（油炸竹虫香脆可口），溪涧里有螃蟹，水田有黄鳝、青蛙，只要肯出力，饭桌上的风景还不致让我这个主人太难堪。每每填饱肚子，主客便放浪形骸、神吹海聊，专拣高兴的话题摆谈，笑呵，闹呵，全不知今夕何夕，常常通宵达旦。若兴致特别好，则把二胡、笛子、箫、口琴以及护秋守夜用的楠竹梆子一股脑儿搬到地坝里，大家一起合乐，什么《雨打芭蕉》、《梁祝》、《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古今中外的曲调通通拿来，绝不厚此薄彼，只要有一个人记得全谱子，众人便学南郭先生跟着混奏，管弦齐下，千山回应，悠悠袅袅，不绝如缕。
一天复一天，小屋无言地陪伴着我的悲欢；一年复一年，小屋助我从容地抵御着孤独，并使那仅仅为了活着的日子多少透出一点儿亮色。真难想象，如果没有它的守护，我将如何打发那软刀子割头般的十几年光阴！然而，当我怀揣招工单位的录取通知书，背着和插队时一样简单的行李卷，爬上通往大城市的山坳时，却“忘恩负义”地在心中呼喊：
见鬼去吧，从此，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
谁知，记忆老是与我闹别扭，想忘却的偏偏无法忘却。回城后，我住过四星级的宾馆，进过号称一流的夜总会……现代物质文明可以让我目瞪口呆，却无法撩动知青小屋给予过我的那种温馨和熨帖之感；尽管当知青时的种种梦幻大多变成现实，灵魂反而无法找到一个牢靠的皈依之所。于是，每当那被时间和空间阻隔的知青小屋凸现于眼前，我就在心底默诵普希金题在姬姬·渥尔夫纪念册上的诗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作者简介
任宗景，男，1946年12月22日生，汉族。1965年高中毕业后即上山下乡，赴达县专区宣汉县天生区芭蕉公社八一林场，现在重庆某杂志社供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发表各类作品二百余万字，获全国、省、市级奖二十余项，出版散文集《风絮》，中、短篇小说集《情窦初开的时候》，有电视剧及多部专题片投拍。
难忘那年九月九-政治风暴中的知青命运
周永生
又到九月九了，离1967年9月9日正好是40年。入夜，窗外秋雨潇潇，檐漏滴答，我思绪万千，回到了当年。
1967年是我下乡的第三年，那年九月，湖南全省发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九·九”行动，那一天，长沙市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纷纷被赶出笼，挂牌游街，电影院、剧院也因关押审查对象而人满为患。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能幸免。事后听弟弟说，父亲被挂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挂上“反动文人、资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挥部的来人气势颇凶，而祖父却偏不服气，和他们顶撞起来：“你们莫神气，土改是二流子斗地主，等到地主斗得差不多了，就会轮到斗二流子了。”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差点要了他的一条老命。
在千里之外的湘南某县红云公社一个小山村，穷山僻野里的运动却更加野蛮、残酷。
那天上午我送一担公粮到18里地外的允山区粮站，刚一回家，发现气氛不对，我唯一的财产-两只大樟木箱被贴上封条，上写“贫下中农封”，箱子里装的是我喜爱的一些文学书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愤怒，有谁能代表贫下中农封我的箱子？一气之下，我撕去了封条，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
入夜，几个拿着鸟铳的基干民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一块用铁丝穿好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上书“破坏三查一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大字，然后把我押赴批斗会会场。
会场设在大队礼堂，这也是我每天晚上给农民青年上课的夜校，没想到变成了我的批斗台。
会场四周挂了几盏煤油灯，台上书写着标语，台的两边站着一排背枪的民兵，显得阴森、恐怖。我一进场，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号，大队支部书记谭××在台上拉长脖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一撮头发遮着前额，甩来甩去，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说我出身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在此次中央文革发动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公然对抗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说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他还要我交待子虚乌有的反动组织的名称、成员名单、组织纲领、枪支弹药。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为1967年9月在他指挥下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用鸟铳杀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富农，一个是道县修水库移民的外地贫农。我曾经背后讲过他是目无王法的土皇帝，他对此怀恨在心，此次趁机报复。在批斗台上，我又和他顶撞起来：“我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杀害贫农才是反革命……”
“还不老实！”民兵营长打了我一记耳光，将捆我的绳子愈勒愈紧，我的手也一阵阵钻心的痛，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绑刑罚的厉害，绳子渐渐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扫了一下台下的乡亲们，不少人低着头，显然他们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学生眼里都含着泪。我知道，在台上对我张牙舞爪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坏东西。
一阵口号声中，我被悬空吊了起来，剧痛中我晕了过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学生水养、送崽等一群年轻活泼的小伙子在一起。为了赚钱给夜校买煤油，买课本，我们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烧炭。他们在山上砍下杂木树，一根根放倒后，滑下来，我在下面接着，把它们拖到挖好的木炭窑边……当我们干得正欢，突然一声嚎叫，是一只凶狠的野猪向我直扑过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怎么也跑不动。我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已被关在生产队的粮仓中，两个手臂已麻木而且血肉模糊，双脚仍被绳子绑在粮仓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赶闹子（集），我又被押送着参加了红旗公社的批斗会。首先是游街，然后是批斗。允山闹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挂着形形色色的闻所未闻的牌子在游街。我的牌子临时换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子弟”。游街的人有的戴着高帽子，有的还边走边敲锣，队伍排了半里路长，围观的群众把允山闹子挤得水泄不通。
下一个节目又是批斗，作为重点对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斗台。在批斗台上，一个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绳把我捆起来，用一根扁担把绳子反复地绞紧，然后淋上水，绞紧的绳子遇水缩得更紧，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回头望了下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么，不认得我吧，想报复吗？”
我怎么不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患胃溃疡出血，有生命危险，急需输A型血，当时在场的公社干部不愿献血。我正好路过，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献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连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螺旋的力学原理加害于无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动来证实他阶级立场的坚定。
天气炎热，受刑后的两个手臂感染化脓了，而且麻辣火烧地痛，当地的好心人叫来公社的伤科蒋医生，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草药，我每天用它洗敷伤口，药还挺管用。我至今感谢这位蒋医生，没有他的药，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着键盘来回忆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队决定把我移交县治安指挥部、公安局去法办，几个民兵又将我绑送县城，一行人押着我离开了村庄。走上“大干头”，回头看了一下我下放劳动几年的村庄，不禁泪眼模糊。别了，山水环抱的秀丽的村庄；别了，那挺立在村口、苍翠茂密、见证历史的风水树；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别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战友；别了，我那上山下乡知青革命幻梦，我如今与你们永远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