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术的前几天，公社、大队、生产队大肆宣传，动员的对象是家中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现在且又怀孕的妇女。动员说：区医院医生到我卫生院动手术，医生手术高超、安全，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手术的前一天，全公社来了二十多个妇女，她们怀孕都是在五个月以上的，有几个已经要到预产期，马上就要瓜熟蒂落了。本来可以先引产，再结扎，这样孕妇就安全，风险小，痛苦少，需要一周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一步到位，取胎、结扎同时进行。在简陋的卫生院房间里消了毒，烧了两盆炭火，火盆上放着装满水的茶壶，旁边放着装了半桶水的木桶，两张方桌拼搭起一张床，铺上棉絮、手术单，孕妇们就睡在上面接受手术。
主刀的杜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而他的助手邓步棋医生却是中专医校才毕业一年、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从没进行过外科手术的进修和培训，居然第一次就在鲜活的人身上实践。两天后杜医生有事回区医院了，就由邓医生主刀，我院侯盛德医生当助手。
七八个月的胎儿从母亲子宫里取出，生命鲜活（还来不及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因他们是多子女），用一纱布块塞进嘴里，丢入桶中……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多，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罪该万死”。
社员陈新仁的妻子的胎儿取出后个头特大，发育良好，乌黑的头发，有七斤重，取出后被丢入桶中，只听到桶里发出“呼……呼……”声，一直持续十几秒。只见那妇女眼泪长流，不敢吭声。侯医生示意我几次，我明白是要我将煮沸的水倒入桶中。我当时虽然麻木不仁，但无论如何也不敢、不愿、不忍心这么做，婴儿的肌肤娇嫩得像纸一样薄，怎容得下烧热的水更何况是沸水啊！侯医生只好放下手中器械，用戴着胶手套、沾满鲜血的手，毫无表情地将水倒入桶中……手术后有人问邓医生怕不怕？他说：“怕啥？简单得很，就像杀猪一样，有次我用力过猛，一刀划下去，将子宫划穿了，差点将胎儿头皮划伤了……”
手术一年多后，陈新仁的妻子和四五个做了结扎术的妇女又怀孕了，她们欲哭无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天啊！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啊！”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精神上、心灵上、身体上遭受了多么巨大的创伤。伤口还没有愈合，又在上面撒盐！难道中国人口多就应当让她们受到非人的待遇吗？
1968年12月，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新高潮。社办林场被砸烂了，我们全部到生产队插队落户。老知青的回城梦更是遥遥无期，悲观、绝望像利剑悬在我们头上。除了办病残，婚嫁成了许多女知青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
户口像无形的枷锁，控制着、指挥着、掌握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扭曲的婚姻、不幸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普遍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为了一纸户口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对来谈婚论嫁的男方无论认识与否、了解与否，只要对方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农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应该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场女知青杨均枝，在生产队实在待不下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幸福和一生作赌注，远嫁山西，与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结了婚，条件只有“只要你对我好”。算她走运，遇到了好人，夫妻同舟共济，相守至今，儿孙满堂。每当提及当年冒险，她都禁不住感激上苍的眷顾。
女知青夏明芬也是通过结婚离开通江的，男方是北碚施家梁农民，那农民家贫如洗，住着简陋的茅草房。夏明芬在林场称得上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她穿的鞋从来就是自己做的，身体也壮实，绰号“夏蛮子”。婚后七年，生下三个孩子，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又白手起家修起了砖房，由于操劳过度，终积劳成疾。1979年知青大招工时，张明利见到她已面黄肌瘦-白眼珠、颈项、手臂、腿全呈黄色，差点认不出来了，就送了几斤白糖给她，并提醒她去医院治疗。她还为自己马上能当工人、孩子户口可以农转非而兴奋。
殊不知几天后她就丢下三个不省事的孩子，带着一身遗憾与世长辞了。
女知青×××在学校读书时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因父母是所谓“漏网地主”被遣返农村。在重庆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婚嫁西北妹妹那儿。短暂的接触被男方假象蒙蔽，婚后才发现男方心胸狭窄，猜疑心重，文化素质、人品太差，连女知青间的书信往来，也疑心是“恋人”。惹是生非、无理取闹，发展到大打出手，丧心病狂地动刀杀人，将×××砍成重伤，住院，最后离婚，留下心灵上的巨大伤痕。
一些深受家庭出身连累的女知青，为了下一代根正苗红，择偶专找贫下中农、共产党员。有的知青婚后工作、经济收入都不错，只是双方貌合神离，视而不见，行同路人；也有婚后双方通情达理，相濡以沫的和睦夫妻。
1968年4月，小宁姐和我在广州幺姑妈家探亲，幺姑爹是海员，老家是四川盐亭农村人，深知四川农民的疾苦，出于对我们的关爱，给我俩都介绍了他船上的船员。我俩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将婚姻大事看得很慎重，也知道，如果同意这门婚事，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我俩却拒绝了。
1972年小宁姐顶替回了重庆，我一个人孤独、寂寞、恐惧地度过每天的日子，出工、收工、砍柴、煮饭、洗衣，周而复始，机械麻木，毫无生趣。心情格外压抑，忧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只有接到亲人来信，紧锁的眉头才能舒展。插队期间的日日夜夜，就是这么煎熬着、等待着、期盼着，不知命运之神何时光顾，前面将是什么。公社剩下的女知青只有我是单身了，每次独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生怕丛林中蹿出什么坏人来。住房也缺乏安全感，半夜里多次被猫上楼的脚步声惊醒，只有虚张声势，恶狠狠问道：“哪个！……”听到“咪-”的一声，才放下心来。
我们那年代的女孩子，将贞操和纯洁看得与生命一样宝贵，周边单身女知青遭欺负的传言更增加了内心的恐惧，只要风吹草动，莫名的声响，都会搞得我提心吊胆。惶惶恐恐地过着日子，那滋味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给我们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带来了无可言说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灾害”；读书时讲“成分”无端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下乡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工作时遇到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种种不幸都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将徐徐降下，荒诞年月造就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庸无成就、工资待遇低、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贫病交迫。尤其是破产企业和厂矿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弱势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老知青虽然能够做到直面人生、宽容理解、安贫守困、气定神闲，但是为了后来人，却不该忘却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作者简介
唐思齐，女，1949年4月出生，汉族。1965年7月重庆六十八中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上山下乡到通江县新民公社柏桠寺林场；1969年3月到新民公社二大队六队插队；1979年8月到通江县新民公社卫生院任助产师；1981年4月调通江县土产公司；1985年4月达县地区财贸中专学习；1991年8月任土产公司会计；1991年9月调大足糖厂；1992年10月调灯泡三厂分厂任会计。2000年退休。
“团长”、“连长”与“排长”
王令福
这里讲的并非军人的故事，而是关于几个本地场员。1964年四川省达县地区在各个人民公社创办社办林场接纳重庆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教知青学会做农活，每个林场都派入了几个本地农民，他们必须是贫下中农，一般都比较年轻，男性。我们林场的几位本地场员待我们真有兄长之谊，他们是值得记忆的。
我们刚到新农公社五一林场的时候，龙光辉还没来。他是1965年秋天奉命抽调到林场来的，那时候又有一批重庆知青共16人来到林场不久。说是来协助场长彭顺财管理知青的，但是又没有宣布任何职务；据说是共产党员，四大队的大队干部。我们凭借下乡一年来的阅历，猜测此人可能犯了点错误-当然不能犯大了-被贬到林场来的。
譬如说，贪污-将扶贫款装了一些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返销粮有百拾斤进了自家的粮缸；腐化-同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睡过觉。
本地场员背底里叫他“团长”。他在一次填火药的过程中不慎将雷管引爆，左手只剩下拇指，其余四根指头齐掌根炸没了，于是手就变得团团的了，这就是“团长”的由来。
可是残废的左手似乎一点也没妨碍他干农活。照样挖地，只不过锄把加工得扁平一些，便于残存的拇指与手掌扣住；照样犁田，只不过用右手扶犁。他似乎显得比别人的手还灵巧哩。谁都赶不上他的背篼编得好，方方正正、板板扎扎的，既好看，又耐背，而且不硌背。知青回重庆探亲，爱捎点山货回去，托他编只背篼，他是不会拒绝的，回答说：“空了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于是某一天中午，便看见他砍来两根赤竹，在晒坝上支了根板凳，坐下来，破竹，起篾，编织，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经纬交错中一只散发着新竹光泽与香味的背篼就编成了。
我喜欢看手艺人做手艺。龙光辉残缺的手还如此能干，更令我好奇。看见他那残疾的手居然能做出我们所不能做出的物件来，我遐想他健全的时候该是何等能干呵！
我没看见彭顺财场长编过背篼什么的，他也许根本就不会。
我们林场距山顶不远，一排平房紧挨着一座四层的土坯岗楼。据说这里以前是监督犯人劳动的一个住地。彭顺财场长住在岗楼的第三层，第二层住着会计杜国典，是彭顺财从本大队带上来的。知青们都住在平房里。彭顺财只需站起身来，往岗楼四壁墙上都有的外阔内窄的枪孔里探头那么一瞅，我等的行状便一目了然了。
龙光辉没能住进岗楼里去。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还不能息，夜间在煤油灯下一边掰着包谷籽一边“学习”
-听彭顺财训话。有两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讲。
-桂华堂他爹，一辈子勤扒苦做，把钱财一颗一颗地往屋里头捡，儿子却用铁锹往外面掀……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吴熙古不仅有田，还开铁厂，还在大码头有商铺。土改开始时他还算个开明士绅，每次斗地主他都坐在台上。土改快结束时，一次斗争大会上，突然有人跳到台上高呼道：“还有一个最大的恶霸地主没有揪出来，你们说是谁？”台下齐声呼应道：“吴熙古！”
台上问：“把他啷个办？”台下吼道：“枪毙！”于是三五个小伙子跃上台去，将吴熙古拽了下来，拖到河边，“嘭”的一声就崩了。
最初听到还觉得新鲜，日复一日翻来覆去地讲，终于弄得来一听到就心里发毛。彭顺财“后三十年睡不着”，而我们却“前三十年睡不醒”，常常在他的絮絮叨叨中打瞌睡。
龙光辉来了后情况悄然变化。
“桂华堂他爹……”-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个勤扒苦做的典故了。
龙光辉插话道：“人家桂华堂兄弟读书出息了，谁还稀罕回到这山旮旯里的穷家……”
“吴熙古土改刚开始时还算个开明士绅……”
龙光辉接嘴说：“人家就是一个开明士绅嘛，同王维舟还拜过把子哩，把家里的钱财都支援给川东游击队了……”
我们乐于看见他们之间争论，至少不像一个人讲那样沉闷。后来彭顺财就不那么爱讲他那通大道理了，我们乐得早点躺在床上。
这两个人掰着手腕哩，谁能赢呢？龙光辉可是有后台的-他弟弟是公社副社长。
我们等着看戏。
正如他悄悄地来，龙光辉也悄悄地去了。有几天没看见他同我们一起做活路了。
“龙光辉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会再回来了。”-彭顺财答非所问地大声说道。
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些桂华堂他爹之类的故事了。还好有火，我们围坐在火塘边上打瞌睡。
黄贞道两三岁时在火塘边摔了一跤，右手伸进火石里去了，大人们听见哭喊声赶过来将他拉出火塘，烧伤治好后，无名指和小指就打不伸展了。平时无事他总是将右手插进裤袋里，但总得拿出来，一拿出来就有些像小孩子玩“官兵捉强盗”那样将手扮成手枪状。据说部队里官阶到连长才能佩带手枪，本地场员就叫他“连长”。我们知青不这样叫-这未免太残忍了-我们叫他贞道。
贞道是孤儿。父母亲过世得早，是被长他七八岁的哥哥拉扯大的。
他哥哥是从朝鲜战场凯旋回来的复员军人。据说长得十分高大，干活一顶仨，不过吃饭也差不多一顶仨。这就为难了。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评10个工分，不可能给你评30分，连11分都评不上-凭啥？可是吃饭却是吃自己的。别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春夏三顿秋冬两顿，瓜菜代粮……勉勉强强从年头拖到年尾，贞道他哥却时常断炊。20世纪60年代初灾荒年来临，更是饿得嗷嗷叫，估计熬不过去了，不如省一点粮食下来给弟弟。一天，趁贞道不在家，贞道他哥从墙上取下火药枪来，仔仔细细往枪管里填满火药和铁砂子，口含枪口，右脚的大趾头按下了燃着的纸媒子-“嘭”的一声，越过苦海去了。
贞道幸而不像其兄那样高大。
山区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当地农民常常依鸟儿的叫声给鸟儿取名。有一种鸟儿叫“不够”，我以为就是“布谷”，农民们长年累月对粮食的不够有太痛切的感受，因此就这么叫它。有一种鸟儿叫“快快下种”，点小麦时叫得最欢。还有一种叫“几磕钻”（大人勾起食指敲在小孩头上叫敲磕钻），个头很小，叫声却十分清脆，十分活泼，飞行时一栽一栽的，爱与人搭腔-确切地说是爱与贞道搭腔。我们在地边歇晌，传来零星的“几磕钻”
叫声，贞道嘴唇一撮，也“几磕钻，几磕钻”的叫起来。渐渐地“几磕钻”的叫声热闹起来，地边树丛里十来只“几磕钻”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不停地蹦来蹦去，贞道乐得嘻嘻地笑，又黑又亮的小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彩。
这年夏天，彭顺财叫我进山去管一座煤厂。我问：“为啥叫我去？”彭顺财说：“一个鸡蛋，我们得找一个安稳的榻榻放。”这话感动了我，便卷起铺盖卷，带上几本书，去了。
所谓煤厂，不过是两眼狭窄的煤窑。雇了两个啄匠（挖煤的）和两个拖匠（运煤的）；我只负责卖煤，卖得的钱按四六开与挖煤人分。挖出来的煤夹灰多，质量不好，来买的人少。
一天午后，百无聊赖。贞道却提着一个竹笼来了，笼里有一只鸟，我认得那是一只野鸡，雌的。此前贞道曾给我许过愿，要带我去捉野鸡，我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山路前行。这天天气晴朗，苍翠欲滴的群山一览无余，山谷里弥漫着淡紫色的雾霭，影影绰绰地显露出鸟巢般的农舍，漫山遍野碧绿的白夹竹随风摇曳，“哗哗”地低语着，仿佛大山在述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