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万历皇帝通过矿税一共搂了多少钱呢？
明人所著《定陵注略》按月记载了各地税监进奉矿税的总额，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的十年间，这位贪婪的皇帝一共从矿税中搂到了五百七十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两。
五百七十万两白银、一万二千两黄金，城郭之间仅仅损失了这些财富吗？
当然不是！
生产财富和劫掠财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逻辑也截然相反：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劫掠财富的致富速度虽然很快，相伴而生的是更多财富被毁灭。
劫掠一分要损失多少呢？
《明史》记载，这些税监聚敛的财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供奉给了皇帝，其余的或者被税监据为己有、或者就直接挥霍掉了。《明史》中1：3的数字并不是很高，如果按当时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这个比例应该是1：5，甚至是1：10。即使按照最低的数字，当时大明帝国直接损失的财富也达到一千七百万两白银、三万六千万两黄金——几乎是大明帝国十年的岁入。
税监及其手下本来就是“郡邑诸偷”、“黥面者”，这些人从未拥有过财富，也就没有任何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恶根本没有底线。恶劣的人性又在皇宫中耳濡目染了权力之威，这些宦官出京之后的表演可谓荒谬绝伦：有人在饮食起居上模仿皇帝的排场、有人在宅邸门前竖起猎猎黄旗、有人自称“千岁”，居然还有人夺人妻女自立三宫六院！
本就一无所有，他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山东税监陈增曾口出狂言：出了京城我就没打算把脑袋再带回去，先享受了这好日子再说，否则，岂不白来人世走一圈！
让我来说，1：3、1：5、1：10都低估了财富的损失，这个数字远比史籍的记载要大很多，甚至趋向于无穷大。
封建官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妥协过程，行贿者和受贿者就某次利益分配达成均衡价格，这肯定会阻碍财富创造，却没有人去肆意毁灭财富存量。税监的劫掠手法根本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是赤裸裸的杀戮，既然这些毁灭者丝毫没有底线，财富的损失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满城地痞流氓顶着皇帝的名义招摇过市，即使强大若封建官僚也被残害，普通人也就只能在破屋颓墙之中看着儿女啼饥号寒。
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十八万流民突然涌进了京畿之地，堂堂北京居然变成“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城区，兼以日窃”，直隶按察上奏辖区灾荒已经超出了“易子而食”的范畴，因为有人“手杀其六岁儿，烹而食之”！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皇帝自己的金银高于泰山北斗、天下百姓再无糠秕之财，天下百姓没有朝夕之计，帝国又怎么可能有万年之计？万历末年，堂堂大明帝国已经变得“四大皆空”：贤人空、太仓空、百姓家中空、边塞守军也空了……
《廿二史札记》如此评价万历朝：明之亡，亡于万历。
东林党与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搂钱为毕生志向的万历皇帝终于死了。弥留之际，一生醉心于敛财的朱翊钧留下了一份遗诏忏悔一生所为：自我御宇天下，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总之，贬义词用尽）；鉴于上述原因，立即撤回税监、犒劳边军、释放“矿税狱”中关押的所有人员……
这份遗诏，内容是真实的、检查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结果是相当扯淡的！
矿税已经劫掠了天下财富，就连太仓也已经“环视库房，一空如洗”。管理一个帝国需要日理万机，“万机”说白了不外乎三件事：生产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一个庞大的帝国四大皆空，举国皆穷皇帝独富，你还让后人去管理什么？
万历皇帝的儿子是朱常洛，也就是泰昌皇帝，即位仅一个月就因“红丸案”一命归西了。泰昌朝有很多大事，比如“移宫案”、“红丸案”，不过，我们的重点是讨论货币财经政策，这些宫帷秘事还是直接省略。
接下来的继任者就比较有名了，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木匠，除了鲁班大概就属朱由校了，鲁班是一个职业木匠，朱由校只是业余木匠，职业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天启初年，朱由校忙于自己的事业——木匠活，他偶尔也把自己做的东西偷偷拿到市场去卖，每件居然都能卖到几十两银子以上，可见手艺之精湛。由于皇帝比较忙，朝政落入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政治团体手中，据说，东林党人都是正人君子，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四有新人”，史称此时“众正盈朝”。
中国正史编纂者有一种倾向，历史人物非黑即白，忠臣一心谋国、披肝沥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错误；奸臣阴险狡诈、聚敛无度，从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东林党，就是《明史》中的天启朝忠臣。
如此忠臣，“众正盈朝”的天启朝最后怎么会搞得国事糜烂，甚至比奸臣遍地跑的嘉靖朝、皇帝甩开膀子搂钱的万历朝还要糟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初知道“东林党”是因为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知道，东林党并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只是很多朝官曾在东林书院读书、讲学，是“同学加校友”的几大铁之一。明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这样描述，东林党这个名字只是“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也就是说，所谓“东林党”是一个绰号。
天启朝还有一本书叫《东林点将录》，把《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扣到了东林党人的脑袋上。从《东林点将录》一百零八人的背景来看，这些人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是籍贯在江浙一带，二是反对矿税，三是出身多为商人。
对读书人来说“声声入耳”是对的，对商人来说“事事关心”也没错。对身兼官员、商人、读书人的东林党人来说，这样做显然就不厚道了。
天启初年，努尔哈赤在“宁远——锦州”一线跟明朝大打出手，边饷靡费甚重，仅“辽饷”一项就超过五百万两白银。
打仗需要钱，怎么办？
东林党：犒劳边军、赈济灾民。
钱从哪里出？
东林党：动用皇帝的私房钱（学名“内帑”），发帑！泰昌元年发内帑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劳边”；众正盈朝的天启元年，先后五次发内帑“劳边”，一年内发内帑五百万两白银！
今日发内帑、明日发内帑，不足一年时间，东林党花光了万历皇帝几十年搂来的帑藏。然后，大明帝国就真的没钱了。
怎么办？
东林党：没有白银，可以造铜钱、造大钱。
土木堡之变以来，虽然白银是大明帝国的主要货币，市面上还是有铜钱流通的，类似于今天的辅币。白银不可能任意增发，东林党人认为，不能发行主币，还可以发行辅币，虽然面值小，蚊子腿上也是肉，多发点一样也是钱（当年以聚敛著称的万历皇帝也想这样干）。
按照东林党人的计划，天启初年就要铸造天启通宝，计划分为小平钱、当十、当百、当千三种，意在效仿汉武帝的“白金三品”。
铜币虽然不值钱，一枚当千大钱也可以当一两白银用了！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白金三品”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名义上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这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恶政，所谓龙币、马币、龟币都是虚值货币，真实作用是为朝廷抢劫真金白银！白金三品刚刚问世就惹得盗铸者蜂拥而至，汉武帝杀掉几十万人尚且“不能尽诛”。鉴于发行“白金三品”的后果实在是太离谱，人们甚至认为是“龙币”、“马币”和“龟币”中的动物带走了国运，搞得后世两千年再无一个皇帝敢把动物作为货币吉祥物。
如今，东林党人居然想效仿“白金三品”，这就不是书生、商人、官员所为了，而是改行当劫匪了！结果，东林党的铸币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举朝反对，最终只铸造了一批当十大钱。
当十大钱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
答：征税，只针对特定群体——小农！
天启元年（1621年），帝国收入为六百二十四万两白银，其中四百六十九万两来自自耕农田赋；天启二年，帝国收入降五百六十三万两白银，却仍有四百五十一万两来自自耕农的田赋……
为什么专门在农人身上割肉？
答：东林党人是商人，也是官商，他们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割肉。
《东林点将录》中的第一男主角是叶向高，因是首辅，仿照《水浒》被称为及时雨（宋江）。叶向高的祖先曾是地方级实权人物，比如，知县。一个知县当然是不足以发财的，所以，叶氏家族还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业，比如当年的金融业——高利贷；叶向高父亲这一代人（叶常秀）“逐机丝为利，已大饶”；到叶向高这一代成为朝廷首辅，叶氏家族的生意也达到了巅峰。当时，福建巡抚在缉私工作中抓过很多海盗，相当一部分海盗都自称是叶向高家人。
其余，《东林点将录》中的玉麒麟（卢俊义）赵南星、入云龙（公孙胜）高攀龙，等等，这些东林党人皆出身于“治生之家”。
没错，东林党人其实就是集官、商、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最具备掠夺能力的强势分利群体，本书始终鞭挞的一群人。
至于东林党人提出的财经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条，“官民两便”、“贫不累富”。所谓“官民两便”，就是说丝织业等非农行业税赋要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帝国边患也不要挡着我发财的路子，要赚钱、找小农。所谓“贫不累富”，就是穷人不能连累了富人，见到快要饿死的人，施舍一碗薄粥即可，就这个还要量力而行（恤穷民而易于累富民，如煮粥、买米，要以量力而派，必不使富者因贫者而倾家）。
官民两便、贫不累富，如此下去，东林党人、官商将天天都是好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逆天的人物出现了。此人是明末一部超级畅销书《玉镜新谭》的主人公，据《玉镜新谭》记载，他“形质丰伟”，多才多艺（歌曲、弦索、弹琴、蹴踘事事胜人），为人豪爽（囊无余蓄，恬不挂意），胆大心细外加不要脸（家无儋石而一掷百万）……现在，隆重推出大明帝国第一太监，集道德败坏、阴险狡诈、贪污腐败等各种劣习于一身的人渣，贪官、地痞、恶霸的超级综合体，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九千岁”——魏忠贤。
万历年间，二十几岁的时候魏忠贤悍然挥刀自宫，当然，他应该没见过《葵花宝典》、更不想武林称雄，而是为了弄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好去偿还赌债（这在当时是违法的，皇宫没有那么多宦官编制）。
入宫后的几十年中，魏忠贤仍旧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最辉煌的履历是朱由校（天启皇帝）的厨师长。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年贪污个百八十两银子，然后再到赌场上去被其他太监骗走，所以魏忠贤还有一个绰号叫“魏傻子”。
很多人认为“九千岁”之所以被人称为“魏傻子”是因为他扮猪吃老虎。因为，在个别治史者看来，强者的一切都应该是一盘很大的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强者。
关于这个结论，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万历皇帝恨不得朱常洛马上死了，好给福王腾出太子位置，所以才有万历朝几十年的“争国本”。父亲朱常洛尚且不受待见，更何况魏忠贤只是儿子朱由校的厨师长？如果朱常洛在“争国本”中失败，魏忠贤根本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哪怕一个字。后来那个不可一世的“九千岁”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偶然得志的小人，如此而已。
在《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邪恶的太监虽然不能奈何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等武林高手，对文臣武将却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生杀予夺。
真实的历史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恰恰相反：天启初年，魏忠贤主动接近东林党，甚至亲自向吏部尚书赵南星送礼（行贿）；东林党却对其不屑一顾，赵南星不但把巴巴赶来送礼的“九千岁”从大门口轰走，还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警告魏忠贤老实点。
您没看错，在这一幕中东林党人是地主恶霸，魏忠贤才饱受凌辱。
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复杂，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魏忠贤的强项是溜须拍马、引导皇帝去干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制朝局、想获得更多财富，最佳选择就是依靠东林党。所以，魏忠贤最初的选择是妥协，对东林党妥协。东林党并非从不与宦官合作，泰昌年间的“移宫案”、“红丸案”中，东林党人杨涟、叶向高等人就曾与太监首领王安有过极为默契的合作。
天启朝的情势下，魏忠贤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东林党已经根本无法与魏忠贤合作，即使王安在世也不行。
东林党人治国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钱，不准对“官商”动刀子；要知道，皇帝的内帑就是魏忠贤的钱，他绝不可能容许东林党人毫无限制花自己的钱。另一方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幸进之徒来说，聚敛财富的最佳手段是打击最强大的官商集团，而这些人恰恰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VS.（魏忠贤）=（发内帑+既得利益者）VS.（保住内帑+阉党新贵）
双方决裂是必然的事情。
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我把天启四年后的财政收支记录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恰好又能解释得通，也就顺着这个逻辑跟大家聊聊吧。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天启四年，商税从前一年的三百二十二万两猛增至五百四十八万两、次年亦为五百四十八万两，同时，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也从天启三年的六十万两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次年亦为二百二十万两，两年内针对小农的田赋基本没有增加。
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三百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如此税赋比当年万历皇帝的“矿税”有过之无不及，把持工商业的东林党人又怎么可能选择与魏忠贤合作？
在一系列斗争中，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魏忠贤也终于变身为“九千岁”。此后，便是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那段极其荒唐的历史：随着东林党人被屠戮殆尽，大明帝国再无任何人可以抗衡阉党势力，“九千岁”的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扩张，大到买卖内阁大学士、小到刑狱捞死囚，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就连南京内库的金银珠宝也被矫诏盗取一空。现在，大家应该能理解魏忠贤为什么不许东林党任意调配内帑了吧。
阉党成员靠贿赂魏忠贤身居高位，抢劫财富可不像东林党，从来不讲文明、懂礼貌，什么损招都用，除了脸、什么都要。
天启五年，山海关外重镇辽阳、广宁失守，辽东经略熊廷弼因此获罪下狱。为了聚敛财富，魏忠贤甚至冤杀了熊廷弼，而熊廷弼是当时对抗后金的最佳将领，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向熊廷弼索贿五万两银子；可惜，熊廷弼没有这么多钱；魏忠贤就污蔑熊廷弼贪污十七万两军饷，并用于贿赂东林党；熊廷弼因此被传首九边，东林党“六君子”因受贿（部分属于污蔑）被杀，其姻亲皆被抄家，阖家俱破。《国榷》这样评价这段史实：熊廷弼不死于战事而死于时局，阉党不污蔑熊廷弼又怎能诬陷东林？不杀熊廷弼又如何继续“追赃”？
在不足三年之内，堂堂大明帝国居然被更无耻的阉党搞到“搜无可搜、刮无可刮”的地步，帝国的败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甲申之祭
天启七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登上了皇位，即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年号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