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论上，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在张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个傀儡，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论语》，这个十岁的儿童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结果，张居正怒吼一声：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估计就如同当年班主任让我请家长一样。于万历皇帝而言，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使张先生闻，奈何？
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吾非相，乃摄也！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张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而是要当摄政——真正的皇帝！
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万历五年，大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封疆大吏、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则，你再牛，总牛不过张摄政，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万历九年，帝国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
万历九年，做完以上两项，张居正使出绝招——“一条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汉文帝自标，规定帝国田赋不得超过三十分之一。三十税一的税率确实不高，实际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白银没有成为货币的时代，大明帝国田赋直接收实物，简单点说就是种什么收什么，种蔬菜就缴蔬菜、种桑树就缴蚕丝、种粮食就缴粮食。您把蔬菜运来了，先在门口等两天吧，坏了，再去拉一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两倍；您把粮食运来了，太湿，按三折算、再去拉两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三倍；您把蚕丝运来了，陈丝，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车来，税率立马上升十倍……
实物税赋具体按几折算、税率上升几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农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三十税一，实际执行下来，无数百姓就这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田赋好歹是有标准的，徭役就一点谱都没有了，帝国每年都要治水、修路、运漕粮……男子十六岁以上就要为国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况下每年一个月。徭役有很多种，有的只是在当地搬砖锄泥修城墙、有的却是长途运输、有的是让你去前线送死……同样的活儿放在不同时候结果也截然不同，比如，农闲时节没人找你，专捡农忙的时候让你去修路……不能及时播种或收获，咱这一年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税制越复杂，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为了根除这些弊病，自嘉靖年间就有很多名臣试图把税制化繁为简，根除胥吏捞钱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曾经试验，无论正税、赋役一律折价为白银，可惜，这一改革触动当地强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罪名并被罢官。
海瑞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好办法，万历九年，在全国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完成），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
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比如，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五铢钱）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在权力巅峰的时候，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过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
很不幸，一语成谶。
张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杨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话“吾非相，乃摄也”。不幸的是，张摄政和万历皇帝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总有一天那个十岁的孩童也会长大，那时候的皇帝便不会允许张摄政存在。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入了帝国的心脏；三十六年中，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辅在他身边倒下；三十六年后，少年已逝，上柱国、张文忠公回到了故乡，江陵山水应无恙吧！
六十年后，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张允修悬梁自尽，张氏家族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廊之中。
大明帝国，再无张居正！
万历矿税
万历皇帝朱翊钧特别喜欢钱，他对钱的痴迷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史籍对此的评价是“好货成癖”。朱东润先生曾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本是贫困小农出身，生活压力迫使她曾经锱铢必较，进宫之后，她把这种秉性灌输到万历皇帝的骨子里，所以，朱翊钧嗜利本出自天性。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嗜利的种子就已经发芽了。
自从白银成为大明帝国的通用货币，帝国政府再也不能无限制增发货币。在朱翊钧看来，弄不到白银、弄点铜钱也是好的——不能增发百元大钞就弄点毛票。
万历五年，朱翊钧下旨让户部出银子、工部铸一千万枚“万历通宝”，最后所有的“万历通宝”都要归内廷使用。官价规定千文可以换一两白银，永乐之后朝廷极少铸币，民间私铸盛行，铜钱已经蜕化为荚钱，按照当时的市价，六七千钱才能换到一两银子。官铸铜钱不可能减重，如果按照当时市价，一千万枚“万历通宝”至多也就换两三千两银子。堂堂大明帝国皇帝居然为了两三千两银子跟户部、工部纠缠不清整整一年！最后，还是张居正出面才罢铸钱之议，没有干这笔摆明了赔钱的买卖。
张居正死后，那颗嗜利之心开始从幼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贪婪吮吸生民之血的参天大树！
张居正曾经教导朱翊钧节衣缩食，做一个节俭的好皇帝。万历十年张居正被抄家，朱翊钧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老师实实在在是一个大贪官，在他家中抄出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就连他的轿子也有五十多个平米，不但卧室、客厅、观景长廊一应俱全，还专门有童仆在轿中伺候，张居正本人就经常坐在这样的轿子里从北京跑到湖北江陵！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极度刺激了这位周身流着嗜利血液的皇帝，小打小闹铸造铜钱早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贪欲，自此，朱翊钧疯狂的敛财事业开始起步……
——嘉靖年间，朱翊钧的父亲每年要和神仙一起吃掉二十四万两白银。万历十年之后，朱翊钧的胃口超过了神仙，光禄寺（御厨）每年花费居然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要知道，大明帝国全年的岁入不过也就是二百万两白银！但凡有人进谏停止内廷供奉，无论是御史、巡抚还是大学士，也不管请停事项是珠玉、织锦还是平时用的扇子，都会得到如下几个结果：斥责、谪戍、罚俸、追赃、廷杖。其中，追赃最为阴损，你不是要体恤民力吗，这些钱就由你来出！
——万历十年后，宫廷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一项接一项，再也没有停止。偏偏这位仁兄对建筑材料要求又非常苛刻，只要南方的金丝楠木。刑部尚书吕坤曾经发牢骚：一丈粗的树木都是百年之物，都生长在人烟绝少、瘟疫瘴气之地，一木砍卧、千夫难移，每走一步都不知耗费多少人命，这样的木头官价虽逾千金，实际上所费何止万金？
——万历五年朱翊钧大婚，曾向户部借款二十万两白银。朱翊钧下令把此视为定例，要求户部每年要从太仓中拨款二十万两白银。在几任户部尚书和内阁首辅的连番轰炸下，朱翊钧居然签下了这样的批示：“稍待积剩，自然停止。”要你点钱怎么了，等我有钱了自然不向你要了！
即使贵为皇帝，这样花钱也是不行的！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太仓积存白银四百万两，五年后的万历十五年，太仓居然只有存银九万两！
万历皇帝抢钱，有机会我要抢，没机会创造机会我也要抢！于是，大明帝国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无耻的一幕——矿税。
万历二十四年，朱翊钧直接从宫内选出一批宦官为他聚敛钱财，这些人被称为“税监”。税监的权力弗远无界，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独立的衙门，不但不受地方官制约、反而将地方官致于麾下，他们对地方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包括封疆大吏！
面对无可更改的货币规律，矿税的设计非常简单、极具可操作性：既然无法任意增发白银，就直接掠夺白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有银矿的地方就要有税监，所有开采出来白银都要归皇帝所有！
所谓“矿税”顾名思义应该只针对银矿，有银矿的地方税监可以掠夺银矿，没有银矿的地方怎么办呢？
答：有银矿自然要抢白银，没有银矿也没关系，只要税监认为有银矿，一样也要交出银子来！看起来这批税监不但是敛财能手，还个个都是地质勘探专家。
方法1：一块地方确实有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在全县、全州征发徭役，什么也不说先把所有壮丁全部抓起来！什么？“一条鞭法”规定可以用银子抵徭役？很好，拿钱来！
方法2：找到一家富户，经过实地考察勘探，税监及其随从一致认为这家人的宅子下面有丰富的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要派人开采。开采银矿自然要拆掉人家的房屋，什么？您不让拆？很好，拿钱来！
方法3：为做好矿税工作，一定要发动群众，富户家中的银子也算银矿！税监来到一个州县，马上宣布但凡僮仆、佃农告发主人家中有现钱者，告密者赏抄查额的30%。这道“告缗令”让帝国沸腾了，一旦得到举报，税监随即派出一批亡命之徒（请注意，不是差役和胥吏，这些人不会一点顾忌都没有）冲入家中直接抢，人即收监、财即充公！此令一出，“中产之家，破者大半”，堂堂大明帝国的富裕之家再一次被洗劫。
方法4：“告缗令”是一种被动行为，税监能否及时掌握当地富人财产情况完全要看别人的良心，实在是很不靠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比如，找几个地痞流氓打听一下谁最有钱。然后开始勘探银矿，没有找到银矿，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当地富户盗挖了，胆敢偷盗皇帝的银矿？马上按照富户名单抓人！放人？很简单，拿钱来！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可以充分发挥税监的主动性，很快就被推而广之，税监所到之处富人“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硕果仅存的小康之家也被扫荡殆尽。
方法5：抢完富户，还有一拨人更有钱——封建官僚，皇帝抢钱，当官的也不能放过！对县令、知州一级的小干部不用客气，有人把县令投入监狱、有人当堂把县令殴打致死、有人把县令当做斗牛士扔入斗牛场……对巡抚一级的地方干部，诬告、谋杀、绑架，有人在背后告巡抚的黑状、有人在巡抚酒中三番两次下毒、还有人绑架巡抚的儿子……对尚书一级大干部也有特殊待遇——诏狱，诏狱的主管单位是锦衣卫，无论官至几品、位有多高，进了诏狱，家人基本就可以准备后事了。万历朝，诏狱又多了一种新业务——“矿税狱”！胆敢对抗矿税的高官一律关进诏狱，这里监房狭小、冬凉夏暖，有吃饭噎死、痢疾拉死、布袋压死等各种《监狱风云》项目，保证有一款适合你！
方法6：活人抢完了，死人也不能放过！我大明帝国地大物博，土地中蕴含着无数宝藏，比如，古墓。万历二十七年，兴国州矿监奏请盗挖唐李林甫墓，明神宗准奏。此后，湖广、陕西境内古墓全都遭了殃，史称“尽发历代寝陵，搜摸金玉”。
万历矿税，穷人、富人，小官、大官，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放过，劫掠之惨烈可见一斑！山东巡抚杨光训气得拍桌子大骂：所谓税监不过是一群虎狼，白天挽起袖子来硬抢，晚上就去杀人放火，真是罪恶滔天、神人共愤！
万历皇帝并非不知矿税之害，为了给自己敛财，他宁可看着帝国一天天被自己的贪欲淹没。
万历三十年，大明帝国已经“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这年二月朱翊钧病得很重，以至于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此时，皇帝诏令首辅沈一贯进宫，并对沈一贯说：我享国已久，太子就交给你了，矿税不过是权宜之计，自此再不得有人提及此事，所有税监即日还京。
之后，沈一贯立刻将谈话整理成正式圣旨并递入大内（可以理解为文件签批流程，小兵先和领导沟通，然后起草文件，最后让领导签批）。为了应对可能的变化，那个晚上沈一贯没有回家，深夜的时候圣旨送出来了，内容没有丝毫变化，马上停止矿税、税监还京。
第二天，就在沈一贯和内阁大臣抚掌相庆的时候，朱翊钧突然觉得自己病情好转，起码不至于马上死掉了。
朱笔御旨的煌煌圣谕就这样成了废纸，朱翊钧清晨就下令宫内太监去内阁索回圣旨，一连派了二十多个太监，首辅沈一贯就是不肯退还诏书。最后，皇帝命令司礼监太监田义去索还诏书，田义却趴在地上一直磕头。下一个镜头估计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昨天还病得要死的万历皇帝突然来了精神，从床上蹿了下来，还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把刀子，对着田义就捅了过去……
除了被刀子捅过的田义，其他二十几位品秩最高的太监一起来到沈一贯处，据说场面颇为壮观，二十几位炙手可热的太监一起向首辅磕头，鲜血流了一地。那意思很明显：今天你不给，哥们就得磕死在这里了——连我们都知道矿税不能再征了，可诏书拿不回去一样是个死，宫里那位还不得把我们全捅了？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得退还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