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爱牡丹，不只有则天武后，更有中唐名相裴晋公（度），他在病危时仍念念以不见牡丹开花为憾事。不料，翌晨果报有一丛牡丹先开了，家人急扶晋公观赏。三天后才安然而逝。裴晋公是古桐乡（今山西闻喜县）人，他对牡丹如此恋恋，大概也因故里盛产牡丹吧！行文至此，不禁发吊古之幽思，缀律一首：太原盛产牡丹芳，何独花名响洛阳？
魏紫姚黄称北宋，天香国色誉中唐。
西河武后移京苑，士淹汾州赏玉霜。
病笃晋公犹恋恋，只缘魂系古桐乡！
§§§第12节一代雄豪大漠风——读元诗志感
杜甫有“北风随爽气”之句，颂北风者，亘古一家。余读元诗，不禁也有北风送爽之感。自古诗人受“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影响，总好把塞上写得荒漠悲凉。可塞上在元代诗人耶律铸笔下却是“春风开尽马莲花”。同样是一代开国统帅，朱元璋竟以“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为荣，夸耀人前。而元丞相伯颜奉忽必烈之命收江南，要当个北宋的曹彬，不妄杀一人，竟写下了这样令人叹赏的名句：“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不只直抒出进军的豪迈誓言，而且更道出了千古人民的愿望。在我们过去充满大汉族主义的一些史书里，总是把有元一代写得粗野、低下、倒退。有些学者谈古典诗歌；甚至不提元诗，认为元诗毫无成就。可是，一读元恃，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元人第一次到江南，是那样的喜悦、新鲜、亲切：“三千里地佳山水，无数海棠官道旁。风送落红搀马过，春风更比路人忙。”如不是他从北方带来深情，“落红”会这样热烈地欢迎么？江南在元人眼里不只风光如此秀美多彩，创造锦绣鱼米之乡的江南人，他们认为更美：“五月荷花红满湖，团团荷叶绿云浮。女郎把钓水边立，折得柳条穿白鱼。”多么生趣盎然的画图，多么机灵剔透的渔家姑娘！马祖常更写下元代波斯商贾前来贸易的史画：“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可见当时元代的纺织工业多么发达，波斯人竟不惜以美玉来交换。元世祖忽必烈，雄图大略，高瞻远瞩，他取得天下后，一反历代帝王的骄奢，取来大漠生长的莎草，种于御阶，以栏护之，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创业维艰。达不花以诗记之：“墨河万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却望阑干护青草，丹埠智与子孙看。”末代的顺帝虽然腐败亡国，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却不失祖先的英雄气概。元亡后，他率一部兵马退至大漠，坚持抗战达八年之久，一心要学严子陵的不妥协精神：“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亡国之君在历史上很少见能发出这样威武不屈的豪壮之声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哀叹，较之达腊的诗，其境界之差，岂非霄壤之别？当年王国维先生评《饮水词》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这可以用来看元诗吧？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实在应该重新认识元诗，给元诗以公正的评价。不揣鄙陋，因成七律一首志感：一代雄豪大漠风，别于唐宋与明清。
马莲香满天涯路，莎草情深御陛青。
瀚海驼铃输玉紫，江南官道护花红。
精兵百万不沾血，残月清辉犹放明。
§§§第13节诗案种种谈
古人诗案有很多，最知名的如孟浩然的“明主弃”诗案、刘禹锡的“桃花”诗案、柳永的《鹤冲天》、《醉蓬莱》诗案、苏轼的“乌台”诗案。
诗案者，因诗获罪之案也。因诗获罪有种种情况，有的因为在诗中袒露出真实思想而获罪，如孟浩然见到唐玄宗，坦率地道出进京以诗谒见未被赏识《岁暮归南山》的真实处境：“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敞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下子触怒了玄宗：“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于是放归南山，使孟夫子终身不能出仕。
有的因政敌存心陷害，以诗罗致罪名，强拉硬扯，深文周纳，或曲解，或诬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如苏轼受御史何正臣、舒亶及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的陷害。苏诗明明说在城外和农家接触感到比在城中好：“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何等却诬控苏轼是攻击皇帝“发钱以业民”的政策。苏诗本来是嘲讽那些不学法政的昏官庸史：“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何等却诬控苏轼是攻击皇帝“明法以课试群吏”的措施。苏诗本来是祈祷东海增田之词：“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齿变沧田。”何等却诬控苏轼是攻击皇帝“兴修水利”的善政。苏诗“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本来是以三月未曾食盐来言生活之苦况，何等却诬控苏轼攻击皇帝“严盐禁”的法令。而时相王珪甚至把苏轼的一首咏桧诗，诬控为对皇帝的“不臣”之罪。苏轼下狱后，幸亏神宗“无意深罪之”，认为“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终于“遂薄其罪”，放了苏轼。
有的则因诗中有牢骚或诗中的片言只字受误解而偶然获罪的，如柳永，进士落第后，在《鹤冲天》中自我解嘲地吟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了竟“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竟至第二次落第。皇祐中，仁宗命词臣制乐章颂老人星见以祝寿。入内都知史荐举柳永奏呈《醉蓬莱》一阕。偏偏词首一个“渐”字、词末一个“翻”字，引起仁宗不悦，又将柳词掷之于地，自此不复进用。其实，柳词的“渐”字本写秋气渐深，“翻”字本写太液湖波的动态。仁宗却认为这是不吉之兆。
以上三种情况，毕竟都有诗人的诗作依据，其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与牢骚。《醉蓬莱》诗案虽属无中生有，但柳词的秋景描写过于凄凉，没有祝寿歌式的颂扬之情，这确是事实。刘禹锡的“桃花”诗案则不然，它绝不像史书所述的那样简单。试看第一首“桃花”诗《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氏在第二首桃花诗小序中说：“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说得很清楚，是一首纯记游诗。“诗涉讥讽”或“诗语讥忿”，都是后人据“执政不悦”、“当路不喜”给强加上去的。《唐书》站在反王叔文一派改革的立场上，认为刘禹锡等“八司马”受贬，乃因“甚怒武元衡、李逢吉”等权相，故贬后召回一定要作诗“讥讽”当朝。这实属主观臆断之辞，完全与实际不合。刘禹锡在被贬的十年中，武元衡、李逢吉、李吉甫都接二连三地离开权宰之位。武元衡既是刘氏在御史台时的顶头上司，又是刘的导师。武调任剑南节度使后，曾派人专程致刘书函问讯并赠衣物；刘亦向武上书吐冤情、求救援。武遇刺后，刘作《挽歌》，深致悼念之情。其他在位的新旧宰相杜佑、李绛、权德舆、于頔，袁滋，张弘靖等，都与刘有较深的友谊。其他朝廷重臣如王涯、王播、窦易直、段平仲、柳公绰、卢坦、吕元鹰、韩弘、崔群、裴度、令狐楚、独孤郁、元稹、白居易、杨于陵、韩愈等，都是刘的好友。他们之间，都有诗书往来，或同情，或资助。刘在书信中曾多次表白：一旦平反昭雪，“誓当则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此言朝遂，夕死可也。”所以这次召回，他和好友柳宗元是最早积极回朝的（原被贬的八司马，有二人已故，一人早已升迁，剩下的五人为刘、柳、二韩一陈）。北上途中，刘、柳互相唱和，抒发兴奋喜悦的心情：“十年楚水枫林地，此夜初闻长乐钟。”“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花开处处新。”“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看看花（瓜）时欲到，故侯也好回来。”正是由于怀着这样盎然的春情春意回到长安，所以才有兴致去玄都观欣赏桃花。
诗的前两句写赏花盛况，京途染紫，扬尘变红，人们异口同声以赏花为乐事。后两句写新，从前以赏牡丹为盛，如今却以赏桃花为新，而且道观里植桃，已成流行盛事。刘禹锡在别的诗中写过薛道士“手植红桃千树发”；白居易也写过“华阳观里仙桃发”的诗。“刘郎去后”，标明是近十年才有的新事，刘郎在时没有过。“尽是”二字，正以极为肯定的语气抒写出由衷的赞赏之情。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讥讽”之意呢？《通鉴》说谏官见了这首诗“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怒之。”可是，谏官之首的裴度，是援救过禹锡的好友，武元衡又是关怀禹锡的恩师，他们怎么会在援救禹锡回朝之后又以诗案加罪于他呢！
从宪宗即位后迫害王叔文一派的史实看，乃是以宪宗为首的宦官集团，看到刘、柳等回京赏花吟诗，产生了嫉恨之心，于是鸡蛋里拣骨头，极尽污蔑不实之能事，他们自认是“种桃道士”，诬蔑刘禹锡以桃花讥讽新贵，说这首诗把矛头指向朝廷，于是，使禹锡陷入“周章失图，吞声咋舌，显白无路”的境地，“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前途茫茫，如堕九渊，蒙冤去国，又达一十四年！
刘禹锡十四年后《再游云都观》，与第一次游观赏花已完全不同，诗人的激愤之情，不禁凝为冷嘲之语：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他在谢裴相公的信上说出此时的心境：“岂意天未剿绝，仁人持衡，纡神虑于多方，起烟尘于久废。居剥极之际，一阳复生：出坎坷之中，平路始资。通籍郎位，分曹乐都。乔才展旧国之思，行云有故山之恋。姻族相贺，壶觞盈门。官无责词，始自今日。禽鱼之志，誓以死生。”这是挺起胸膛重返朝廷，是嘲讽那些自命为“种桃道士”的当权者们：你们如今树倒猢狲散，而今安在哉！
刘属锡的桃花诗案比孟、苏、柳的诗案要更冤屈得多，好端端一首颂春词变成反诗，而后世的史书传以及诗话赏析一类文章也跟着说是反诗今天实在应予平反，让第一首桃花诗还本来面目。
§§§第14节为韩信鸣不平——读古人咏韩诗
最近电视剧《淮阴侯韩信》的播映，引起许多观众的议论，其实，千百年来，诗人文士早已为淮阴侯韩信鸣不平了。
唐代诗人首先斥汉高祖刘邦妄杀有功之臣，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可怕后果。刘禹锡诗：“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许浑也发出同样的慨叹：“已被封侯拜将的韩信还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那么其他立功之人则‘更将心计托何人’呢！”
宋代诗人张耒更从蒯通（彻）与萧何的比较中揭露：是助纣为虐的萧何之流害了韩信：“登坛一日冠群雄，钟室仓皇念蒯通。能用能诛谁计策？嗟君终自愧萧公。”
萧何昔日曾向刘邦荐举韩信，誉为“国士无双”，认为欲得天下，必须重用韩信，于是刘邦设坛拜信为大将。可是当吕后欲杀韩信时，又是萧何设计诳骗韩信至长乐宫之钟室杀害的。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一类谋士，纯以帝王之喜怒为其处事依据。一个“愧”字，反衬出韩信绝不是这种走狗型的臣子。
清代诗人包彬，进一步提出大胆怀疑：“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
包氏认为，韩信连漂母对他的一饭之恩都要还以重金之报，对汉王的知遇之恩，怎能反生背叛之心呢？还是韩信对刘邦说得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曾佐李鸿章、左宗棠深谙军旅生活的袁保恒揭示出韩信的受害之因：“高帝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
刘邦早在即皇位之前，就曾在赵夺过韩信的印符，到定陶又突然闯入韩营夺其军，由封齐王而改为楚王；即位后，又伪称游云梦，诳信谒迎，械信归洛阳，免去王位降为淮阴侯。其实，蒯通早已看出汉王眼中之敌只有项羽与韩信；而韩信本人在汉王面前也表白过：“汉王只能率十万之众，自己却是‘多多益善’。”刘邦称韩信为“汉三杰”之一，“运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所以袁诗指出：汉王眼中的“两雄”已死一雄（项），尚存一雄（韩）。这一雄，刘邦岂能容其存在？
康熙朝的沙张白更从“酬报”上作文章：“报辱犹官尉，酬恩忍见疑。区区酬报意，或冀汉王知。”
韩信对淮阴凌辱过他的少年（胯下之辱），尚且封为中尉之官，对汉王岂有恩将仇报之理？故对蒯通表白道：“汉王授我上将军，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故吾得以至此。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区区”此心，他是深望汉王能了解的。
所以司马温公评道：“汉之有天下者，大抵皆其（信）功也。观其拒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但是，上述诸家之论均未涉及韩信与胨豨谋反事。只有明代史论家袁了凡曾洞察此中底蕴。“韩信排蒯通之说，彭越拒扈辄之谋，两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势所归，其无反端，晓甚。而吕后必务杀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主臣也，而帝亦为所动耳。”是韩信窥知吕后之阴谋，方起反心，非反高祖，乃除奸灭吕以清君侧也。
韩信被害后，河东有人将其遗骨葬于灵石之高壁岭，建祠墓以纪念，遂命此岭为韩信岭。
至于蒯通劝信与项、刘鼎足三分，亦不为谋反，蒯通受审时对刘邦讲得好：“秦失其鹿（喻无道失国），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当是时，臣唯知韩信，非知陛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既然秦亡，谁能最先统一天下，谁可为王，岂能唯有刘氏独占？那么，韩信为何未从蒯通之计呢？为了酬报刘的起用之恩，“酬功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司马温公语）令后人惋惜顿足而叹的，也正在此吧？篇末匆匆，余亦赘四句凭吊，以示敬意：“诛杀功臣自不平，有人埋骨冢青青。除奸灭吕何曾叛？白黑终归有定评。”
§§§第15节岁暮天寒话诗情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迎春的旧年三十之夜，人们聚首一堂，回首一年收获，展望前程美景，不觉诗意盎然。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老诗人杜甫却在除夕长吁短叹地吟出：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
又过两年，在岳州岁暮他更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战乱生活的苦难图：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儿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
杜老诗人忧国忧民的心肠，越到岁暮天寒时就越受折磨。他一生抱着“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幻想，宁可“吾庐独破受冻”也是死而心安的。
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疾苦，“学而优”的士子是不是就能过上温饱的生活？请看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岁末年关时的惨景吧：
“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曲身得火才微直，槁面持杯只暂朱。食案阑干堆苜蓿，褐衣颠倒著天吴。谁知未减粗豪在，落笔犹能赋两都。”（《岁暮贫甚戏书》）
这时陆游已七十七岁，穷居乡野，卖国朝廷给他的祠禄已满期，他宁肯穷困也不再续要。除夕，桌上不但没有酒肉，甚至断了粮米，却堆满了苜蓿。但是，老诗人豪情未减，仍能挥笔赋诗文，抒发爱国情怀。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诗人，总想挥戈跃马，抗敌御侮。不见用于朝廷，宁肯穷愁潦倒而不妥协，这是多么可贵的坚贞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