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顺治出家问题，并非为某些庸俗趣味而故作海外奇谈。顺治作为清代开国之尊，以二十四壮年之龄；正当初主中原、南方尚未平定、国事纷繁、任重道远之际，突然出家，其影响岂可等闲视之？这是关系到清廷国运的头等大事。即在中国历史上，这件事也够显著的了，谁听说过历史上有哪个皇帝曾甘心置家国于不顾而削发为僧徒的？即使是穆天子、汉武帝、唐玄宗为了爱恋，也仅至于幻想成仙成佛到幻境中去重会所爱而已。谁也不会像顺治这样不管“千秋与万秋”真的“撒手归山去”当个和尚！因此，把顺治放在历史的中轴线上给以认真地研究评价，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至少在研究顺治出家这个问题上，只靠单纯地查考史书，认为《顺治皇帝御制后行状》《清实录》《清史稿》《清凉山志》等史志上没有记述过顺治出家，就急于做出结论，说并无此事，这实在是一种偏颇。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不载史籍者多矣，能说都不存在么？史书，多是官方或具有正统观念的大人物所撰写的，其历史局限及阶级偏见是人所公认的。比如康熙就曾诏谕过史臣：“如以所无之事诬饰记注者，将严惩焉。”“诬饰”二字，谁担得起？谁知道他指的什么才算“所无之事”？于是史臣便宁可不记不注，也不自讨罪名。后来他发现有些应记的事也漏掉了，便加斥责：“不识事之轻重，或有关重大者，不能记忆，致将朕之谕旨颇多遗漏，不行备录。”康熙活着时已发现有遗漏不备者，何况康熙死后雍正朝又大加删节，致《康熙起居注》变成《起居注》中最少的书籍。而顺治朝还未建立起居注官制，而且朝廷内部大事多以满文记载。故清初史籍之详，明矣，更何况顺治出家乃清廷上下所言者。
作为历史研究，绝不能以史书所无，放弃一些有意义的历史人事，以虚无之态处之。我们是具有唯物史观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特别是引人注意的大事，当权者想遗漏不备也是徒然的。因为在朝廷之外，还有读书众多士子可能记；士子们惧而不记者，人民大众还有口碑代代流传。所以治史，除据书之外，更可参照野史外札、文人学士的诗文笔记、群众的民间传说口头文学等。吴村、纳兰成德既是清初著名诗人，又都在帝身边当过近臣，他们的诗文记述，大概可以补史书之不足吧！
§§§第8节玄烨“五台寻父”之迷——读纳兰成德“五台”诗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己卯，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壬辰次长城岭，太皇太后以道险回銮，上如五台山。冬十月，上至五郎河行宫奉太皇太后还京。”（《清史稿·圣祖本纪》）这次纳兰曾扈驾同到五台山。作《驾幸五台恭纪》一首，诗云：“杳杳丹梯上，迨迨翠辇回。兹云笼户牖，佛日现楼台。珠树参天合，金莲布地开。（金莲花惟山中有此种）。共传天子孝，亲侍两宫来。”
这首诗虽是应酬之作，却也写得情景逼真，使我们仿佛看到了翠辇黄盖，迨迨盘桓上了杳杳的五台丹梯，登上了五台。霎时间，佛光普照，楼阁生辉，娑罗大树高参云天，满山寺院开满了映日金莲。山上山下竞相传颂圣天子孝亲，恭奉太皇太后到了五台山。“亲侍两宫来”，既是真实存在，那么《圣祖本纪》所说的“以道险回銮”，连长城岭都没有过，更不能到五台山了，这又怎么理解呢？
康熙帝这次到五台山也写了四首诗：《再驻龙泉关》《冬日登清凉山》《咏马》《初冬自五台山回次日雪》，却只字没有提到奉侍两宫来的话。可是在这以前或以后，凡是他奉太皇太后出外时，莫不专题赋诗为念的。比如康熙十七年九月“奉太皇太后幸汤泉，晋谒孝陵”，就有《奉太皇太后临御温泉恭纪五言排律八韵》《太皇太后驾到温泉》《奉侍太皇太后临御温泉因孟冬享庙暂回京》；二十二年六月“奉太皇太后避暑古北口”，就有《夏日奉太皇太后避暑兴安》。为什么这次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就独独没有专诗呢？这年春天康熙帝去东北谒陵，太皇太后虽没有去，康熙也曾两次问候，一次寄诗，一次进奉鲢鲫（康熙《御制诗集》有《盛京遣使请太皇太后、皇太后起居夜出书奏疏毕偶成》。《圣祖本纪》：“二十一年三月已未……上具启太皇太后、皇太后进奉鲢鱼、鲫鱼”。而这次来五台，如果真因“道险回銮”，那康熙起码应有诗慰问；如果真登了五台，那就更应有诗专咏。岂有只字不提之理？
离五台山时下了一场雪，到龙泉山时雪停。纳兰写了《宿龙泉山寺》诗：“招提偶然到，再宿离喧杂。列岫霁始开，双扉晚初阖。禅心投钵龙；梵响上檐鸽。既闲陵阙望，亦谢主宾答。遥夜一灯深，石炉烧艾纳。”
纳兰到一个新地方，总要多写几首诗词的，可这次在五台山只写了一首。康熙帝二月第一次到五台竟写了八首。纳兰为什么没有多写呢？从这首诗可略知一二：“再宿离喧杂”，原来去五台这些天太“喧杂”了。我们从康熙诗里得知在五台“祝厘交叶人天庆，银榜新题遍五峰”。（康熙《冬日重登清凉山》）曾搞了些祭佛祈福的活动，还到处新题了不少匾额。又“歧阳方校猎，尽龙媒。”（康熙《咏马》）还在歧阳搞过一场校猎活动。如果只是这些，纳兰扈驾是经常遇到的，可以说习以为常，不会有“喧杂”之厌的。还是纳兰自己在诗中说得对：“既闲陵阙望，亦谢主宾答”。一个“闲”一个“谢”，说明可一下子没有了这些使人为难的活动了。“陵阙”者，帝王之陵墓也。“陵阙望”，出自曹操旧事，据《邺都故事》载：“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吾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每朝十五，辄向账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主宾”，即主客，又称典客，专“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主宾答”，即指礼宾应对之事。在五台原来有过这两样活动，使诗人感到“喧杂”。我们都知道清帝陵阙既不在五台，外藩朝贡也不在五台接待，那么何以偏说是在五台呢？顺治陵墓本在河北遵化昌瑞山，号称“孝陵”，如果祭陵当以去遵化为宜，可是康熙帝却偏偏在五台演出皇子“望”皇父“陵阙”的大祭，又有过接待外藩的仪礼，却不见诸史册，又不见诸《御制诗集》。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康熙“五台寻父”的传说，是不是还有些可信呢？纳兰的五台诗透露这一消息，是可引起掌故典籍专家进行研究和探讨吧！
§§§第9节傅山与冰灯
三百多年前的汾河，一片琉璃世界，但听得吭吭声声，走近时看到一位先生正在指挥凌工凿冰。偌大的冰块，几个人抬起，一块块排列在河岸上，几位艺工在专心致志地雕琢着。
这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诗人大书法家医学家傅山先生。他在带领工人制冰灯。
且看他笔下的凿冰场面：“打冰打过旱西桥，断续冲冲声在霄。”
“桥南桥北水晶嵌，春色阑干乱入鉴。绀堕山眉螺子影，红来花胜女郎衫。”
绘声绘色，描画出一片秉烛凿冰的夜景。
这些冰块大多任其自然形态，“颓兀倾歌”，“奇丑任性”。他又到村中友人家寻到古怪的树根，略加雕琢，做成冰灯底座，树根座槽内注入少许水，再放上冰灯，粘合牢固，于是冰灯制成——银海迷离天水光，广寒宫殿斗明妆。
玉壶一点琅玕泪，滴断人间烟火肠。
五十余块冰制成的冰灯，选出一部分陈列在先生的冷云斋中，其余冰灯便散放在天井中。正当元宵之夜，竞自出现如此奇观：“深夜白来莹涵，窗纸森森送翠响，轻净疑雪。披衣问之，正月与吾冰斗光耳。”
怎样“斗光”？有诗道：“石水骄春寒，紫夜玉光发。霜魄粘银湾，冷映流云滑。结磷妒光怪，星箔高搴揭。漉漉五夫人，羽袖争摩。琼林度素魂，相涵晶无樾。长天启盐笑，桂烟散香。”看似句句写月光，实乃写月光映入冰灯之光，是人间天上，春满人间。这里有“玉光发”的光洁美，有月傍银河“流云滑”的动美，有月妒冰灯高揭星帘羞难掩之美，更有月神挥舞羽袖、光满林樾的美，还仿佛听到月神的笑声，闻到月宫发出的桂香。
傅公一连写了数首冰灯诗，其兄认为还不够尽兴，又促他写了一篇《冰灯赋》，痛快淋漓地抒写了对冰灯的赞美之情。
最后又获得一块高八尺、广厚相称的大冰块，以青石托之，十余人以绳索拽扶立起，奇似一座玉碑，在灯光辉照下，“灯影焕霍，文理阴阳，隐有奇字在焉。”
不只个人欣赏，还要请诸好友同享此乐，设“寒冰筵”，行令赋诗，顿觉如“服玄冰丸”一样，“觉无烦热气也”。
傅公制冰灯，赏冰灯，咏冰灯，自有其独特的审美观。其兄傅庚在序文中指出：“弟生有寒骨，于世热闹事无问。”又说，“热客有见”其诗者，“读不数行，当毛发起也。”傅公就是如此厌恶趋炎附势的世风，要以清寒自处，以冰清玉洁自守。他在诗中也说，要断绝“烟火肠”，学山僧“观空眼”，学廉士“饮水心”，要远离“绿舞红歌”，要以酒祭“清魂”，要“光照古人”，“不愧前贤雪月贫”。鬓参鬓沙三百年过去了，元宵之夜在汾水桥头眺望着河水中闪烁的两岸灯影，冰呢？冰块呢？冰灯呢？傅公的“寒冰筵”呢？
§§§第10节雪峰开士与双塔寺——读傅山赠雪峰诗
雪峰开士是傅山的好友，当时是双塔寺的主持。傅山顺治十七年自江南北归，春夏之交曾移居至双塔寺侧之松庄，在这里大约一直住到康熙十一二年左右。他平时常到双塔寺与雪峰开士谈经论史，友情甚厚。既有诗唱和多首，又有文记述雪峰修寺户藏（佛经）的事迹。傅山的五言律诗《喜雪峰开士住双塔寺》写的就是这段佳话：“可怜双塔寺，破坏欲神丛。小劫随阳厄，中兴得雪峰。慈悲到草木，风韵考圆通。树下如来意，崖边护小松。”
从这首诗看，雪峰开士为双塔寺中兴立过两大功劳：一是修复寺院，一是补齐经卷。
原来，双塔寺于明末清初曾遭受过两大劫难：一是人为的破坏，一是自然的旱灾。怎样破坏的？诗人未便明言，而是借“神丛”典故暗含有人为的暴力破坏。《战国策·秦册》“应侯谓昭王曰：‘亦闻恒思（楚大夫）有神丛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神丛曰：吾腾丛，丛籍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籍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高诱注：神丛乃“神祠丛树也。”这个暴徒是诚心害死神树，与神丛赌输赢，只是无赖借口耍花招而已。籍，通藉，慰藉也。神树移至他处三日不退还，树离水土，岂有不枯死之理？双塔寺就曾经遭受过这类恶作剧式的破坏，让人敢怒又不敢言，实在“可怜”，“阳厄”，古代阴阳家认为阳九属旱灾，也叫天厄。诗人既称“阳厄”为“小劫”，相对来说，“欲神丛”当是大“劫”了。这两次劫难，破坏到什么程度呢？从诗人颂扬雪峰开士“中兴”之功看，最惨的是“草木”荒芜，经卷散亡。雪峰开士正当此际前来主持寺庙，诚大旱之望云霓，涸鱼之得池水一样。种植草木，使寺院内仍复昔日容貌，鲜花遍地，绿树葱茏。又将残经剩卷，一一查考。据傅山记述：雪峰开士为了补齐经卷，曾到本地各寺宇搜集补缺，三年未成，又亲赴江南寻求，直至全部三藏（经、律、论）补全，其佛风道韵足成“圆通”正果。圆通，乃佛家语，佛学认为人的耳、目、舌、鼻、身、意为六根，是一切罪孽之源，如能圆通六根，就可以达到不偏倚、无阻碍，明照无二、含十方界、流成正觉的境界。故圆通者，乃成佛之意，观音菩萨就称之为“圆通大士”。诗末意犹未尽，又作了细节的形象描写，使雪峰开士的“慈悲”“风韵”由抽象变为具体，仿佛让人看到雪峰开士在树下躬身种植花草，施肥灌水，到崖边给小松树松土扶干，围草防寒。如今看到的芍药、牡丹、古松翠柏，有些必定是当年遗物吧？如来，乃佛号，是释迦牟尼十种法号的第一种。雪峰开士既如观音一样使经卷补全，广施佛法；又似释迦一样使草木复苏，寺庙中兴。所以傅山特意写《偈》：“恭喜雪峰，办此大事！”又寺内有拙庵，是雪峰开土“以古佛来亲之庵也”。原来庵名“藏拙”，雪峰和他的朋友傅山等人认为：“拙不必藏，藏即不拙，”因为藏则有心，有心则巧，巧则多营，多营虽得，但得而即失。与其如此，莫如“无求”，“无周旋”，“无思虑”，“无为”坚守“拙道”为好。和尚本不饮酒，但雪峰“母老能少饮”，所以雪峰于庵冲特储“名酿”以孝敬老母。傅山与石道人常到庵中饮酒。傅公与道人也不瞒着外人说和尚不“蓄酒”。雪峰不但熟诵佛经，还喜读经史，善作诗，如古之寒山、拾得，是诗僧。傅山曾赠诗曰：“出家何必废田庐，无学仍看子史书。和尚有亲将佛事，耆婆皆母入山居。”耆婆，古印度名医，是傅山自称，他将奉老母去崛围山隐居，言下之意称赞雪峰既事田耕又读经史，既事佛又养亲，令人赞美。
§§§第11节晋阳本是牡丹乡
到双塔寺赏牡丹，常见说明板上介绍某某花种是某朝某代由洛阳引进移栽的。只有古老的“紫霞仙”牡丹标明是明代遗留下来的。洛阳，如今以“牡丹城”誉满华夏，甚至每年有许多国际游客，不远万里前来观赏，实在令人神往。
“伊川洛浦寻芳遍，魏紫姚黄照眼明”。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早就在诗文中记下了魏仁浦家育有肉红紫牡丹，民庶姚家有黄牡丹。于是“魏紫姚黄”遂成了牡丹的名贵品种。昔人将这种名花移栽到太原，乃使今人不费旅途之劳，即可欣赏到这种名花了。
其实，牡丹出名不自宋始，更非自洛而扬名。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述，牡丹原产我国长江以北，到了明代，丹州、延州、滁州，汉中的山地野生牡丹尚有黄紫红白数色。但牡丹应以丹色为上。王维有《红牡丹》诗：“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李白《清平调》：“一枝红艳露凝香”。白居易《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皮日休《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竟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这些大诗人竟誉红牡丹为倾国倾城的“名花”，是“人间第一香”，是“百花王”。刘禹锡赞之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更誉之为“国色天香”，真可谓赞誉得至极至美了。
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长安贵游赏牡丹，盛况空前：“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花价之昂贵至有一本值万金的。他说此盛况由贞元至大和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只追溯到德宗朝，岂不知玄宗开元中已将此花移植到兴庆池东的沉香亭前，竟有“赏名花，对妃子”，“名花倾国两相欢”的佳话。
还有比这更早的记述：“天后之乡，西河（汾阳、属太原府）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今则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唐舒元舆《牡丹赋》）
这里说得明白，牡丹乃则天后之故乡所产。高宗上元元年（674）则天始称天后。此时即从太原府的并州文水移牡丹至长安宫苑，随后普及到士庶之家，而游赏如狂的盛况，早已形成。至大和已经一百五十余年了。
段成式《酉阳杂俎》又记：开元末郎官裴士淹也曾从汾州的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带回长安，植于庭院。至天宝中，已为都下奇赏：“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可见，太原汾州盛产牡丹，自是牡丹的故乡了。
而且紫牡丹也不自魏仁浦时才有。裴士淹诗中早已记下长安慈恩寺有紫牡丹为人争赏之上品：“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
“紫霞”之名，也早于明代。北宋梅尧臣诗：“白云堆里紫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