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年，因病，梦游帝居，及寐，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即舍宅为‘千秋观’，上许之，诏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帝赋诗及太子百官相饯”。
如此恩庞，不是一般朝官所能享受到的。像这样受宠的朝官，又是怀着这样心境回乡，该是衣锦还乡，车马仪仗一定少不了吧？
然而，从三四句诗看，儿童与之相见是那样的无拘无束，竟至“笑问”，可见老诗人并没有以显赫的威仪出现在故乡的街头，而是如普通人一样与儿童相见的。为什么这样不同寻常呢？
假如你知道贺老诗人的风格，就会明白此中奥秘了。《宣和书谱》说他；“晚节尤放诞，自号‘四明狂客’，脱落簪绂之累，嬉戏里巷间，与物无忤。”好友李白在送行诗中说他：“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史传说他的性格“旷夷，善谈论诗谑。”常狂醉，杜甫把他列为“饮中八仙”之首，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与李白初见，赞李白为“谪仙”，手中无钱，竟然“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窦蒙兄弟在《述赋书》中记述他回乡时说：“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允协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鸥而长往。”贺知章就是这样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这样旷达的性格，这样翩若惊鸿的仙风，因此他自然会以平民风度出现于乡里了。
知道了上述的背景底蕴，再反复吟味，恐怕鉴赏就会具体深入得多了。
少小离乡，老大而回，自然是一种安慰；乡音未改，鬓发已白，仍保持着乡土风味，其爱乡土之情该有多么深沉。正因为回乡想起少小离乡之情，才要重温少小离乡之前的童年旧梦，看到儿童正如看到自己的童年，多么熟悉的乡音，多么熟悉的儿童嬉戏的乐园；可是，走到近前一看却并不相识，不免有些失望，深感“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在失望中忽听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于是又转悲为喜。儿童问得多么天真，当年之主反而成客，不识之儿童如今反而为主；自认为“乡音无改”，仍保持少小离乡时之情怀，可是其奈如今老大得“鬓毛衰”，儿童不识已是自然之理；自身虽衰，儿童已长，一代新人，立在目前。一个“笑”字，活画出儿童天真活泼、落落大方的神态，更写出儿童已懂得干预生活，俨然以小主人自居的内在气质。这恐怕就是“相映成趣”的“趣”之所在呢。也即李白所说的“逸兴”的具体表现吧？
《历代诗评注》把“儿童”理解为“少小相见之人”，说这些乡亲好友“鬓毛摧败，不复相识”。这样解释，显然是不合诗人写作本意的。这首诗，喜多于悲，是含着泪花的欣慰，是冬天里的春天，是枯草经春风又见新芽时的喜悦。完全理解为沧桑的悲凉哀音，是有违诗人之“狂”与“逸”的个性的。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看出此诗具有朴实的风格，是一首反映人生沧桑的现实主义诗篇，抒发出老年人的共同感慨，带有普通的人民性，悲凉与欣慰交融，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不只形象感人，而且情真意切，更使人沉醉于崇高美的境界中，同时又为深邃的人生哲理所启迪。所有这些结论，不都是经过上述深入具体地探索全诗内涵所得出来的吗？如果离开对原诗具体深入地探讨，只顾用这些结论性的话来评析，又怎能达到诗的鉴赏目的呢？
§§§第7节一曲长恨歌福临——读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
吴梅村（1609～1671），名伟业，字骏公，晚年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以诗著称于明清之际，所著《梅村集》，著录于《四库全书》，为清人别集之冠。《四库提要》论其诗歌，谓“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代尤称绝调。”梅村乃崇祯四年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少詹事等。后因与权奸马士英、阮大成不合，乃辞归。入清，杜门不出，达十年之久。顺治十一年受人力荐，乃入都补官弘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传说还一度有“虚相位以待”的荣宠。顺治十四年，因见禁社盟、兴科举之狱，乃以奔继母丧而归隐。从其经历看，梅村不是一般文士诗人，而是曾经参与过两朝政事的通儒。故他于诗文之外还有史著若干卷。
吴梅村写的《清凉山赞佛诗》，向来作为顺治五台山出家的依据。可是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却予以否认，他说：“清凉山赞佛诗》，世祖出家，事本存疑，乃去天万里，遽作勘定语。致浅薄者，捃摭及于董宛，殊可闵笑。”
显然，邓说吴诗乃无稽之谈。可是，邓说本身即有明显的矛盾：“事本存疑”，说明疑信各半；“去天万里”，则毫不可信。吴梅村把个毫不足信的事，“遽作勘定语”，岂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撒了个弥天大谎么？
吴梅村是顺治十四年辞官南归的，写《赞佛诗》当在顺治十八年后，居家引退已四年光景。他与子景疏云：“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他常自谓“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怀着这种心情的诗人，自己又是前明的朝官，对新朝天子的生死大事，岂敢说半句谎言？
还是让我们读一读原诗吧：
一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
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
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
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
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
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
翠妆雕玉辇，丹髹沉香斋。
护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阶。
长恐乘风去，舍我归蓬莱。
从猎往上林，小队城南隅。
雪鹰异凡羽，果马殊群材。
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
张宴奏丝桐，新月穿宫槐。
携手忽叹息，乐极生微哀。
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
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
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
披香淖博士，侧听私惊猜。
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
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
薰炉拂黼帐，白露零苍苔。
吾王慎玉体，对酒毋伤怀。
二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
严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
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
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
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
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
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
小臣助长号，赐衣咸一袭。
只愁许史辈，急泪时难得。
从容进哀诔，黄纸抄名入。
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
尚方列珍膳，天厨供玉粒。
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
黑衣召志公，白马驮罗什。
焚香内道场，广座楞迦释。
资彼象教恩，轻我人王力。
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
高原营寝庙，近野开陵邑。
南望苍舒坟，掩面添凄恻。
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
三
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
此山蓄灵异，浩气共屈盘。
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颜。
日驭有不到，缥缈风云寒。
世尊昔示现，说法同阿难。
讲树耸千尺，摇落青琅于。
诸天过峰头，终节乘银鸾。
一笑偶下谪，脱却芙蓉冠。
游戏登琼楼，窈窕垂云鬟。
三世俄去来，任作优昙看。
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
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
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跻攀。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
中坐一天人，吃气如旃檀。
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烟岚倏明灭，流水空潺湲。
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
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惜哉善财洞，未得夺迎銮。
惟有大道心，与石永不刊。
以此护金轮，法海无波澜。
四
尝闻穆天子，六飞聘万里。
仙人觞瑶池，白云出杯底。
远驾求长生，逐日过蒙汜。
盛姬病不救，挥鞭哭弱水。
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
东巡并西幸，离宫宿罗绮。
宠夺长门陈，恩盛倾城里。
侬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诔。
苦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
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
萧萧茂陵树，残碑泣风雨。
天地有此山，苍奎阅兴毁。
我佛施津梁，层台簇莲蕊。
龙象居虚空，下界闻斗蚁。
乘时方救物，生民难其已。
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
长以兢业心，了彼清静理。
羊车稀复幸，牛山窃所鄙。
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
持此礼觉王，贤圣播一轨。
道参无生妙，功谢有为耻。
色空两不住，收拾宗风里。
诗题下有程穆衡笺释：“为皇贵妃董氏咏……贵妃上所爱幸，薨后命五台山大喇嘛建道场。诗特叙致瑰丽，遂有若《长恨歌序》云尔者。”程氏释文讲得很清楚，《赞诗》是专叙顺治帝与董妃的“爱幸”故事的。程氏说读吴诗有“四难”，因为吴梅村作诗是“事关两姓之间，语以微文为主……指事则情遥，征辞则境隐。”故他对吴诗“唯笺诗旨，不及诗辞”，“惟贵核今，无烦征古”，目的是向读者讲清诗中的“情遥”、“境隐”程氏较梅村晚三十一年，又与梅村曾孙砥亭为友，笺释稿曾请砥亭为之参订，故其笺释之可信性无疑问。尤应注意的是，程笺于乾隆年代，而乾隆朝之文字狱并不减于顺治、康熙朝。程氏敢于指出《赞诗》是为董妃而作，又以之与《长恨歌序》类比，如无确证，恐怕他是不敢的吧！
即使不看笺释，我们也不难看出诗的内容。“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双成”，传说中的王母之侍女董双成；“千里草，明明是一董字。前者言董绿盖从天而降，后者言董萎落如花而死。一来一去，概括了董的一生。又”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这”汉主汉皇只能是已主中原的顺治帝，因为历史上从未有一个皇帝与清凉山发生过如此密切的关系，更无有一个皇帝与姓董的妃子到五台演出过成仙成佛的故事。既如此，那么《赞佛诗》就好理解了：
第一首，写董妃与顺治的结合，乐极生悲，董妃劝慰顺治，勿以妾薄命而伤玉体。
第二首写董妃之死，顺治思念之痛，为之做道场，营寝庙，制哀诔，以至要遨游八极。
第三首写顺治至五台山，在世尊说法引导下，有所启悟，而此刻京城已为他大办起丧事。
第四首写顺治以穆天子，汉武帝为鉴，修建佛寺，收起凡心，出家参道成佛。
这四首诗写的是否实有其事呢？让我们对勘一下史实吧。
董妃，确系顺治的宠妃，姓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之女，原是太宗第十一子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王妃。顺治十三年襄亲王因愤致死，八月顺治乃收董鄂氏为皇妃，十二月晋封为贵妃，居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董鄂妃不仅姿容艳丽，而且聪敏过人，处处顺从帝意：顺治孝母，她就对母后“奉养甚至”；顺治好佛，她便参禅拜佛，苦诵佛经；顺治尚俭，她便以俭朴自居，故此董鄂妃遂“宠冠后宫”。
顺治十六年冬月董鄂妃生一男孩，颇得顺治欢心，不料只活了三个月，于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夭折。妃伤悼成疾，于八月十八日薨于承乾宫。顺治先后伤子伤妃，更加悲不欲生。为了纪念董妃，顺治竟至辍朝五日，追封董妃为孝献皇后，于景山寿椿殿大祭二十一天，命八旗朝官轮番守灵，召僧徒一百零八名，启建忏坛、金刚坛、梵刚坛，华严坛、水陆坛等法会，超度亡魂。顺治还亲撰《董鄂后行状》、悼词达数千言。九月初九日，召五台茆溪禅师将董妃依佛教葬仪火化。
据顺治的“玛法”（干爷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回忆录》说，董妃死后，顺治“竟至寻死觅活，一切不顾，人们不得不昼夜守着他，使他不得施行自杀”。
顺治要落发为僧的念头早在董妃去世前即已萌生。《北游录》记他对木陈道齐大师说过：“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他还自认“前身的确是佛，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董妃死后，曾两次召玉琳通琇到京，十月十五日在万善殿对大师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也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十二月初八日顺治受戒，一尊为国师，《玉林国师语录》记载，顺治“请师起名，师辞让，固谓师曰，要用丑些字眼。师书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上则用龙池派中行字，后凡请师说戒等御礼，悉称弟子某某，即玺章亦有‘痴道人’之称”。汤若望也有同样记述：“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清凉山志》记述顺治对出家早有安排，十六年召命阿王老藏丹贝主持五台，十七年“卓锡兹山（五台）”，十八年更“受钵莅众，重葺经堂”。
什么叫“受钵莅众”？当众僧面受佛戒钵依出家当和尚之谓也，这四个字很值得重视：因为顺治死于十八年正月初七日。这个死，是真是假？是不是因其“受钵”而对外称死？
总观上述，与梅村《赞佛诗》基本吻合，《簧佛诗》确实写出了顺治与董鄂妃的生死恋歌。
现在回过头来看诗题：《清凉山赞佛诗》，清凉山，即五台山。佛是谁呢？诗中并未赞五台供奉之释迦、文殊等佛。“我佛施津梁，层台簇莲蕊。”显然是指顺治“重葺经堂”之举。故佛者，顺治也。赞佛，即赞颂顺治出家成佛也。
拙文《读纳兰代北、五治诗漫笔》（见《五台山研究》，1986年1期）曾就纳兰《驾幸五台恭纪》及《宿龙泉寺》诗，提出康熙五台寻父之迷。指出纳兰诗与史书纪事的抵牾之处：纳兰具体写出康熙奉两宫太后已到了五台，登上了一百零八级的菩萨顶。并且在五台演出了“陵阙望”的大祭顺治的仪礼。而史书则只说两宫太后到长城岭，-以路险即驻跸行宫，没有到五台。我以为纳兰诗是可信的，因为纳兰既是康熙的亲信侍卫，又是位正直不阿的诗人。他写诗时，尚未意识到顺治出家以及康熙寻父是清廷后代的大忌，所以他有可能如实写出实际情景。
现在我们把吴梅村《赞佛诗》与纳兰的五台二首参读，益信顺治出家之说是实实在在的了。
前人论述顺治出家问题，大多依据官方史志及汤若望、巧溪等人的回忆录，说母后及若望、玉林、木陈等坚决劝阻。顺治才未得出家。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秉承太皇太后旨意办事的。顺治出家，对清王朝是个致命的打击。当时全国尚未平定，人心思明反清，如果清代第一任皇帝出家事一经传出，江山自会出现不稳局势。所以有关人氏统一口径，对出家避而不谈，只托言皇帝病死，以便遮人耳目，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只据官书来否认顺治出家是不足置信的。其次是有些论者，考证董鄂妃不是江南名姬董小宛，以为有此结论即可否认顺治出家，更属不当。不管二董是否一人，总之顺治是由思念姓董的贵妃而出家的，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
顺治之死，从史书所记来看，可以看出有很多疑窦：顺治正在“受钵莅众，重葺经堂”，说明身体和精神都很正常，那么是什么病使他突然致死的？正月初七已死，为什么直待四月十七才火化？而骨灰安葬为何又拖到二年以后？董妃火葬，是因顺治信佛教，用佛家葬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顺治是清代统一中国的第一代开国君主，他死后当时掌权的是两宫太后，太后怎能把自己的皇儿火化？古代帝王千方百计地请名医用药物保护尸体，犹恐其朽，为什么对这位皇帝偏偏不要保留尸体呢？清代十帝，火化的有几人？所有这些问号，不令人感到顺治之死是反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