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陆游诗八十年之后的除夕，被难在元大都狱中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又是怎样度此寒宵的呢？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除夜》）
个人合家团圆痛饮屠苏酒的美梦虽然作不成了，但是“挑灯夜未央”，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诅咒长夜何漫漫，渴望光明早到来。天不欲曙，也要“挑灯”——光虽微弱，相信也会迎来旭日东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是永远在激励着后世的爱国志士么？
一个胸怀坦荡的诗人，即便生活饱暖，也还会时刻想到人民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正是这样，你看他的《岁暮》诗：
“惨淡岁云暮，穷阴动经旬。霜风袭人面，冰雪摧车轮。而我当是时，独不知苦辛。晨炊廪有米，夕爨厨有薪。夹帽长覆耳，重裘宽裹身。加之一杯酒，煦妪如阳春。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炉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敢于将富贵与穷困对比，而且深感自愧弗如，像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不也是百无一人吗？难怪他作诗一再抒写他的怀抱：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所以白居易当地方官时，为民兴修水利，做过不少好事，甚至还把俸银拿出来济灾扶贫。
苏东坡是位乐观诗人，《（熙宁九年）除夜大雪留潍州，（十年）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诗，写他虽在年关大雪中行役，仍情趣横生：“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下马成野酌，佳哉谁与共？”当他看到沿途百姓“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时，他吟道：“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祝愿雪兆丰年，更黾勉自己继奔征程，积极赴任。
王安石因为是政治改革家，他的（《元日》）诗显然与众不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他对前程充满希望，相信新的必将代替旧的，世界总要发展的，历史定要前进的。虽然他的改革失败了，但是他的诗却永远在激励后人。
清代桐城派的大散文家姚鼐更在乾隆三十九年除夕登泰山观日出，不只写下了著名散文《登泰山记》，还写下了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作歌》，在壮丽迷人的景色中高唱出男儿壮志歌：
“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
这豪情这壮志，不是很不平凡么？
§§§第16节春雨诗话
“清明时节雨纷纷”，今年清明没有下雨，二十天后，舂雨却悄悄下起来了。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大概也是久旱逢甘雨吧，所以诗人竟听了一夜雨声，兴奋地迎来黎明杏花的怒放。“沾衣欲湿杏花雨”是无声的雨，比游丝还细的雨，像雾纱笼罩，轻柔，温暖。
要说写春雨喜人，还得数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宫城。”
既是细雨，又是春雨，既写出雨情，又写出雨美，真是一场喜雨啊！
“舂雨贵如油”，谁不喜爱春雨呢？可也别说。“桑条无叶土生烟”，旱象多么严重，老百姓盼雨祈雨，可是朱门贵人却正沉醉于酣歌甜舞之中，“犹恐春阴咽管弦”，怕阴雨空气湿度大，影响乐器，误了他们的享乐。同样是梅雨连阴，“农人辛苦绿苗齐，正爱梅天水满堤，”而有闲阶级却怨：“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使他们心烦意乱，“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原来梅雨影响了他的棋客光临。
最近这场春雨还没下透，多么希望下几场透雨，淋漓痛快！你看：“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钓船。还似洞庭春水色，晓云将入岳阳天。”这雨下得多么急又多么广啊！“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舍后荒畦尤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雨带来了万物的蓬勃生机，“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雨催动了农忙。“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具尽，东方殊未明。”冒雨夜耕不知疲，因为心中春雨正孕育着秋的收获。
§§§第17节大器必定晚成吗？——从对李贺、纳兰的评价谈起
近年有一种论调，说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诗人必然要大器晚成。以李、杜为例，成器都在四十岁以后，而李贺因二十七岁早逝，就算不了大器诗人，只能算是一“怪”。在对清初诗人纳兰成德的评价上，也有权威专家发出惋惜的论调：说他如不早逝，定能有更大的成就。可惜，纳兰既年轻又是贵公子，生活有局限，阅历浅，因此其诗词不免有些浅薄。
这真是奇谈。大国怎么就必然决定诗人要“大器晚成”呢？而早有成就的诗人为什么就不能称为“大器”，而成为“怪”了呢？这有什么必然的逻辑？
按理说，早成与晚成只能据具体人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由于个人素质修养与所处环境的不同，有人早成，有人晚成，乃是自然之理。很难设想，在周围都是文盲的环境里能出现一个早成的诗人；也很难设想生在诗书世家一个不爱学习的浪荡公子会成为大器晚成的大诗人。但是，一个有天才又勤奋的人，又有好条件，不早成为诗人才是怪事呢！李贺出身皇族，其父是与杜甫有交谊的挚友，且做过县令。从他骑驴经常出外寻诗就可知其家庭教养之深和个人学习的勤奋。十八岁作《高轩过》诗，即受到大诗人韩愈等赏识，并因其不能应举进士作《讳辩》为其辩诬。杜牧把李贺的诗比之于屈原的《离骚》，李商隐则称贺诗为“才而奇者”。其好友沈亚之更说贺诗“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他自己也在诗中叙写过，都争相邀请他赴宴，并将其新乐府被之管弦流播演唱，一时倾动皇都；他自诩如建安“才高八斗”的曹植一样受到欢迎。如果李贺还够不上大诗人，那么中国诗史上还能剩下几个诗人？何况大诗人屈原娴熟辞令文章，博闻强记，二十二岁就入以议国事，出以应诸侯，草拟宪令，也不是晚成；贾谊二十岁征为博士，三十三岁早逝，更非晚成；王粲十七岁作《登楼赋》；曹植二十七岁作《七步诗》《洛神赋》；陶潜少年作《五柳先生传》，三十四岁作《归去来辞》；谢灵运少年期即写出大量山水诗；而写“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刘希夷还没活到三十岁。即以李白而论，也非晚成，“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能“凌相如”，还不算早成么？杜甫也非晚成，“往昔十四五，出游瀚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班固、扬雄不能算小器吧？十四五即似班扬，不是早成是什么？白居易虽属长寿诗人，可是他的名诗“野火”“春风”却是写于二十岁以前。李商隐受令狐楚赏识时不过十多岁；“雏凤清于老凤声”的韩冬郎也是十岁时即有“老成之风”……真是举不胜举。
至于纳兰成德，虽只有短短三十一个春秋，但他的一部《通志堂集》就足以证明他是大器早成的。作为诗人词家，他不只写出702首词（李白776首，杜牧400多首，李商隐600首，温庭筠诗334首、词66首，辛弃疾词626首）而且还有诗词理论著作。他的《渌水亭杂识》更是一部知识宝库。就因为他是宫廷侍卫，是贵公子，就断言他阅历浅、见识狭，难成大器，是片面的。岂不知他不只博览群书，更远“战梭龙”，跋涉万里，他的边塞诗词比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之和还多，还广。仅以《咏史》二十首而论，就纵论上起周秦、下至南宋二千年的历史，人物几近百人；内容上既有千秋名分的儒学思想，又有反暴君苛政的反强权精神，既论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与联合团结，也论及封建王朝的腐朽教训，有帝王的丑史奇闻，也有将相、英雄、义士、仁人的丰功伟绩、血泪辛酸。更值得称赞的是，纳兰诗词，从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而是独辟蹊径，选人所忽视之重大史实，论人所未悟之新论。比如，他曾在诗中为人称“魏狗”的公休鸣不平，不只洗清了千古奇冤，而且明辨了忠与逆的是非曲直。诸葛亮唐宋以来一直被众多诗人赞颂备至，可是，纳兰却从历史教训上指责诸葛亮的失败，一责他未建国史，二批他用人不当，三怨他违背永安遗命，致使刘禅丧权亡国。言前人之所未言，见前人之所未见，其深刻敏锐的历史观，又岂能以年岁大小来衡量？王国维称他的词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梁启超誉他是清初第一大学者；唐圭璋说：“容若清初一大词人也。文比谊、舒，武拟颇、牧，求之历代词人中，实罕有其匹。”这些评价，实非过誉。
我举这些事例，绝非只认为诗人必定大器早成，而否定有晚成者，只是认为我们评价一位诗人时，不宜以年岁大小论成就，应该根据他们的诗词创作来评论高低。像上述诸诗人的年岁，史传早有记载，你可以说他成器的早晚。如果像郦道元只知其卒于公元527年，岑参只知公元760年前后在世，高适也只知卒于公元765年，可文学史上对他们的诗文早有评价，并未因其生卒年不详，怕他们有早逝的而不加评价，或否定他们的成就。知人论事，要看他的言行；对诗人评论，则主要的要看他的作品。不管是七岁写的，还是七十岁写的，都得以作品实际的质量评析中做出公正的评价，绝不应因为年岁小就鸡蛋里挑骨头，说人家这个不是，那个欠缺；而对年高的就一味吹捧赞誉什么“炉火纯青”等等。应该实“诗”求是，好就是好，劣就是劣。对今之诗作者更应如此。老前辈固应尊重，年轻新秀却不可低估。尊重不等于盲目吹捧。劣品次品是老前辈写的，也不应强为辩护；优品佳作虽是少年写的，也不应随意贬抑。对作品评析，不关人之年岁，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总之，早成未必不好，晚成也未必就不好，好与坏一定要以作品论成败。
§§§第18节钱鹤滩的《明日歌》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两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教育人要珍惜时间。它的原诗是：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东流水，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是清代诗人钱鹤滩写的。语言白话，意思好懂，却发人深思，使人联想，不觉怵惕心惊。
几句白语，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教育效果呢？
首先诗人抓住普通人常说的一句搪塞话“明日再说吧”的“明日”二字，用启发方法引人注意，这“明日”可是个无限的日程啊！
接着从人的一生来考虑，如果事事都待明日解决，那将一事无成，你看这岂不可怕！推而广之，世上人人如此，受累于明日，年复一年，不觉便老态龙钟。
然后典型地描写一天一天从朝至暮的无聊，看看流水，水总向东流，并无变化；看看红日，日总向西坠，一直如此。流水和日月就是这样无情地被你目迎目送，有什么意思呢？
最后又叫你算算百年明日有多少。你算算吧，那更是惊人的：一年三百六十天，百年三万六千日，但是这三万六千日如果去掉不懂事的童年和衰老的暮年，那就只剩下三分之一是你可以活动的岁月；可是这仅有的三分之一又有二分之一属于睡眠；剩下的二分之一再去掉吃饭、休息，又只剩下白日的二分之一了；而这二分之一又要出现一些意外的干扰，如疾病，约会……又只剩下二分之一的几分之一；你如果不有效地把握住这么少得可怜时间，又将剩下多少呢？
古人对时光珍惜的名句，大都从流水、日月的飞逝上大做文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伟大的诗人屈原更发出：“汩（gu，指时光如流水）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停留）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耒吾导夫先路！”所以后人便有“逝水流年，一去不返”之叹，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感，又把时光比喻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中心目的都在督励青年应趁大好时光好好学习。《说苑建本》上讲得好：“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读《明日歌》者，可不深思也夫！
§§§第19节“蝉噪”何以“静”，“鸟鸣”何以“幽”
“蝉噪林益静，鸟鸣山更幽”，这两句诗乃是梁·天监年间（503～519）诗人王籍《入若耶溪》诗中的名句。
王籍约公元502年前后在世，字文海，琅邪临沂人。好学，有才气。作诗学谢灵运。他的身世，只知是梁武帝天监中期的湘东王谘议参军，还当过中散大夫。《梁书·文学传》上说：“郡（会稽）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常游之，或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益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请看诗的原文：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益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若耶溪在浙江绍兴南，若耶山下。“艅艎”，也作余皇，是船名。前四句，只是一般地写出泛舟时的天光水色：船儿荡荡飘飘，水儿悠悠漾漾，云生山岫，影逐波回。这是目之所得，然后心旷神怡，不觉依栏瞑目，四外万响俱寂，只是有时传来一阵“蝉噪”，或一声“鸟鸣”。这时大概船已停桨，没有水浪之声；林已无风，没有枝叶飒飒之声；山更幽深，毫无呼啸之响，所以蝉声，鸟声才能入耳。最末两句，突然在美景的静赏中，想起归乡来，要归隐山林。为什么？“长年悲倦游”，一个当官的，总游在山水之间，不是偶然为休息游，而是“长年”；游得次数多了，也就深感“倦”了。是仅仅倦于这山水之乐事吗？不，不是的，这样有才而又好学之士，当为国为民多做一番事业，岂能单做或总做“游客”耶？于是“悲”由衷来。可见这时诗人的心境该是如何的死寂，没有这样的心情怎能感出这蝉的微声、鸟的轻鸣呢？
《寒厅诗话》记载：“王半山改王文‘鸟鸣山更幽’句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直是死句矣。学诗者宜善会之。”王半山就是王安石，他为什么乱改闹成千百年来的笑柄，只因一、他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二他当时还没有王文海这样的心境，等到他受打击时，就病了，不久于人世了。因此，生活经历和诗人的心境决定诗的个性。至于表现技巧、艺术手法，那只是为抒发诗情服务的。成功的诗篇，都是有个性的诗篇，同一景物，诗人感受不同，写出来的诗也就各异。《颜氏家训·文章篇》单纯地探求王文海这两句诗是“生于”《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其实王文海写诗时未必就想到这两句古诗，倒是他颜之推读书联想而及于此罢了。好的警句，绝非模仿所能达到，必须是至深体验凝思的结晶。
§§§第20节吴道子山水图与颜真卿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