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手法上，诗书画也有密切关系。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画得那样潇洒自如、挺拔苍劲，和他精湛的书法艺术是分不开的，而他的书法之所以能超俗独创一格，又与他的能诗善画紧密相关。
诗吸收绘画手法，会使诗境的可视性更加鲜明生动。运用透视法，使用诗境可以如望远镜一样把景物摄入眼底：“槛外低云岭，窗中小渭川”。（岑参）“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李白）运用衬托法，使诗中的主体形象更加突出动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遥望洞庭山水绿，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五月榴花耀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朱熹）运用明暗映衬，能增强诗的立体感：“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运用速写手法，使诗的画面生动逼真：“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雷震）“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叶李）通过画面中景物的移动，可以增强诗的动态感：“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王驾）“天街小雨润如酥，遥看有时近却无。”（韩愈）
好诗配以好画，使诗意更加感人，如老舍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齐白石为之作画，使人看到泉水从山石流出，带有点点蝌蚪初次远游，仿佛听到母蛙正在山石背后鸣叫不已，依依惜别，不断祝福孩子一路平安。
好画配以好诗，更使画意向纵深拓展，如齐白石的《鱼塘小鸡》，画得生动活泼，可是一经老人题诗：“草野之狸，云天之鹅，水边刍鸡，其奈鱼何！”便顿觉画境深化，引人遐想了。
特定内容的诗或画，如以相应字体的书法写出，便会相得益彰。启功先生的条幅：“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写的就有诗情画意：“系缆”二字，似缆绳在风中飘动；“野风”二字舒展潇洒，又似旷野风吹之意；而“开”与“白莲”之间，隔一空白，在“月初堕”的气氛中又给人以爽目一新之感。先生写“光摇玉斗三千丈，气傲金风五百霜”时，则以浓墨近楷，大笔挥写，益显诗中的浩然正气，给人以端庄肃穆之感。李苦禅画鹰，王雪涛画石，钱松岩画山水，都是各以其画的相应字体题诗，显得异常和谐统一，给人以特定的美感。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诗书画作者，多是向各自的艺术个性发展，不顾横的联系。写诗的不懂画画或不会写字，写字的不会吟诗或不懂得画画；而画画的又不能吟诗或写字。记得启功先生谈过他的体会，最初他会画不善写，所以人家请他作画不要题诗，他受此刺激，于是发奋练字，以至成为书法大家。他的字之所以能写得那么好，和他的古典文学的高深造诣、绘画的深厚功底、个人情操的高洁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常常听到某些朋友谈一己的艺术时，总要摆脱“横向”联系，说书法就是字的艺术，不必总得写诗，要追求字的本身美，于是出现了今天所见到的某些“画形字”，好像原始时代没有文字时图摹物象一样。某些朋友画画也是只追求物象形似，搜集很多物象的写生素材，届时拼凑成画，不顾背景的变化、时代的思潮，一己的情怀，只顾描摹客体的逼真。某些朋友写诗，写得口号化或抽象又朦胧，一味追求哲理、深度广度，离开形象思维，不从绘画或书法艺术中吸取营养，其结果却并不动人。
诗书画三者的结合或溶化，就是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在倡导艺术个性强化的同时，也不该抛弃这一好的传统。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发展一己的个性，又要继承传统相互吸取应有的营养，使各自的艺术真正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艺术境界。
§§§第11节从《晋祠铭》看李世民
“晋祠铭碑”是我国著名历史文物之一，不仅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它是我国最早的行书刻碑，是第一座由帝王亲自撰文并写的铭碑。铭文既表述了李世民兴邦治国的思想，又在景物描绘中抒发了政治家坚如崇山、灵如流水的博大胸怀，是儒学中的政论，是写景中的妙文，又是书法中的珍宝。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645）东征失败后归晋阳养疴，翌年春病愈，遂于晋祠写下了这篇铭文。是年五十岁，不料过了三年即与世长辞。所以此文可以说是太宗生平思想的终结，是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其主旨即倡仁智。铭文是四言的韵语，基本重复序文内容。序文前段论述周代兴盛之因，引为唐代立国之典范；后段论述隋朝因违周道而灭亡，唐朝因行周道而振兴。作为名胜古迹的鉴赏，可放下不谈，单看序文中间四段，确有艺术价值。
首先，李世民使神为我用，他不过多地去探求那些荒诞无稽的天玄地妙的变化、隐晦难明的神理。他首先在序中，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描绘了祠庙楼阁的高大雄奇，既超过蓬莱仙岛的金阙，又胜过昆仑顶上的十二所玉楼，神座之高使月变低，神树之珠犹如流星之美。这几笔确实写出晋祠的亭台、仙阁、神佛洞府的壮美。山崖上下，错落高悬，恍如凌空的琼楼玉宇，给人以超尘脱俗之感。
其次写出山之高崇，足以雄镇三晋，标举北国。悬崖蔽日使之失去红色，峻岭横空现出一片碧翠。山花如彩霞铺锦，岚峰似浮水莲开。日月辉映下光石如平滑之镜，如“霄明草”之光泽浏亮；而松萝之茂密浓郁，简直要把深谷遮盖得昏暗无光。再衬托以烟雾缭绕，五彩缤纷，霜雪与山石相映，使隆冬呈现出暖意。经过这番描绘，把这座吕梁山脉的巨峰形象活出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接着又把山人格化，写出山的四种品格：惠施给人间以和风雨露；至仁至善，使鸟兽愿与之相亲；刚节坚贞，治乱不变态，寒暑不易节；宽宏大量，可以育万物、资四方。真是众美所归，神居圣地。为了突显山的坚定性格，又将南方罗浮、舞阳二山与之相比。相传广东罗山之西的浮山，原为蓬莱一阜，浮海而南，与罗山并体，遂成罗浮。又湖南熊溪南有座移山，本居水北，经夜汛雨而移至水南。经此一比，就更显出悬瓮山确是“灵岳标奇，托神而为固”的矗立难移之概了。
下段写水，“飞泉涌砌，激石分湍”，八个字写得极为生动，泉从砌石飞涌而出，遇石崖激宕分流，这是历史遗留的画面，今天已修成井甃式的静泉。《晋祠铭》一文处处从飞泉的动态着笔，溪流有方有圆，如圣贤能屈能伸；水上烟迷雾绕，但水始终清澄见底，如英俊之才的纯洁；泉源流注不绝，但又不泛滥成灾，春涧有冬冰之美，冬岩有春苔之秀，新疆的疏勒、庐山的飞瀑，都比不上此境之美。即使是清澈的泾水，还与浑浊的渭水同流；碧海黄河，也时有变化，都不像此泉永葆恒态，永不变节。真如神仙一样令人敬爱而引“肃清”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篇末提出：敬神祭神，不要以为把“玉币”“丰粢”呈奉上去就会通神，而应该加强自身“贤德”的修养，这才合乎神的旨意。对于山水的赞颂，实际上正是李世民对自我人格美的抒发，也是他“仁智”安邦治国思想的体现。他写后人对此山水的敬慕，正是希望为君者要永世拥有贤德之民的爱戴。
清初大诗人朱彝尊曾集杜诗为碑亭撰联曰：“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不只概括了铭文的思想，也赞颂了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的历史功绩。
§§§第12节自然的流露可贵的真情——读《石壕吏》中“老妇”的爱国母亲形象
一个忠于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他所写的作品，往往在自己主观拟定的主题之外还有他自己未曾意料到的副主题出现。这种副主题，大多是读者读出来的，也即平日所说的作品社会效果往往会大于作家的主观创作意图。杜甫的《石壕吏》就是一例。
《石壕吏》是杜甫于安史之乱中写下的组诗“三吏三别”中的一首。诗人主要在写“有吏夜捉人”给这一农家带来的苦难，重点在揭露：“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在“怒”的淫威下，妇家之“苦”令人惨不忍闻：老翁仓皇跳墙出逃，三个儿男上了前线，有二男新近战死，家中遗下寡媳怀中吃奶的幼孙，穷困得“出入无完裙”，最后逼得老妇都得走上前线。一时间，真够得上家破人亡了，兵乱之灾，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可是，杜甫却绝没料想到，在这首诗里却为诗国里塑造了一位古代典型的伟大的爱国母亲形象。
诗人本来为了揭露官吏抓兵，逼得“老翁逾墙走”，家里无人应对官吏，只有“老妇出门看”。可这一看，却使老妇形象在这一诗剧舞台上现出光辉照人的亮彩：是她集全家苦难重担于一身，掩护老翁，替代老翁来应对官差；是她掩护儿媳幼孙，保护全家的安全，有如遮风挡雨的大树，屹立人间。
老妇口述儿媳的情况，本来是为搪塞官吏的追逼求索：说三个儿子参军了，两男战死了，够惨的了，你们还抓谁？儿媳出入无完裙，又怀抱乳下孙，你们还搜索什么？可是，就在这一机智的应答声里，我们看到老妇实乃一位平安史之乱的战士母亲，她为平叛战争献出三男，以至家中生活陷入如此困境而无怨言。“有孙母来去”，儿媳如不是因为给幼孙喂乳，也将上前线与儿男一道去平叛。不但如此，还把生存者与“新战死”的“二男”对比，认为“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死者已完结了人生应尽之责，存者却苟活于人世，相比之下，深感有愧于死者！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这四句本来是为了揭露官吏抓丁之残酷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这四句乃是老妇主动对官吏请求的话，并非是官吏威逼恐吓之词。“力虽衰”，是老妇自身的不利条件，“备晨炊”，却是老妇上前线的有利条件，“请从吏夜归”，是老妇主动要求支援前线平叛战争的积极行动。“请从”，是唯恐不让去的急切要求；“犹得”，是在其他一切不利条件中自己主动提出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点点贡献；“急应”二字，更托出老妇心情之火急如焚。她为何要“急应河阳役”呢？原来：“郭子仪九节度围邺城，诸军既无统帅，城久不下，上下解体。官军与史思明克日决战，未及布阵，忽大风吹沙拔木，天地尽晦，咫尺不相辨，两军惊溃。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甲仗，遗弃殆尽。诸节度各溃归本镇。”（《通鉴》卷二二一）
平叛战事如此惨败，老妇因此才要“急应”，而老妇作为民间普通农妇来说，能了解河阳战事的危急，主动要求“急应”，则其一片平叛爱国的激情不是跃然纸上么？
“请从吏夜归”，妇女参军的行动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社会是否有其现实的依据？这只要看史书的记述，即可相信它是事实。
“肃宗乾元元年（758）十一月，许叔冀奏：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甘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营讨贼，皆补‘果毅’。”（同上引）
这是中国妇女史上最可宝贵的一页，说明当时妇女不但有参军的，还有领头率众聚义的，而且还不只一处，从河北、河南直至甘肃，妇女普遍自请参军讨贼。《新婚别》中的新妇对其参军出征的夫君就说过：“誓欲随君去。”虽然主要在表示爱情的弥坚，但从中不也透露出妇女当时有参军的要求和行动么？因此我们说老妇正是这些爱国女性的集中概括的典型形象。
还有一点值得赞美的，老妇与封建道德的“独善其身”相反，她不只掩护了老翁，保护了儿媳幼孙，同时她还掩护了投宿的诗人老杜。诗人自“暮投”直到天明，一直未及出面与吏周旋，可是，老翁的“逾墙走”是他目睹的，“吏呼”、“妇涕”、“致词”以及“登前途”，“与老翁别”，都是他亲闻亲见，那么他身居何处呢？难道不是在内室么？老妇说儿媳“出入无裙”，既是保护媳孙不被吏之所扰，同时不也在掩护投宿未逾墙走的客人老杜么？吏只有儿媳屋未进，老妇家也只有此一室是藏身之地。在封建礼教男女有别的时代，老妇居然能破此例而掩护一位外地的过客，这不是高度的舍己救人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明人王嗣爽曾感赞过，“此老妇盖女中丈夫，至今无人晓得。”（《杜臆》卷三）但是，他只注意到老妇出门的胆略，教翁出逃的机智，致词中智勇善辩的应对之才。清人浦起龙较王说进了一步，他说：“偏云‘力衰’‘备炊’，偏不告哀求免，其胆智俱不可及。此意《杜臆》语焉而不详。”（《读杜心解》卷一）还是胡夏客接触到杜诗的爱国题旨，他说：“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哀怨，详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至杀身弃家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故媚娓言之，义合风雅，不为诽谤耳。若势极危亡，一人束手，四海离心，则不可道已。”《水谷集》）胡先生的鉴赏力还是相当高的，他认为《石壕》诸诗固然揭露了吏的“怒”、妇的“苦”，看似尖锐对立的矛盾，可是，当“国家不幸多事”之秋，这一对矛盾必将统一于杀敌救国之一途。老妇正是“至杀身弃家不顾”的爱国民众中的一员。她和“投杖出门去”的老汉、“勿为新婚念”的新妇一样，都是反安史叛乱的爱国民众。前些年有人在研究中只顾抓住吏与妇对立的一面，却忽视了“请从吏夜归”的敌忾同仇的一面。甚至认为胡说的“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是美化封建君主，搞阶级调和。其实，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在封建社会里，只要君主肯为国家着想，即顺民心，民即拥护响应。唐肃宗于仓皇之际，在西北能调发民力以镇压安史叛乱，这正是顺民心的壮举。民对安史之乱有切齿之痛，怎能不应召奔赴战场去英勇杀敌呢！
说杜甫在揭露吏“怒”妇“苦”之余，也有意写民欲成“一时恢复之功”是对的。这从“三吏三别”组诗中可以看到。但是，在《石壕吏》中如果要说诗人有意塑造老妇是一位伟大的爱国母亲形象，则不够确切。因为标题写的不是“石壕老妇”，而是《石壕吏》，则题旨重点自应是揭露吏抓丁给民带来的疾苦。而老妇这一形象，只能说是诗人在忠实于现实的写照中，由于具有平叛爱国之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与主题相比，这却是更自然的流露，因而也是更可贵的真情。
§§§第13节“推敲”轶事杂谈
偶读宋起凤的《核工记》，联想到贾岛选用“推敲”二字的轶事，感到如遇此景，用“推”字不是很好吗？
“枕山麓一寺，老松隐蔽三樟。松下凿双户，可开阖。户内一僧，侧首倾听。户虚掩，如应门，洞开如延纳状。左右度之，无不空。松外东来一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山顶月晦半规，杂足束星数点……”
你看，小僧做佛事夜归，老僧早已有了准备，不只门虚掩，为其徒夜归方便，而且还迎候于门内，闻足音则立即为之洞开。师徒如此亲密，老僧即或迎迟，小僧也只须推门而入即可，正不必敲门惊动安睡的老师父。虚掩留门，体现了师爱徒之情；推门不响，又体现了师爱徒之情；推门不响，又体现出徒尊师之意。如是，自当以“僧推月下门”为佳。
可异，贾岛写的不是这一画面，而是《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为什么有人误以为是写寺庙的幽趣呢？恐怕问题出在《诗话总龟》这段记载上：“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作‘推’字，炼之未定。”
既称“得句”，就孤立看这两句，发现“僧”敲门，那一定是寺庙之门了，于是产生猜想。但是《唐诗纪事》上不是这样记的：
“岛赴举至京，骑驴赋诗，得‘僧推月下门’之句，欲改‘推’为‘敲’，引手作推敲之势，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