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大理寺卿尹嘉铨因称大学士为“相国”而被斩，那只是一起偶然的冤案，不能以一概全，说所有称“相国”的都要处斩。且不必翻更多的史书，只就手头的清籍略翻一下，便可看到“相国”二字，比比皆是。在《进士纳兰君哀词》中就有张玉书、杜臻、严绳孙、翁叔元等康熙重臣称纳兰父明珠为“相国”。乾隆朝大文豪袁枚在《小仓山房尺牍中》就先后给尹、高、嵇、蒋、阿诸“相国”致函。而《清人艺苑卷十记载，“石庵（刘墉）相国有爱姬，能学公书。”
宰相一词，刘墉在其祖先墓联中就曾出现过：“合祖孙父子，十二宰相九封侯”。如果说这包括历代，那么请看光绪朝的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所撰楹联曰：“后人胜似前人，尚书侍郎宰相”。宰相，乃张之洞自称。
如此说来，开乾隆和历史玩笑的不是《宰相刘罗锅》，倒是容若君对文学和历史开了个小小玩笑吧？
§§§第36节更应知其二——从读元稹《三遣悲怀》谈起
元稹（779-831）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中唐著名诗人，又是著名元剧《西记》主角张生的原型，而《西》剧本就是根据元氏所撰写的《莺莺传》《会真诗三十韵》和《梦游春七十韵》改编的。故事写他二十二岁与莺莺（双文）恋爱的经过。二年后，元稹为秘书省校书郎时与太子少保韦夏卿女儿韦丛（成之）结婚。婚后五年，岳丈与妻先后逝世。韦丛死后，元稹一连写了三十多首悼亡诗，怀念韦氏。《三遣悲怀》即为其代表作。
广相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荒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绿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唐诗三百首注疏》蘅塘退士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出此范围者，无以浅近忽之。”但是，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考证，认为元稹“委弃寒女（莺莺），缔姻高门（韦丛），虽缱绻故欢，形诸吟咏，然卒不能不始乱终弃”，和他“干谀近倖，致身通显”，都是“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所以元氏说什么“永久笃挚”、“守礼多情”，“亦不可信也。”
我年轻时对陈先生深怀敬意，故对其考评坚信不疑。如今老了，离休有时读书，不觉读完了《元氏长庆集》。掩卷静思，觉得寅恪先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学，确有开一代学风的贡献。他认为元稹之所以不惜巴结奸佞以求宦途步步高升，忍弃心爱情侣攀高结姻，乃南北朝以来仕婚之风气所染。但，这只能说明社会风气之共性，尚不能概括元稹一己之个性。
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又是进士出身的仕宦（由士曹至同平章事），他的思想品格表现绝不会简单的，应该是复杂的，多面的，有变化，有发展的。比如仅就仕婚这两方面看，元稹在仕途上虽有不惜亲倖求荣的一面，但也有触忤阉宦的一面，既有见利忘义一面，又有关心百姓疾苦的一面。在婚恋上，元稹的情况尤为复杂。就以《悲怀》诗来看，各异烧穿戴真那么苦吗？结婚那年，元已授秘书省校书郎，三年后授左拾遗，出河南县尉，又任监察御史。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描叙其婚后生活是这样的豪奢：
“新修履信第，初食尚书禄。九醖各圣贤，八珍穷水陆。秦家重萧史，彦辅怜卫叔。朝馔馈独盘，夜醪倾百斛。亲宾盛辉赫，妓乐纷晔煜。宿醉才解酲，朝欢俄枕麴。饮过君子争，令出将军酷。酩酊歌《鹧鸪》，颠狂舞鸲鹆……”
这哪里有一点“百事哀”（穷困超常人）的影子呢？那为什么这诗写得这么苦呢？白诗道：
“良姻在嘉偶，顷刻为单独；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
原来，在他妻子书丛去世之际，他的靠山岳父韦夏卿也死了，又因弹劾贪官、触怒宦官而受辱驿门，遭贬江陵士曹。这一串打击，使他“惊悲忽然寤，坐卧若狂痴。月影半床黑，虫声幽草移。心魂生次第，觉梦久自疑。寂寞深想像，泪下如流澌。”因此，他的悼亡之情是真的，只是把心境化作生活苦境，有些夸张而已。
至于说莺莺为“寒女”，门第低下，实乃附会臆想之词。《莺莺传》明明写着“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从莺莺仪态风度及善诗文看，亦应断言为大家闺秀。张生（实即元之假托）为什么弃莺莺如“一梦何足云”呢？《传》文中张生说得十分清楚：“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诬莺莺之语），是用忍情。”是元稹抛弃了莺莺，才借“妖孽”之名以污之，又为自己作了丑恶的掩饰。因此白居易以佛理启示：“尘应甘露洒，垢得醍醐浴。障要智灯烧，魔须慧刀寥戈。”尘垢迷眼魔障缠身，正是情欲所生。纵观《莺莺传》、《会真诗》、《梦游春》诸篇，所念念不忘者，皆为男欢女爱之词，二人陶醉于情海，如癫如狂，忘乎所以，是乃无稹青年时一段荒唐史，春情梦也。他后来经仕途挫折、婚配早丧，他叹息“一梦何足云”，不正是经过一番洒尘浴垢、烧障寥戈魔才略有醒悟么？
看来，简单地以当时“仁婚”世风给元稹的婚恋下个“弃寒攀贵”的结论，是不够全面确切的。只知其一，更要探求其二其三。起码应看到元稹在仁宦生涯中，既有攀高权贵的一面，又有与奸佞抗争的一面；在婚恋问题上，既有青春期的浪漫荒唐，也有中年期的沉痛反思。他如果真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白居易又怎会与他结成“平生心迹最相亲”的知音之交呢？
§§§第37节诸葛亮与魏延是非谈
五十年前读祝秀侠先生的《三国人物新论》，见书中论诸葛亮北征伐魏，讲到魏延欲率精兵五千从裦中出秦岭经子午谷直取长安，较之诸葛亮出祁山占陇右再绕道取长安，既省时又省力，是以祝先生批诸葛亮之胆略照魏延相比实在是怯懦愚钝，是他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因为年轻好胜，-所以对祝先生的论断赞佩不已。
而今年逾古稀，重读《三国志》注意到《魏延传》裴注所引的《魏略》原文：
“夏侯杼木为安西将军，镇长宋。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杼木少主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裦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以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垅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魏延传》写得较简括：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对诸葛亮的战略计划没有较完整的论述《传》文只说不用延计，“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亮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阵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震响。”在战术上，魏散骑常侍孙资曾指出：蜀军“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
据上引资料分析；魏延之计确是速战速决的良策，既取捷径，省时省力，又能早日攻取长安。岂不知魏明帝也不是省油灯，早已派曹真到郿西拒蜀军，派张郃南守斜谷以拒汉中裦城之敌。一旦蜀军出现在长安周围，这两路大军一返回，再加明帝从东路返回，再加夏侯楙军，四面包抄，魏延微微的五千兵岂不全部覆没？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速战岂不变成了速亡？
诸君亮不愧料敌如神，他扬声出斜谷取郿城，稳住曹真驻足困守，而乘其不备西攻祁山，使魏家朝野震恐，于是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纷纷降蜀，陇西大片土地为蜀所占。从战术上看，明显胜延计一筹。
再从战略上看，魏延只是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从未考虑长久之计，你只占领了长安就算恢复汉室了吗？曹魏政权已历经三代，东拒孙吴、西敌刘蜀，岂你魏延五千兵马所可战胜哉？而诸葛亮则不然，他以“兴复汉室”为己任，“还旧都”，必须在消灭曹魏政权之后才能实现，才会一劳永逸，才算汉家真正复兴。所以诸葛亮不以一池一城的取得与否为目的，而是要以“明肃”的军纪，争取北方民众的归心，取陇右，建立东进的根据地，稳扎稳打，进退自如，逐步实现宏伟的蓝图，天下的一统。
由此看来，诸葛亮与魏延之别，正是远见与浅见之分，鸿鹄与燕雀之比。
§§§第38节《后出师表》岂能是伪作
去年8月的《黑龙江晨报》，上，王闻新先生著文论《《后出师表》之伪》，一曰《诸葛亮全集》及《昭明文选》未收此文；二曰此《表》消极悲观，与诸葛亮励精图治精神不合；三曰赵云死于建兴七年，此《表》写于六年，却说“丧赵云”是明显失实；四曰此《表》为亮侄诸葛恪力主伐魏而伪作。
我们都知道；建兴五年（227年）三月诸葛亮率军北伐，临行曾上《前出师表》，道及北伐背景及目的：“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亮本想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令马谡、王平守街亭，自督大军出祁山，不料箕谷、街亭均告战败，于是斩马谡、李盛，贬赵云为镇军将军。诸葛亮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引咎自责，认为错皆在自己“一人耳”。至建兴六年十一月，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有疑虑，亮乃上《后出师表》，冷静地分析了魏吴及蜀的局势，特别对敌强我弱、友邻的离合，对赵云等大将曲长屯将七十余人及从西南带来的千余精锐将士的伤亡，心情十分忧虑沉痛。较之《前出师表》的豪迈必胜心情，实有天渊之别。所以《表》尾坦陈当时心境曰：“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者见（预见）也。”
据上述概况，来看王文的四点论述，就不难认识到：一、《后出师表》应属蜀汉王朝的秘密文件，不宜外传，只有当蜀汉灭亡后，方能流落世上。所以未入《诸葛亮集》是正常现象。至于《文选》可能因《后表》不见《诸葛亮集》而未收之。二、至于诸葛亮情绪没有上《前表》时积极进取，更是自然的，受那么大挫折，怎能不心绪沉重呢？三、既知陈寿未见过《后表》，故对赵云之死于建兴七年，只能是闻之于传说。诸葛亮身为北伐统帅，对叙“丧赵云”等，感情十分伤痛，孙吴将军诸葛恪怎会伪造此细节？研究历史必须重第一手资料，《后表》所述自当比第二手史志概述更为可信。四、诸葛俗在伐魏争议时曾对众人说过：“近见家叔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可见亮当时之心绪令他很受感动，王文说恪是为了说服众人才伪造此表。我们不禁要问，诸葛恪为了说服众人伐魏，为何不伪造必胜之词，表露积极之情呢？诸葛亮的悲壮之声怎能鼓起孙吴将校的伐魏斗志？恪言亮表也只是借友邻伐魏之讯，聊表己伐魏之深情于万一罢了，何必伪造此堂堂大《表》骗众人呢？
《后出师表》至诚至切之言，深沉浓重之情是任何人也伪造不了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审查史料之精纯为历代所称许的，在述蜀将亡时未据《赵云传》述其“建兴七年卒”，而是全文转录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因为《表》中已述及“丧赵云”之故。司马光在赵云之死上相信了诸葛亮的《表》，而放弃了陈寿的《赵云传》，因为陈寿《传》与诸葛亮《表》文比较，属于间接的第二手资料。辨明此点，则“明显失实”之说自不成立，王文四个论据的主要支柱站不住了，其论题“伪作”之说也就自然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