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何老“顺势谈谈”的，不料竟给扣个大帽子是“封建传统意识的有害的侵蚀和桎梏”。何老说：“在旧社会里，可怜的庶民们，第一只盼望有个好皇帝，少施虐政，让百姓透口气；第二盼望有个清官，少刮地皮，断案公平，让百姓少受冤屈；天高皇帝远，纵有清官也管不周全，于是在明君清官之外，还是希望出几个路见不平，拔刀仗义的侠客，除暴安良，为无告的百姓出口冤气。”这些善良的愿望，何老却说是“无助群众的求助幻想”。说武侠小说“迎合”这种幻想，就是“精神鸦片”“是拖思想解放和群众觉醒的后腿”。
试问何老，在旧社会群众有这样善良的愿望有什么不对的？小说家能“迎合”群众愿望又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出几个李世民、玄烨这样的好皇帝比出桀纣、始皇还不糟么？难道出几个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比出秦桧、鳌拜还坏么？难道出几个武松、陈真这样的侠义之士比出蒋门神、西门庆还坏不成？何况今天的武侠小说随时代的发展，早已不写“公案侠客”的内容了，大概何老对武侠小说比对言情小说还要生疏吧！
武侠小说我没看过几本，也是从电视剧里看到的。我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反洋，清末民初东西洋人要瓜分中国，故中国男儿起而抗争，保国保家，保民族尊严，电视剧《霍元甲》可为代表；一是写武林宗派斗争，消灭叛徒，清理门户，可能针对当今社会的复杂矛盾而编写的。至于金庸的代表作《鹿鼎记》，看似荒诞，实际却可以说是一部清初生活的历史画卷，作者搜集大量文史资料一一注明，像这样写小说的真还少见（因为看的少，不敢妄谈为“空前”）。
§§§第32节关于《西湖》绝句的作者问题及其他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首诗署名，一为苏轼（1037～1101），一为杨万里（1127～1206）。署苏者题名曰《西湖》，署杨者题曰《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署苏署杨，各自选之，向无争议。初看，以杨题为是，标题具体，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但细审，诗写西湖六月荷景，与送行情境似不够贴切。倒是苏题《西湖》二字切题。可是查遍《苏东坡全集》并无此诗。是南宋孝宗时（1163～1189）无名氏编的《锦绣百花谷》后集卷三收入此诗，记在东坡名下，题为《西湖》。
按：《锦绣百花谷》，分前、后、续三集，各四十卷，分类录事，所引古籍甚多，于宋代轶事逸诗，蒐集尤富。据其自序，知为成书于孝宗时代。距东坡逝世已六七十年。而杨万里及林子方均为绍兴进士，孝宗时杨为国子监博士，林（名枅，字子方）为信州知府。杨送林当在此时。
凡蒐编前人遗作，多在几十年后，未见辑当世诗文者。乃因古代既无新闻报刊及时发表，又印刷亦自费时费工。杨氏既与《锦》书同时，故杨诗当不可能入编，当是苏诗无疑。
那么《晓出》诗题文该作何解释呢？首先，应信杨老诗人不会冒以苏诗为己诗，杨氏乃宋代大诗家之一，且为人尚节操，学界尊称诚斋先生。唯一解释：苏诗《西湖》绝句流传七八十年，已脍炙人口，林子方赴信州之际杨氏以苏之《西湖》诗送行，勉励、祝愿子方先生如西湖荷花之盛，出类拔萃，不负苏老前辈对后生之期望。杨知林亦熟苏诗，故未署苏名，随乎书之，后人遂以为杨诗。
后人书前人诗词，不署前人名者，屡见不鲜。僅就案头《郑板桥书法集》就有扇面“西塞山前白鹭飞……”《书为体乾年兄》，未题张志和名；扇面“江东贾客木棉裘……”《书似艺园大长兄》，未署苏轼名。
最为有趣的是明人海瑞写的条幅“旅馆谁相问……”五言律诗，流传到一裱画工手里，解放后其子孙献给海南海公祠管理处，请专家考证鉴定，认为诗虽不见海公集，但确认系海公第二次出山旅途除夕抒怀之作。其实此诗原题为《除夜宿石头驿》，是唐诗人戴叔伦的作品。不料六百年后却被明谢榛贬为“体轻气薄如叶子金”，于是并八句为六句，把广西的容县石头驿误当作长江南的石头城了：“灯火石头驿，风烟扬子津”。
正是：昔贤名句随情写，后世难求辩始真。考证溯源何苦累，水情酣饮在诗醇。
但求诗隽韵永，不必追求作者为何人。《唐诗》三百，知作者名者有几人？《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传唱千古，又谁知作者何人？
§§§第33节也谈研究“死的文化”
近从报刊上见以一篇嘲讽“死的文化”和专攻这种文化的学者的文章。该文说“死的文化”即指古代“如枯柴干而无味”、“书山文海”的典籍，而这种学者则是“不食人间烟火，鲜于过问世事”的人，是“明哲保身以隐求显”的“儒家”。
先不必分析此论的是非。就近两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两则报道来说：发现恐龙蛋群，又发现新的甲骨文，谁不惊赞这是考古界的重大收获！这是关乎多少万年、多少千年的古文化研究，是“死”去多少年多少代的文化，但是它的研究意义不是受到全世界学术界所肯定的么？
再看古代的“书山文海”，秦始皇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焚书坑儒”，把秦以前的“死文化”给毁掉了，使后世无从探知秦以前的种种文化知识精华，成为千古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幸亏有秦遗民伏胜等知识人士口传古籍，才使得后世能读到一些古书，谁能说这些传承“死文化”的学者是“以隐求显”的“保身”之徒呢？
《诗经》“关关雎鸠”的纯真爱情传统，屈原“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进精神，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民胞物与理想，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士，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誓死捍卫国家的壮志情怀，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渴望救世贤才的出现，等等这一脉传承的民族文化，虽经千百年风雨不是益加光芒万丈么？谁又能说研究这些文化是“枯柴无味”呢？
至于说到专攻“死文化”的人，更属歪曲之谈。谁都知道，大千世界，纷纭复杂，人所涉足的门类，万万千千，当兵的只管打仗，务农的只顾耕耘，做工的一心生产，医疗治病，教师育才，学者研究，文人写作，“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为民请命的鲁迅固然伟大，可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未必就渺小。研究古籍的学者，皓首穷经，毕其一生之力耕耘于书山文海之中，为后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呕心沥血，其功不可没。我们又怎能去苛求他们再去写社论，论时事，或奔于政坛，驰骋于世界风云之中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只能从事一种行业，一类学术研究，不可能研究西夏文同时又研究现代军事学，更不可能研究学术又同时参与时事评论。“躲进小楼成一统”，只能专心埋首于学海书山中，才能最终有所发明或发现，为人类做出一己的一点贡献。
§§§第34节《商君书·算地篇》“惑”字试解
高亨先生的《商君书注释》把《商君书·算地篇》倒数第二段的“惑”字，解释为“迷途失路”（见《商君书注释》第6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我们认为似难成立。这一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外〕。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
本段“入农”与“出战”对举。这是商鞅针对秦国初兴的状况采取的措施。秦当时需要变法改革，实行农垦，不使劳动力外逃；同时还实行“徕民”政策，招国外之民来秦从事农业劳动。这时的秦国尚未向外扩张，作战主要是为了保国安邦。高先生的译文由于把“惑”字作“迷途失路”解，于是把“出”字作了不同解释：第一个“出”作“对外”解，第二第四个“出”作“远游”解，第三个“出”作“到外方去冒险做客”解。其实，这几个“出”与“入”相对应，都是动词，是出国的意思。商鞅要求人民要统一思想：“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用多种禁条阻止从事农业以外的行业，目的是使人民一心务农，安居于农垦而不外流出国。具体的做法是使人民生财之道完全依靠土地，让人民认识到外流害多利少。人民靠土地致富，就朴厚，不逞“能”，不诡“诈”，把外流国外看成是危害，这就“惑”。“惑”与“朴”相应，“朴”既是一种朴实的美德，一心扑在祖国泥土上的诚朴敦厚之风，“惑”怎么能忽然变成“迷途失路”了呢？“惑”，也应是民德之一才对。
入——朴——农勉，出——惑——战戢。
这是一组对人民的要求，人民在国土上都达到“朴”，就能使民垦事业胜利；而出国达到“惑”，就能使作战勇敢，节节胜利。如果“惑”作“迷途失路”解，那怎么能作战呢？更何谈胜利之有？
我们认为“惑”在这里应该是明大体，知爱国，不叛逃的意思。查：惑又作械。《正韵》：械，获北切，音或，与或、惑通。又《荀子·不苟》篇有：“谁能以己之憔憔，受人之或或？”《注》：或，憎也。而《荀子·劝学》篇又有，“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锻昏”，乃精诚专一的意思。《集韵》；惛或作；《玉篇》和《尔雅》，敬也，爱也。再从字源上考查，“或”是“域”的古字，也是“国”的古字，有人口，有土地，有武力，构成一个有独立主权的疆域，在此范围内谓之一国。那么或字下加一心字，显然最初造字也是一心爱本疆本土、一心爱邦国的意思。《康熙字典》在“或”字注文中也说：“按六书有假借，或本是邦，或字借为疑。或字后人加土为域，加心为惑，而于或字，止作‘或人’、‘或曰’之用，并其本意而忘之矣。”
从上述考察中可知：惑字本是从或演变而来的。加心、加土和加王一样，有土为域，有王为国，有人心怎么能成为疑惑或“迷途失路”呢？人心戴或（国家），正是人心敬国、爱国之意。惑，正是在这一含意下，才与或、昏、通，解为精诚专一，引申为一心爱国之意。
只有这样理解“惑”的含意，才能合乎《算地》篇的本意。“托危于外则惑”，认识到托身于外则危莫大焉，自然会心向祖国，产生爱国心。有了爱国心作基础，民才能做到“出则惑”，到外作战，经得住考验，不忘故国，忠于祖国，才能“战戢”，勇于战，胜于敌，使邻国危，最后彻底断绝叛逃思想，也就更“安居”，更“恶出”了，更一心“属于农”、“壹于战”，使国富兵强，达到“圣人之治”了。
§§§第35节谁说“清朝无宰相”
《文摘报》1380期载容若文《清朝无宰相》，说：“刘墉不是宰相”，“宰相刘罗锅》不但是开乾隆的玩笑，更是开历史的玩笑。”理由是：宰相、相国、丞相都是明朝以前的制度，自洪武废丞相职（应是制），至清沿袭不改。并说乾隆甚至把称大学士为“相国”的大理寺卿给处斩了。在这里，我认为容文不但语言违反逻辑，而且观点也片面，犯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宰相，本诣中央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历朝历代均可采用的泛称，特别在民间更广为使用。说“清朝没有宰相”，等于清朝没有最高行政长官一样，是不合逻辑的。哪个朝代没有最高行政长官呢？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秦汉叫丞相、相国、三公，唐宋叫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同平章事，明清叫大学士。这都是宰相。正如皇帝一词是泛诣国家最高独裁统治者一样，秦以前称王，以后称帝，不能说秦以前无帝或秦以后无王。
说“刘墉不是宰相”，更是不合事实。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清朝设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体仁、文渊、东阁），均有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秩正一品，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实乃宰相之职。既如此，说刘墉是宰相，有什么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