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白、柳永的短长》一文，觉得文中指责某些文学史教科书好为名家辩解，似乎有些道理；但是，接着作者提出；李白、柳永二人不但未曾受过打击，而且还多亏遇上了好皇帝唐玄宗和宋仁宗才发挥了二人的专长。这不能不令人惊讶：作者是否也有为玄宗、仁宗的辩解之嫌呢？
且不谈玄宗夺子妇杨玉环为贵妃，重用奸佞李林甫、杨国忠，宠养叛贼安禄山为义子，妄封宦官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不听贤相张九龄劝谏，卒招安史之乱的大祸，致使大唐险遭灭亡厄运……即以对待李白而论，玄宗也是难辞其咎的。最初，玄宗不是不知道李白有政才，他曾召李白论时事，问国政，甚至还让李白“潜草诏诰”，三次想任白以官职。可惜，玄宗自宠杨妃以后，日耽声色之间，赏名花，对妃子，动辄召李龟年演奏，令李白填词。李白难以忍受此种“丑正同行”的处境，尝大醉，让高力士为之脱靴，以示狂傲不羁，遂遭力士谗言，激怒杨妃，从此“帝每欲官白，妃辄阻止。”最后玄宗终于“诏放归”之。这难道是因李白“非庙廊器”才遭到如此的结局吗？李白身受如此迫害，竟不料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人责备他只会发“豪言壮语”、“高谈阔论”，“不能担当朝廷之臣”，说放逐李白是玄宗“用人以器”的功德之举，活该去流浪颠簸，真是冤哉李白！
再看柳永，作者说：“仁宗注意到了他的专长，并让他去发挥。”根据是仁宗曾给柳永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请看这些记载：
“柳永）尝有《鹤冲关》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能改斋漫录》）
“仁宗尝曰：‘此人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岂可令仕宦！’”（《方舆胜览》）
又“仁宗读至‘太液澄翻’曰：‘何不言太液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花庵词选》）
“永初为上元辞……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词以献，语不称旨。”（《避暑录话》）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苕溪渔隐丛话》）
一个封建士子，只因填词不随皇帝心意，竟至考试不中第，官亦做不成，这不是受打击是什么？
如按《短长》一文论点来看文学史，则屈原的流放，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善于泽畔哀吟，不是楚怀王“因器”放逐，他就不会有《离骚》诗作；司马迁也该受刑，否则写不出一部《史记》；杜甫要在朝为官，也成不了诗圣；陆游、辛弃疾要到前方抗敌，也成不了爱国诗人；曹雪芹幸亏贫穷潦倒，皇帝量器为用，才成全他写出一部《红楼梦》……皇帝让谁做什么都是“用人以器”，那历史上就不会有屈才之说或文字狱之类的东西了。岂止文学史教科书该重写，恐怕连其他历史也得重编了吧？
§§§第26节也谈宋仁宗为何弃置柳永
《北京晚报》于四、五月间连续发表文章谈宋仁宗为何不用柳永，认为仁宗对柳永不但不算打击，而且还做得正确。对第一篇我已写了《为李白、柳永申辩几句》作了反驳，今再就第二篇文章谈谈我的看法。
柳永没有人为他立传，现在看到的有关材料，都是靠古人诗话、札记的零星记载，多是传说，而且各有各的主观看法，失实之处，在所难免。运用这些材料，如果不加分析，就会得出片面认识，甚至是误解。如《能改斋漫录》对柳永的记载，就不无主观臆断之处。首先把仁宗与柳永对立起来，一正一反，然后举柳词《鹤冲天》为例，说明柳永落榜实因“其词浮艳虚华”，为仁宗所不齿。果如是乎？请看原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功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的开头已明明道出落榜的厄运。落榜的原因在上阕末也点得很清楚：有人怪他只宜填词，不宜到朝廷为卿为相。他气愤地反而自豪地夸耀说：我这样的才子词人，自应是平民式的卿相。下阕，紧承上文进一步抒发落榜后的激愤之情：没有实现“龙头望”、“风云志”，反不如学少年来个任意疏狂。“烟花巷陌”，你们达官贵人不是鄙夷不屑么，我柳永却认为那里才有“意中人，堪寻访”，红娥翠黛远比你们“遗贤”的所谓“明代”君臣不知强胜几倍。你们追名逐利，天天在个人“得丧”里兜圈子，哪如我在知音的红围翠绕中饮酒填词、弹琴听唱来得舒心畅意！于是发出：“忍把功名，换了浅斟低唱”，一个“忍”字，饱含着词人心中的多少苦楚伤痛！
这样直接抒发对落榜不满的词，仁宗看后自然要大动肝火，因为“遗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这个所谓“明君”。故仁宗再次“特落之”以达到打击柳永的目的，这怎么能说“是柳永传播颓废文化的一个惩戒”！
论者抓住《漫录》上对仁宗的两句褒词“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竟演泽说成“仁宗当政时，确实打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所以他主张净化文化，对有腐蚀作用的淫歌艳曲持反对态度。”甚至又扩而广之地说：“仁宗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也有真知灼见的一面。他警惕腐朽文化对社会的毒害，反对浮艳虚薄之文，就是对于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仁宗是不是这样纯正无邪的圣主呢？从《后村诗话》中看到，仁宗本来是很喜欢柳词的，每酒宴都要侍姬歌唱柳词，而且还“歌之再三”。叶梦得也有过类似的记述：“柳初为上元辞，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可见仁宗喜好的正是这类咏赞宫廷吃喝玩乐过神仙生活的东西。还可举个旁证，据黄升记述，庆历间，开封府和棘寺同一天上奏说：“狱空了”，仁宗高兴了，遂于宫中宴庆，宣召晏叔原作《鹧鸪天》一阕，结果这首词“大称上意。”且看原词：
“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上转红阳。升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玉床。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共圣恩长。皇州又奏圆扉转，十样宫眉捧寿觞。”
你看小晏的词，真是颂歌盈耳，极尽吹拍捧圣之能事，仁宗怎能不满意呢！
可是，柳永却并未如此奉迎。据王辟之和黄升记载：皇祐元年秋，太史（或内史，刘文说“姓史的”，错）奏称：空中出现老人星。仁宗命左右词臣作乐章，内侍即寻柳永应制。可见此刻柳永尚受仁宗赏识。柳永当即以《醉蓬莱》词献上：
“渐亭皋叶下，陇首飞云，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星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这哪里有一点“浮艳虚华”或“淫冶”之迹？仁宗第一眼看到“渐”字，就老大不高兴；又看到“宸游凤辇何处”（按《花庵绝妙词选》“何处”本连下句），正巧与仁宗挽真宗词喑合，又不觉“惨然”；最后看到“太液波翻”，更加恼火，竟斥之曰：“何不言‘波澄’？”于是将词投之于地，自此也就“不复擢用”柳永了。
其实，柳词既未写成神仙颂歌，又无小晏颂圣之意，他只是如实地即景抒情，但他把景色渲染得更加凄凉，叶落红残，秋凉如水，再加一个“翻”字，再加仁宗又联想到死去的父王，大有曹孟德“无枝可依”之慨，曹操曾一怒之下杀了一个近臣，仁宗对柳永只是“不变擢用”而已，真还算是便宜了柳永！
宋仁宗真个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人才能使之“发挥专长”、“量器为用”的好皇帝么？当然，如果与不如他的皇帝相比，他还是不错的，可是，就其本身来说，在他亲政的三十几年中，也多是听信谗言，一再贬谪功臣的，从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到欧阳修，哪个也没有长期垂爱信用到终始的。
至于柳永本人，确有“薄于操行”、希“冀进用”的一面，这也是封建时代文士的共性，他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罢了。我们不应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论古人的长短。说柳永“过着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的生活”（还未见其有赌博记载），其实宋仁宗又何尝比柳永更俭朴更纯净？当然，这样论并非要原谅谁，只是说作为评论不应片面地袒护一方而打击另一方。
柳永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应占一席地位，主要因他首创慢词，首写平民生活，而他本身又真的因受宋仁宗打击而未能施展其才干，以致沦落消沉，所以值得后世同情。有人说他只会填词，不懂政治，这恐怕是片面的。科举考试从汉代起即设有策问，专门问答有关经义或政事诸问题，专讲政事者曰对策，到了宋代还特别把策问发展为写政论文章，不再专以诗赋取士了。柳永既是科场士子，岂有不懂政治之理？《方舆胜览》即曾记载：“名宦柳耆卿，尝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柳永现存的一首《鬻海歌》即为明证。清人朱绪曾就曾给予高度评价：“洞悉民瘼，实仁人之言。”可惜，柳永“及第已老”，做官时间不长，这方面留下的材料很少。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他的侄儿柳淇为他作的《墓志》残文：
“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
柳永还一度当过睦州椽官，还任过屯田员外郎，后世人称“柳屯田”，由此可见，柳永确曾受过仁宗赏识，不但任过地方官，还当过京官。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永受仁宗打击绝非因其“好歌淫冶讴歌之曲”，而是因为他未能逢迎圣意，有忤圣旨之处。柳永既非“吃喝嫖赌的浪子”，仁宗也非“净化文化”的圣主。评价古人，一定要公允，防止片面夸大才是。
§§§第27节楚辞“落英”辨琐谈
“落英”出自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堕霜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王逸的《楚辞章句》并未给“落英”作注。可是到了宋代，竟有人纷纷为之考证分析不已，直至今日仍在聚讼纷纭，始终未有一致看法，争辩的焦点都集中这个“落”字上。
一种意见认为：落者，坠也，陨也。
一种意见认为：落者，初也，始也。
为什么产生这一争论呢？原来都在考证菊之是否可“餐”。前者以为菊当成熟时方可食；后者以为菊始开时香嫩可食。
落，作始者谓：“考‘落’，非陨落之落。《尔雅释诂》云：‘俶……落，权舆，始也。’郭璞引‘访予落止’为证，盖成王访群臣于庙中，谋始即政之事……‘落英’云者，谓始华之时。”（吴仁杰《离骚草木疏》）
我以为“落”的本义是草始生。字从草，从水，表示草木得水而始生的意，各声。引申为始，“落英”的落和下文“贯薜荔之落蕊”的落，都是始，不是陨落。周必大说：“注诗者释访落为谋始，然则楚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为初英无疑。或者不思访落之意，直以为陨落，遂至辗转相讥，其失远矣。”（《省斋文稿》卷十八）楚地菊花开在秋末乃至冬初，说秋菊，自是指初英。陶潜《桃花源记》的落英也是初英。“落英缤纷”与“芳草鲜美”对举，芳草鲜美的时节，正是初花的时节。陶潜《饮酒》：“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这个意境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意境。（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
除此之外，又出现了王荆公、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咏菊之争。
《西清诗话》载：“欧公嘉祐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落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荆公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
《薑斋诗话》又称：“荆公此诗，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看’，盖为菊无落英故也。荆公云：‘苏子瞻读《楚辞》不熟耳。’予以为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谢之意。若‘飘零满地金’则过矣。东坡既以落英为非，则屈原岂亦谬误乎？东坡在海南，谢人寄酒诗有云：‘谩送东篱嗅落英’，又何也？”
《苕溪渔隐》对这两说持怀疑态度：“此是两句诗，余于《六一居士全集》及《东坡前后集》遍寻之，不知西清、薑斋何从得此二句？诗互有讥议，亦疑其不审也。”
然《梅墅续评》却仍坚持“落”为始意说：“余按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为义，始也，初也，如《礼记》所谓‘落成’之‘落’也。盖菊已花，虽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荆公赋‘黄菊飘零满地金’，固失之不知菊矣。直有以来，‘秋菊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之讥，西清以为欧公，薑斋以为苏公，未详孰是，而所记半山借‘秋菊落英’之说，一则曰欧九不知《楚辞》，一则曰子瞻不熟《楚辞》。欧苏二公非不知不熟《楚辞》者，特知屈原之心，不以落英为飘落之落耳。虽然，半山岂真不知不熟《楚辞》者欤？亦不过执拗以遂非而已。”
周振甫《诗词例话》据《菊谱序》、《广群芳谱》考查：“因为屈原讲服食菊花，初开的菊花有生气，才可采来服食，要是枯萎的菊花就不适宜服食。”
落，作坠者谓：
《离骚》用“落”字的有多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揽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这些“落”字都是陨落之意，不可解为始或其他意义。据王逸注草木句云：“零、落、皆堕也。”又见王注有一本在“落蕊”下亦注“落，堕也。”以此推之，则“落英”句下王注或亦当有“落，堕也。”三字，而今本脱之。两晋人用“落”者，如左思《蜀都赋》：“敷蕊葳蕤，落英飘飖。”以飘飖形容零落的样子。又刘琨《重赠卢谌诗》：“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以陨对落。又许询诗：“青松凝素体，秋菊落芳英。”也是零落的意思。唐太宗《秋日》：“菊散秋风起”，“菊散一丛金”，又《赋得残菊》：“细叶凋青翠，圆花飞碎黄。”也都是状菊花的飘落。至若苏子由《戏题菊》：“更拟食根花落后”，陆放翁《菊》：“碎金狼藉不堪摘”，更明明说菊花会落的。他们岂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么？更退一步说，即使他们都错了，又何害其为文学乎？照此类推，东坡《次韵僧潜见赠》云：“独倚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又《戏章质夫寄酒不至》云：“漫绕东篱嗅落英”，更是明用《楚辞》之文。（游国恩《说《离骚》“秋菊之落英”》）
“大抵花初开，其质尚稚，精气未足，故多俟其将残。落与凋落同义，《说文》：‘凋’半伤也。半伤，正将残之候。凡物英华渐退谓之落……岂必飘堕于地而后为落哉？”（朱《文选集释》）
游氏未涉及“餐”字，朱氏则专谈“餐”字。此外，洪兴祖、姚宽则据《左传·僖公十五年》：“我落其实，而取其华”，将“落”解为掇摘之意。王又说：“秋菊就枝而陨，本无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变则然。”尤令人费解。
总之，上述这些议论，除游先生外，都在想方设法为“餐”字找理由。游先生为什么没去理睬这个“餐”字呢？有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即他能从文学上思考这个问题。他说：“骚人下笔为文，兴之所至，决无暇想到‘格物’的问题，更不会想到作文章非根据物理不可。”可惜游先生未及再加详论。本文拟就游先生提示，略抒管见，不一定正确，抛砖引玉吧。
不错，从古至今有不少评论家以“格物”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曾取得不少成果。如对《离骚》的首章，王泗原先生便对“皇考”与“皇”作了科学考证，不只新于一般讲法，而且更能突出诗人的思想感情，且与后文呼应，联为一体。因为屈原赋《离骚》主要是对怀王而发，前边叙写身世正为了表明自己与王室的密切关系，让人看到怀王对屈原年轻时多么受爱护和器重，这就给后文作了反衬，是怀王改变了初衷，听信谗言，使忠贞的屈原受了不应有的迫害。首章是赋的写法，是记叙事实。王先生对这部分作科学考析，自然会便于引导读者深入地领会《离骚》题旨。
可是，《离骚》毕竟不是自传体的叙事诗，而是一篇富于浪漫手法的长篇抒情诗章，全诗大部分采用的是比兴手法，王逸《离骚经序》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