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出行。雪无声且固执地在黑暗里飘着，雪泥甩在车轮的挡泥板上无奈地喊着疼。铁皮车厢左右颠簸着，如同巨大的摇篮。人们昏昏欲睡，只有司机睁大了眼睛，紧张得几乎要把方向盘抱进怀里。
我临窗而坐，注视着那个寂寞的司机。冷风透过棉靴钻进骨缝，腿几乎要麻掉了。车灯关着，过道一片漆黑，母亲躺在我怀里，正微微地打鼾。
她无助地像个婴儿。很多年了，一直是她可怜我。每次受了挫折回到家，本来我完全可以强咽泪水假意欢笑的，她站在我身边一言不发，用那种怜悯的眼神望着我，似乎我大哭一场她才甘心似的。可是现在她不用那种眼神看我了，换成了一种微笑的近乎乞求的眼神，我心里软软地疼。
清晨，她还穿着睡衣，在暖气烧得很足的屋子里打豆浆，乐呵呵地要我多喝一碗。我擦着嘴一边取下衣架上的羽绒服，一边交待她记得去取单位体检的化验报告，路上滑，下楼梯的时候抓着点楼杆。推门出去，我连着哆嗦了几下，似乎连脚步都不会迈了。楼道简直就是个冰窖，寒气四处游荡，我嘟囔地抱怨着。
雪毫无创意地下着。已经半个月了，天天如此，把人们初见它的欣喜之情完全抹杀了。不再有人出去推雪球，打雪仗了。大家都躲在炉子边、被窝里瑟瑟发抖，我却还得在齐膝深的雪地里东扭西歪地去上班。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啊！
中午时分，我打电话想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顺便问下体检的结果。她的丈夫抢过电话，命令我马上请假回家。心慌。我拼命地在雪地里奔跑，摔倒了却无力爬起来。我想起八年前姥姥的离去，害怕极了，从未有过的害怕。摘下帽子，大口大口地喘气，路依然看不到终点。
她居然又病了。我不知道她的身体能够承受多少的病痛，三年三次手术，简直可以说成英雄史了。她确实是我心中的英雄，每次都是她嗤笑着打败病魔，然后微笑着回家。无论打败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她都有足够的耐心。每次我都希望这是她最后一次战斗，每次命运都让我失望。也许病魔看中了她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所以一次次地向她提出挑战。
喘息未定地爬上楼梯，推开门。家里收拾好了，她和她的丈夫穿戴一新坐在客厅里等我。依然是平静的表情，她告诉我检查结果不妙，需要到省城的专业医院做手术。我应了一声，便软软地坐到了沙发上。
窗外，树上的积雪“扑哧扑哧”地往下掉，电视里正广播着高速全线关闭的消息。我闭着眼睛拼命地搜寻信息，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她和她的丈夫带出这个被雪灾封闭的山城？
……
眼下，她靠在我怀里安静地睡着，以保存实力与病魔战斗。她怎么有那么强的韧性？她的乐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怎么会生下我这么一个敏感脆弱的女儿？每次我生病，她都笑话我过于娇贵，却照旧跑上跑下地给我买液体，然后戴上那个老花镜在我的手上找血管扎针。我盖着被子暖融融地睡着，她轻手轻脚地进来，一会儿给我的被子里放个热水袋，一会儿削个苹果放到我床头。她总是这样寡言。
那个寂寞的司机于黑暗中一次次地被高速公路拒之门外。一车无助的旅客被一名无助的司机带领着，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挣扎。
有人醒了，打开车灯开始在车厢里摸索着找干粮吃。她坐起来，羞涩地朝我笑笑。肯定是饿了。我用临走时灌在水杯里已经没什么温度的水给她泡了碗方便面。眼下这条件，我只能请她吃这种毫无营养价值可言的食品。她把吃了一半的面端到我面前，要我和父亲分享她的晚餐。我当然拒绝了，一个健康的年轻人饿一顿饭算得了什么？她真是固执，甚至威胁我若是不吃她就放弃治疗。
她又躺回到我怀里，继续颠簸。我脱下宽大的羽绒服，小心地裹住了她。夜风刺骨，这件衣服虽然顶不上棉被，但还算宽大。我抱着她的脑袋，握住她的手以防滑落，还将脸贴在她软软的头发上寻求温暖。她的丈夫此刻正靠在过道另一边的座位上打盹。我自以为在她这场最严峻的战斗里可以看到她的眼泪，她却不让我得逞。其实，我一直都在怜惜她，可惜她从来都学不会撒娇。
寒冷与疲劳彻底击败了那位寂寞的司机。他果断地熄了火，放弃了继续在旧路上前行的计划，严肃地申明他不会拿一车人的生命去冒险。昏暗中人们骂骂咧咧地站起来取行李准备下车借宿。天已经黑透了，雪仍在下着。我小心地把身子抽出来，把她的头放在座位上。长时间的蜷缩会让她吃不消的，我得赶快给她找个睡觉的地方。
这个襄垣边的小镇似乎比我们家乡还要冷上百倍，黑暗中我们呼出的呵气像牛乳一样洁白浓郁。一个硕大的水箱倾斜着倒在路边，里面的雪已经凝结成了固体状。我跺了跺麻木得失去知觉的脚，开始扫描目标。她的丈夫跟在我身后，真是的，照顾你的妻子吧，我不是三岁小孩。
这么晚了，那些简陋的澡堂子里仍然亮着阴冷的灯光。我敲开了附近一家小旅馆的门。又脏又乱，落满尘土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一次性纸杯横竖丢在桌子上，四张摇摇晃晃的木板床并列排放着，被子床单上散发出难闻的味道。用纤维板隔开的卧室墙壁下，缝隙宽得可以爬过一个人来。把她安排在这里睡觉，我有点于心不忍。她丈夫说有这样的条件就不错了，抓紧时间休息，没时间穷讲究。
她终于平躺了下来，腿很满足地伸了伸直。床单和枕头是新换的，被子却单薄得可怜。我把所有取暖的外套都搭在了她身上。她喝了点热水，居然很快睡着了。要换了平时，这么脏的被子，她宁愿冻着也不会往身上搭。每年秋天她都喜欢做被子，新棉花塞得厚厚的，再加上自己缝制的纯绵被套，我们姐弟三个一人一条。冬天的时候外面再冷，钻进她做的被子里，一会儿就会暖和起来。眼下这个极度寒冷的冬天，在她最虚弱的时候，我却给了她这样的薄被。
我挨着她躺下，又怕翻身影响了她的睡眠。那位孤单的司机把孤单传递给了我。天气预报说这个夜里有暴雪，那么我带着急需就医的她，还有她那位明显心慌意乱的丈夫就这样束手就擒地被困到这个条件简陋的小旅馆里？到处都是鼾声，一声响似一声。
我在回忆刚才车厢里的谈话。司机提到过附近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明早八点会有一列去往省城的火车经过那里。那么它在哪里？此刻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在我心里无异于是座光明的天堂。抖抖索索地摸黑穿好衣服，我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虽然世界一片漆黑，我却忽然信心百倍。我想，刚才出门的时候，一定是她悄悄地把勇气传递给了我。
路边卖早点的小铺子已经生起了火，一位小伙伴蹲在炉火边，咳嗽着扇起了满怀的火光。白色的蒸汽被寒冷凝固住了，在空气中直立不动。路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不时有货车飞驰而过，刮起一阵阵雪风。车灯印照下，我看到了脚下厚达半尺的冰层。
我安静地在雪地里走着。命运安排她照顾了我几十年，她终于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放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的我，在这样的雪夜里尝试着寻觅爱的希望。拐弯，滑倒，爬行。她一定在暗中注视着我，我抬起头，却看不到她的眼睛。
幸运之神眷顾了我。我终于看到了大雪掩埋下的火车站。头顶，雪开始纷纷扬扬地舞蹈，趔趄地走在冰天雪地里，我居然笑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吗？
她睁开了询问的眼睛，像孩子一样的眼神。我真想把她抱到怀里，可惜离火车进站的时间不多了。我仔细地帮她穿戴好，她很听话地站着，任我给她包裹。风吹得她打了个寒噤，我抱了抱她以示安慰。雪扑天盖地地下着，她的羽绒服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睫毛上也白花花的，我小心地扶着她，给她扑打身上的落雪。她像个火炉，一靠近她我就忘记了寒冷。
天睁开了眼睛，雪花把世界完全侵略了。雪树、雪屋、雪车，只有路边的一片芦苇丛带了一丝浅黄的抗争色彩。
我们小心翼翼地躲开暴风雪的包围，来到了夏店火车站，离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眨眼的功夫，站台很快就被随后赶来的旅客挤满了。人们站在铁轨边，固执地等待着火车的光临。我把她安置在车站值班室的火炉边，带着讨好的意味给小站的工作人员烧开水，背过她和别人谈她的病情，想要得到有力的外援。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耻，怎么可以和别人谈论她的痛苦？站上的工作人员一边扫着身上的雪花一边告诉我，火车进站只有三分钟的停车时间，要想带着两位老人挤上火车，估计悬。我扭头看了看她，依然是那副微笑的表情。
盼望已久的火车终于来了，每个车门前都马上挤满了焦急的旅人。夏店的值班人员拿着小旗，带我们来到一扇紧闭的车门前使劲地敲打着，要里面的列车员开门。我心里窃喜，也为陌路人的善良感动。蜂拥而来的旅人轻易就把弱不禁风的她挤到了一边。我简直要疯掉了，完全放弃了淑女的形象，撕心裂肺地喊到：“我妈生着病，不要挤坏了她！”人群似乎有一点松动，我站在她身后乘机用两只手拼命地围住车门，好让她把卡在梯子下的腿伸出来。
火车开动了。我们在车上。
她皱着眉，脸色苍白。那场拥挤对她真是场浩劫。过道上挤满了人，没有一个座位。我挺勇敢的，而且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在六号车厢里，我找到了胖乎乎的列车长，向她申请补办卧铺票，并流露出过于无助的表情。她若是看到了我这样子，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也一定会藐视我。
适时的示弱确实有了效果，心地善良的列车长给了我们列车席的位置。那是一块用木板围起来的安静的小天地。她的丈夫搂着她的腰挤在里面的一张木椅上，像新婚一样甜蜜。我在劳驾声中为她们打来了开水，买来了午餐，顾不上理会别人对我的侧目而视。二十多年前，她还是在职的年轻护士，工作繁重的缘故，单位会给每个值夜班的人补贴一份加班餐。那时候我们姐弟三个正是如狼似虎的长身体阶段，不理解她的辛苦，总是盼着她多上夜班，这样就可以拿着家里的白瓷缸到医院的职工食堂里打回一份香喷喷的带肉的晚餐。每次她都推说不饿，要我们自己吃。那时的加班餐做的真是好吃，现在想起来我都流口水。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她在厨房里悄悄地拿开水冲那只白瓷缸，然后把我们剩下的汤水有滋有味地喝了下去。如今她病着，我却只能用快餐打发她。
下午四点，我记得这个时间。火车进站了，我望见了车窗外前来接站的弟弟和妹妹。她依然平静。
七天后，她做了手术。
记得每次她生病，我都会在手术室外连连祷告神灵保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灵在保佑着，我们的神灵便是她。她在哪里，家便在哪里。
手术做的很成功，我心里的石头放下去了。她不再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不会成为没妈的孩子。我完全相信她的战斗力，便从心理上又变回了孩子，只是在行动上承担着成年人的照顾职责。
我和妹妹按照医生的嘱咐常常给她擦洗，每次都能看到她肚子上累累的伤痕，这是我们家的气象站。每当天气有变化的时候，她的刀口就隐隐地疼，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确。于是她便一个一个儿女地叮咛，嘱我们加衣。如果我们视若罔闻，她会一言不发地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拒绝与我们说话。这一招我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总是没心没肺的，而且也缺乏她的威力。
我们久久地回想着这三道伤痕。莫非为了公平起见，她给我们姐弟三个每人留下了一道伤痕？
第一道伤痕是二十多年前她做腰椎结核手术时留下的。闲聊时她用平静地口吻和我们谈起当时的情景。那次手术是在省二院做的，临行前是在夜里，她想和我们姐弟三个道个别，医院的救护车静悄悄地等在院子里。她打开卧室的灯，看着还未成年的我们姐弟三个熟睡的样子，眼泪“哗哗哗”地就流下来了。她生怕自己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于是咬咬牙扭头便走，她在心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回来给这三个孩子继续做母亲。那次手术特别危险，她因血管破裂在台上休克了五分钟，在几位专家的会诊抢救下，她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第二道伤痕是几年前做胆结石摘除手术时留下的。那次手术我在现场，术前检查时她被确诊为心脏病，因此手术就增加了一定的危险性。手术灯亮起的时候，我焦急不安地守在门前，生怕她有个闪失。两个小时后，她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神情呆滞，嘴唇惨白，我心如刀铰。在重症病房里，我克服自己强烈的睡意，按照医生的交待不断地观察她的心电波，给她搓冰冷的手指和手臂，每隔一分钟就喊她一声“妈”，担心她一睡不醒……她在第二天凌晨成功地清醒了过来。
第三道伤痕就是现在这次手术留下的。她告诉我们，几次手术，只有做这次手术她的心里是坦然的。因为她的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都有了能够养活自己的本领，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看不到被纱布包裹的刀口，也不忍心看。
她就这样带着她的伤痕，被我们的爱麻痹了疼痛，又一次微笑着赢得了胜利。
可是我悲哀地发现：她还是一次比一次孱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