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人们曲解和摒弃中庸思想，认为它腐朽没落，殊不知中庸是一种“权变”智慧，权，即权衡，把握事物的利害；变，即“时中”，也就是与时俱进。领导者得中庸真谛，手中的权力不再是冷酷的工具，而成为实现“道”的一种途径。不变不通，不通不变，领导者利用好人们赋予的权力，情理通，上下通，将产生巨大的能量，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一、动则变：以不变应万变的用权方法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
——北齐￥刘昼《刘子￥大质》
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权”，即掌握变化，《易经》中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水平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中庸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将没有生命力。它是在变中求得中和，变中掌握“为我所用”的时机。中庸的这一思想，体现在各种学说中。
姜太公在《兵道篇》中说：“用兵取胜的方法，在于周密观察敌人的动机，迅速乘着有利的机会，再飞快地袭击他们。”快速取胜是建立在周密地观察的基础上的，否则就是蛮干、盲动。
《发启篇》中说：“天道没有祸殃，不可首先发动；人道没有灾难，不可首先谋取。必须看到天祸，又看到人灾，就可以谋取了。”这就是说，在谋敌料事时，应当把握住时机选择的原理。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20多万大军南征。江东的孙权摇摆在抗曹与降曹的两种选择之间。经鲁肃建议，孙权有意联合刘备对付曹操；这时诸葛亮也与刘备商量联孙抗曹，他在分析了江东当时的处境和可能出现的对策之后，料定孙权方面会派人前来试探。果然，鲁肃跟踪来到，从而成为诸葛亮开展一场出色外交谈判的起点。
诸葛亮听说江东来人，便高兴地说：“大事济矣！”接着十分慎重地叮嘱刘备，凡来人提及与曹操作战的问题，都推给他诸葛亮回答。他不仅要从与来人对形势的谈话中捕捉相关信息，而且还打算通过倾心交谈结交朋友。结果，直率的鲁肃经过诸葛亮的争取，透露出江东投降倾向与抗曹势力的现状和作为决策者的孙权目前害怕曹操兵多将广、不敢决策抗曹的心态，并且自告奋勇，愿意充当诸葛亮出使江东鼓动抗曹的引荐人。
后来的情况证明，在江东谈判中，鲁肃确实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弥合裂缝的作用，给予诸葛亮很大的支持。诸葛亮在见到江东决策人物之前，首先遭遇到的是一批力主降曹、胆怯自私的文官。他们虽非决策人物，但对孙权决策有重大影响；尤其是谋主张昭，曾经是江东第二代创业者、孙权的哥哥孙策临终时指定的处理江东内政的主要决策顾问。这些人的投降主张已经严重地干扰着孙权抗曹的决心，诸葛亮采用了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手法，对各种不利于孙刘联兵抗曹的言论，一驳到底，不拖泥带水。
很快，诸葛亮与孙权直接会谈。他看到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立即判断对手有很强的自尊，“只有激，不可说”。对待这位江东的最高权威人物，诸葛亮对准他当时在战与降之间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态，不但把曹操的实力格外加码地描述了一番，而且一点也不委婉地建议他如果不能早下抗曹决心，不如干脆投降。孙权不甘屈辱，立即回敬一句：“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曹？”于是诸葛亮抓住这个话茬，毫不犹豫地抛出一枚令对方难以承受的重磅炸弹：“昔田横，齐之壮土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这枚炸弹既是对孙权的强大刺激，也是对孙权的有力鞭策，当然还是刘备一方对抗曹的坚定表态。此时，被触犯了尊严的孙权“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
时机对事业的成败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选择得当，就能事半功倍；选择不得当，就是功败垂成。
孟子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住时势；虽然手上有大锄，不如等待时机。”
作为领导者，只有懂得时机变化的道理，才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鬼谷子在《逸文》中说：“圣人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就是能把守时机的变化。”所以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计划上，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讲求适应环境的策略，只是一味固守旧见，绝对是要失败的。
韩非子说：“世道在变化则事物也会变化，事物在变化就要准备着变更。”这就是时机变化的道理。
《国语》上说：“等待它来而正确对待它，因时机的适当而利用它。”这似乎与《吕氏春秋￥不广篇》所说的“聪明的人做事，必然能因时机对待”这句话相似，都是说为了谋求事业，必须选择适当的时间，求得“以最少的牺牲，而收到最大的效率”。
作为经验与教条，所说的“适当时间”就是时机。
揭子的《兵经》上说“用兵的势态上，安危所系的地方是战机，战局的转折点是战机，战事的紧要关头是战机，时间准确无误是战机。有的眼前是战机，转眼间又不是战机。有抓住被利用的是战机，稍一放松就不成为战机。谋划要深远，保密要严格。辨别战机在于见识，利用战机在于决断。心要稳定，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些话用在领导处事上同样适用。
二、变则化：以变应变的用权方法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中庸》
致力于某一件事，做到了认真就会表现一种精神出来，这种精神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一个领导者在用权的时候，全心投入，且表现出至诚，一定会产生能量，达到功效。
传说伯乐有个儿子，想继承父业，学相马之术。一天，这位“小伯乐”拿着父亲写的《相马经》，外出寻找千里马。《相马经》上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摞起来的酒曲块一般。”他出门没走多远，便看见一只癞蛤蟆，就兴高采烈地回家告诉父亲说：“我找到千里马了，与《相马经》上说的差不多，高脑门大眼睛，只是蹄子不像摞起来的酒曲块儿罢了。”伯乐听后，啼笑皆非，只好说：“只可惜这种马只爱跳，不能骑啊！”
这则寓言旨在讽刺那些拘泥成规、死套书本框框、缺乏机动灵活素质的人，不过也从反面说明了随机应变是一个优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因为社会是错综复杂的，事情也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孙子兵法》曰：“将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也，将者死官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决策者处境的艰难，而解决的办法却只能依靠决策者所具备的机动灵活的素质。但在进行决策时，领导要灵活机动地运用原则，也并非一件易事。历史上许多有才华的人在这上面栽跟头的屡见不鲜。三国时期的马谡，因机械照搬兵法而痛失街亭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蜀魏街亭之战前夕，马谡自告奋勇请守街亭。诸葛亮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廓，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反驳曰：“我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随即立下军令状。诸葛亮又派“平生谨慎”的王平为副将，辅助马谡共守街亭。
到达街亭后，马谡与王平就在布阵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王平主张在五条通道的路口处筑起城垣营垒以阻敌军，而马谡却主张在大道侧边的山上屯军。二人发生了争执。平曰：“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总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圈定，将何策保之？”谡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随丞相经阵，每到之处，丞相尽意指教。今观此山，乃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曰：“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可当百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
从二人的争执中，我们可以得知，马谡的用兵意图是占山居险，以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目的。但战争并不是按他的主观愿望发展的。当司马懿利用马谡在山顶扎寨的错误，采取以困制敌的策略，断绝蜀军的汲水道路后，蜀军并没有鼓起决一死战的勇气，反而士气瓦解，寨中大乱，最后，马谡“只得驱残兵杀下西山逃奔”，痛失街亭。
熟读兵书，在蜀军平定西南时曾向诸葛亮提出过富有战略性远见建议的马谡，当他身为街亭之战主将时，却因机械套用兵法而导致一场损兵失地的悲剧。这一悲剧表明：死读书等于无书。马谡思想方式的僵化，就在于死读兵书。正因为如此，在街亭之战中，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限制和束缚他从实际出发对待战争的障碍。
当然，博览群书和拓宽知识面对领导者在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实施计划等方面是起促进作用的，但掌握了知识并不等于同时也具备了运用知识的能力。要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就要求领导者必须以“随机应变”的态度，将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灵活机动地加以运用，才能使理论知识成为推动智慧涡轮旋转的动力。
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化大生产飞速发展，各种信息面广量大，而且是瞬息万变。在此情形下，领导者需要掌握和运用灵活变通的决策思维方式，把握相关变化的特征，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特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趋势，分析预测内外界环境的长期发展趋势，把握总体变化方向；二是波动特点，研究发展可能经历的各种波动、波动的频率和幅度等；三是随机干扰因素，全面考虑可能对内部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随机干扰因素，以便尽早做出对策。
在把握有关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领导还应善于将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输入到电脑的决策分析系统中，然后进行认真分析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这样，领导所做出的决策就能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科学性。
随机应变不仅对领导的重要决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能力，而且在应付某些突发事件时更有其主要和突出作用。可以说，这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三、顺应时势：跟上时代大环境的变化节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中庸》
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原本不过是由一点一点的光明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无边无际时，日月星辰都靠它维系，世界万物都靠它覆盖。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上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漏，世间万物都由它承载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山，原本不过是由拳头大的石块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高大无比时，草木在上面生长，禽兽在上面居住，宝藏在上面储藏。今天我们所说的水，原本不过是一勺一勺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浩瀚无涯时，蛟龙鱼鳖等都在里面生长，珍珠珊瑚等价值的东西都在里面繁殖。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做大做强，求得发展，非一日之功，而是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你不能跟不上“节拍”，应当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领导者必须能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领导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是飞速发展变化的，因此深处其中的人，也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取得成功。在这里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以变心变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又由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他在理学素养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证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已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