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采用预售的方法，资金周转与积累都加快了，而且还大大推动了销售。因为房产价格非常昂贵，要想买一幢楼，就得准备好几十万元的现金，所以很多人没有购房能力。当时只有少数有钱人才买得起房产，这使得房地产的经营难以火爆。霍英东采取房产预售的新办法，只要先交付10%的定金，以后分期付款，就可以买到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新楼。这对于购买房产的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付一小笔钱，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待到楼房建成时，很可能地价、房价都已上涨，而已付定金的买方只要把房产转手出售，就有可能大赚一笔。因此，很快就有一批人变成了专门买卖楼房所有权的商人，这就是后来香港盛行的“炒楼花”。人们购房的热情空前高涨。预售对于房地产商人来说，利用人家交付的现金，原来只能盖1幢楼的钱，现在就可以同时动工盖10幢楼，建房速度大大加快了，房地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霍英东把预售比喻为“房地产业的工业化”。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红火起来，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被人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为了真正实现“用盖1幢楼的钱盖10幢楼”的目标，预售是经营上的创新，但他又思考起如何在建筑材料上得到便宜。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涉足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少一些。一个行业的发展，会带动不少相关行业，建筑业的广阔前景，让霍英东预见淘沙业也可以赚到大钱，所以他大胆地干起了这一行。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淘沙船，当时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将如此巨额资金用于风险很大的淘沙业，弄不好就会打了水漂。
形势的发展不出霍英东所料，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赢得了利润，人们不得不佩服霍英东——“让淘沙船变成了淘金船”。霍英东没有满足，又从国外订购了一只只淘沙机械船。香港经济腾飞后，高楼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作为建筑材料之一的黄沙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成了他的又一只“聚宝盆”。
十三、兼听则明：决策前听取不同的意见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荀子》
决策者综合别人的意见后，做最后的拍板决断。
美国总统林肯，在他上任后不久，有一次将六个幕僚召集在一起开会。林肯提出了一个重要法案，而幕僚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于是七个人便热烈地争论起来。林肯在仔细听取其他六个人的意见后，仍感到自己是正确的。在最后决策的时候，六个幕僚一致反对林肯的意见，但林肯仍固执己见，他说：“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赞成但我仍要宣布，这个法案通过了。”
林肯在这里并不是独断专行，而是仔细地了解了其他六个人的看法并经过深思熟虑，认定自己的方案最为合理。而其他六个人持反对意见，只是一个条件反射，有的人甚至是人云亦云，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方案。既然如此，自然应该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因为，所谓讨论，无非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选择出一个最合理的。既然自己是对的，那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决断，是不能由多数人来作出的。多数人的意见是要听的；但作出决断的，是一个人。
孔子为什么喜欢“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因为“无多言，多言多败”。唐太宗李世民曾感叹道：“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他注重听取臣僚们的言语，但他又意识到如果只听而不审察，就会傍人门户，就会偏听则暗，其坏处与堵塞群言一样大。
不少领导者都有一意孤行的癖好，除了自己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有益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在组织的环境里发生质疑的时候，出面发出质疑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是制造麻烦的人。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最佳方式？应当鼓励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并注意倾听。
战国时期，一位君王曾下过一道求谏旨令：“群臣和百姓能当面指责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规劝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寡人的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赏。”这道旨令一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年之后，人们想再进直言，已无话可说了。而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泰民安，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领导人必定要垮台。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其实，关羽并不是疏忽大意丢了荆州，而是丢在他不能兼听不同意见的弱点上。关羽守卫荆州时，东吴吕蒙做了大都督，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但他心知强攻硬取只会使自己吃亏，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正巧，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正在外面带兵攻打樊城，吕蒙一见机会难得，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暗中用计蒙蔽关羽。他诈称有病，让东吴书生陆逊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陆逊刚上任，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并备了厚礼，遣使拜见关羽，关羽听说后，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还嘲笑孙权说：“孙权见识短浅，竟用孺子为将！”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樊城。关羽的副将司马王甫、赵累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但后来事实是，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此是敌方讹言，以乱我军心！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都督之职，不足为虑！”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后来探马报知实情后，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关羽这才大惊失色，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岂知公安也已被吕蒙夺取了。在这进退无路时，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他对身边的司马王甫深深叹道：“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
如果说，荆州是关羽大意才丢失的还说得过去，那么，关羽败走麦城则是不听建议所致。当困守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际，关羽决定抛弃麦城，突围去西川。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他又拒绝了王甫的正确建议。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偏僻小路，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王甫听后惟恐吴魏在小路设下埋伏，连忙建议部队取道大路。这时，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他固执地不肯听王甫的话，还自信地扬言：“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王甫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纵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结果呢？父子双双遭擒身死。一代英雄豪杰因不能兼听不同的意见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
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窝皮珍贵；千百人俯首顺从，不如一人诤言争辩对事有益。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具有从谏如流的雅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下属敢于讲不同意见。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领导者能经常听到不同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国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他列举历史上的人与事说：“秦二世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耳目闭塞，导致国家灭亡。国君如果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采纳下面的正确主张，下情上达，就会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被蒙蔽，就昏庸。”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连连点头称好：“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十四、利而行之：决策方法上多些灵活性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中庸》
决策的方法可以不同，但目的要明确；做到不偏不倚，就多些灵活性。聪明的决策者，既不墨守成规，也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是因时变法，追求实效。真正思维敏捷的领导，不是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当作灵丹妙药，到处套用，他们不会忘记经验的参考价值，但绝不拘泥于它。他们知道，经验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要受到个人智慧和实践活动的广度及深度的限制。而且，人们的行动总是面向未来，而经验却只属于过去。
秦孝公召集大臣商议变法的事。卫鞅第一个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诋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
孝公说：“很好！”
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愚笨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
甘龙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
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礼教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
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变法……
如果死抱住以往的经验和教条不放，这样领导者哪里还能顺应时代变化，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呢？
灵活的决策，可以生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对朋友和中立者，可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其帮助自己；对敌人可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高明的决策谋略，能取得别的领域斗争中所不能取得的胜利。
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波及美国，美国经济步入萧条，1980年跌落低谷。整个萧条期企业普遍不景气，尤其是石化行业停产，倒闭的化工厂比比皆是。
经济萧条期间，许多的企业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不敢贸然行动。人心惶惶之中，濒临倒闭的企业纷纷亏本出售，却无人敢于问津。可王永庆认为该是他发动攻势的时候了！从1978年到1982年，在整个美国经济萧条期，他以出人意料的低价买下了美国的12个化工企业，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识时务。但王永庆回答：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可能也是企业投资与展开扩建计划的适当时间。
王永庆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投资新的计划，至少建厂的成本比较低，可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经济景气的好坏，大都遵循一定的周期规律。按兴建一座现代化工厂约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来计算，在经济不景气时建厂，等到建厂完成时，市场又在复苏之中，正好赶上时机。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王永庆一直按兵不动。
王永庆所作所为使美国工商界大为震惊，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其中有一家报纸称王永庆的行为是一种“狩猎式”的投资。但是，这种“狩猎式”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
王永庆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展开收购行动的，虽然此举为王永庆省下一大笔钱，但是，直到这些厂的改造或重建工作完成并进入投产阶段后，美国的经济仍未复苏。另外，这些厂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王永庆在接管后没能迅速扭转局面，甚至出现亏损的现象。
面对在美企业的亏损状况，王永庆表现得十分坦然。王永庆认为，经营企业不能只看眼前，一开始就赚钱的企业反而是危险的，因为那样的话容易令人松懈。
对于亏损，王永庆是这样看的：“亏损，就是对经营者的惩罚，希望他赶快改善，否则就会被淘汰。当工商界有赚钱的自由时，当然也有接受亏本的权利。‘适者生存’就是一个最好的注释。”
王永庆有一句判断复杂局势的至理名言——“卖冰淇淋应该在冬天开业。”王永庆的这种思想是正确的。当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似乎在一夜之间，石化企业开始蓬勃发展。王永庆在美国的聚氯乙烯产量达到39万吨，加上台湾的每年的55万吨，合计年产量94万吨，为世界第一。
王永庆在美国购并与投资的成功，证明了他的“冬天开业”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