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机遇，这就是“应运”。适应外界，但不迷失自我。静如中流砥柱，动似水中行船。孔子教人“四毋”，老子主张“无为”，都要求人们诸事不可强求。只有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潜能，而不过度膨胀，惟有把握好自己，谨慎操作，灵活应变，尽量少失误，就能得高分。
孟子说：“知时中之义，则《易》思过半矣。”《易经》虽是卜筮之书，但只要把握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时”和“中”，即运用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随时调整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永远占据时空坐标中的最佳位置——作为人生的指南，就完全没有必要事事问卜了。至于其它种种所谓预知术，如星命、相术、生辰、测字、抽签、卜筮等等，则等而下之，乃是为下根之人所设计的玩意儿，无非求福禳祸、趋利避害，反映着世俗的价值观。人若对自己认识不足，那些具有诱惑或恐吓性的建议就不啻为导致无形陷阱的虚假路标。
相对于领导而言，不要把突发事件看作意料之外的事，在偶然性、意料之外的背后，总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把握的。如果能洞察先机，抓住机遇，以创新思维与行动迎接挑战，那么领导者就能避免突发事件的危害与损失，以推动组织、团队的发展与进步。
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秦王”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在突发事件中运用应急措施的最典型的例子。
天下统一归唐后，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便开始了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李世民虽说是李渊的二儿子，但从最初的谋划起兵到统一天下，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是大唐的真正缔造者。长期的征战，使李世民的手下人才济济，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功名赫赫的战将，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徐茂公等足智多谋的谋臣，他们都希望李世民取代李建成，成为太子。
此外，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对太子之位也虎视眈眈，并扬言：“只要除了秦王，做太子易如反掌。”
李世民早已看出自己处在这场权力之争的漩涡之中，或者鱼死，或者网破。但时机尚未成熟，李世民不敢妄动。正当这场政治风暴将发未发之时，恰好赶上突厥又一次进犯大唐边境。太子李建成借机加紧了对李世民的迫害。于是，李世民以其超群的智谋，沉勇果断，先发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首先，他命令长孙无忌将房玄龄、杜如晦从宫中召回王府协同议事。然后，授意朝臣傅奕上奏李渊，说近日夜观天象，预示秦王执掌天下。最后，他亲自面见李渊，抛出掌握已久的一张王牌：揭发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事实，促使李渊决定早朝审讯太子和齐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与部将潜入禁宫，伏于玄武门。当建成和元吉走到临殿，发觉情势不对，拔马回转时，李世民率众杀出，弯弓搭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也一箭射杀李元吉。随后，逼李渊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诏旨。6天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当年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登基为帝，称唐太宗。
突发事件与危机常常使领导者周围环境中某些因素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增加领导者决策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由于突发危机对组织具有突发的破坏性，这对领导者的应变能力带来了考验。
突发事件发生的无章可循或首次出现的事件，总是通过偶然的形式出现，令人难以预料、措手不及，但又关系到组织安全，不得不处理，而且还要处理得好。
十一、知微之显：掌握信息，明辨时势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中庸》
在多变的社会里，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生活经验的缺乏，而在于认识不到变化，掌握不了真实正确的信息，不能明辨时势。
宋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权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名将曹玮有一次率军与吐蕃军队作战，初战告胜，敌军溃逃。曹玮故意命令士兵驱赶着缴获的一大群牛羊往回走。牛羊走得很慢，落在了大部队后面。有人向曹玮建议，“牛羊用处不大，又会影响行军速度，不如将它们扔下，我们能安全、迅速赶回营地。”曹玮不接受这一建议，也不作任何解释，只是不断派人去侦察吐蕃军队的动静。吐蕃军队狼狈逃窜了几十里，听探子报告说，曹玮舍不得扔下牛羊，致使部队乱哄哄地不成队形，便掉头赶回来，准备袭击曹玮的部队。
曹玮得到这一情报，便让队伍走得更慢，到达一个有利地形时，便整顿人马，列阵迎敌。当吐蕃军队赶到时，曹玮派人传话给对方统帅：“你们远道赶来，一定很累吧。我们不想趁别人劳累时占便宜，请你让兵马好好休息，过一会儿再决战。”吐蕃将士正苦于跑得太累，很乐意地接受了曹玮的建议。等吐蕃军队歇了一会儿，曹玮又派人对其统帅说，“现在你们休息得差不多了吧？可以上阵打一仗啦！”于是双方列队开战，只一个回合，就把吐蕃军队打得大败。
这时曹玮才告诉下属：“我扔下牛羊，吐蕃军队就不会杀回马枪而消耗体力，这一去一来的，毕竟有百里之遥啊！我如下令与远道杀来的吐蕃军队立刻交战，他们会挟奔袭而来的一股锐气拼死一战，双方胜负难定；只有让他们在长途行军疲劳后稍微休息，腿脚麻痹、锐气尽失后再开战，才能一举将其消灭。”
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一定有一套好办法去判定市场上自己与竞争对手的优劣形势。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收集竞争对手的商业情报，这对做出明确的判断非常重要。
曼哈顿是纽约的首富之区，许多跨国大公司和大银行都在该区的华尔街上。建筑承包商的儿子特朗普，他在读大学时，就把目光盯向了曼哈顿。毕业后，特朗普来到曼哈顿，他喜欢逛街，以此方式了解这里所有的房地产。他年轻、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他要在这里大显身手。
特朗普搬到曼哈顿以后认识了许多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许多房地产但仍没有发现他能买得起的、价格适中的不动产。所以他迟迟按兵不动，到了1973年曼哈顿的情况突然变，由于通货膨胀，建筑材料价格猛涨。更大的问题是纽约市本身的债务，上升到了令人焦虑不安的地步。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简直不相信这座城市还有前途。在这种不良环境中，房地产开发是凶多吉少。特朗普却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纽约市的未来，他的确跟别人一样，看到了该市的困境，但他认为这正是可以大显身手的良机。他觉得曼哈顿是最佳住处，它是世界的中心，纽约不管有多大困难，都会是短期的，事情一定会渐渐改观，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一天，特朗普听到了个信息，康莫多尔的大饭店由于管理不善，已经破败不堪，多年亏损，经营不下去。特朗普脑筋一转，马上想到，那饭店紧靠地铁站，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地铁站上上下下，绝对是一流的好位置。
特朗普决定把饭店买下来。他父亲听说儿子在城中买下那家破饭店，吃惊不小，因为许多精明的房地产商都认为那是笔赔本的买卖。但特朗普却跟别人的看法不同，他买下了康莫多尔饭店，投资进行装修，并重新命名为海特大饭店。新装修后的饭店富丽堂皇。它的楼面是用华丽褐色大理石铺的，用漂亮的黄铜做柱子和栏杆，楼顶建了一个玻璃宫餐厅。它的门廊很有特色，成了人人想参观的地方。海特大饭店于1980年9月开张，顾客盈门，大获其利，总利润一年超过3000万美元。
特朗普有了海特大饭店之后又开始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他把目光落到曼哈顿繁华路段的一座11层大楼上。从1971年来到曼哈顿，他就看中了它，他在日记中写到：“今天逛街，我发现一处地方，通过我的眼光看，那是房地产中一流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建一座摩天大楼，它将成为纽约城独一无二的最大不动产！”
不久，特朗普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11层大楼和下面的地皮，把旧楼拆除，建一座高68层的大厦，命名为特朗普大厦。他仍然坚持“变单一功能为多功能”的理念。大厦建造得既富丽堂皇又非常新颖独特。只见沿东墙下来的瀑布，有24米高，造价200万美元。从第30层到68层是公寓房间，站在屋里就可以看到北面的中央公园，东面的九特河，南面的自由女神像，西面的哈得逊河。大楼独具特色的锯齿形设计，使所有单元住宅的主要房间至少可以看到两面的景色。
特朗普建造这幢大厦就是为了吸引有钱人的来住。每套单元售价从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不等。特朗普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吸引了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人士争相购房。特朗普大厦设计住宅单元263套，房子还没竣工就卖出了一大半，滚滚钞票进了特朗普的腰包。特朗普闯荡曼哈顿，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一位声名远扬的大富豪。
会把握市场信息的领导者是优秀的领导者，但能够创造市场机会的领导者更是杰出的人才！
十二、权衡度量：要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一个领导者应表现为对社会的最密切的关注和最敏锐的分析。他们不是凭老经验生活的人，也不是关起门来仅仅从书本中探求如何生活的人。他们热心研究的是现实的社会，他们主要是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中，去寻求适应的途径，寻求和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和活动方式。
在港台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早年吃过不少苦，但他并没有被打垮，他在磨练中取得丰富的人生经验，眼力不断提高，他坚信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干大事业的人。
二战结束后，霍英东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能卖出较好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特别注意拍卖旧货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8万港币中标。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转手一下就净赚了2．2万港元，这是他最初积累的资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就预料到，香港航运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这是种线性思维，目光直射，链接速度快。霍英东先行一步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效仿别人的经营方法，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风险比较小，可资金周转不快，限制了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