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返回故里，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他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10天之内已处斩了5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国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四、道之以政：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
成功的领导者多以温和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方法管理下属，以询问、鼓励和说服等方法带动他们前进。因为用奖励或肯定的方法使某种行为得以巩固和持续，比用否定或惩罚的办法使某种行为得以减弱或消退更有效。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喜欢做别人请求他们所做的事而不愿做别人命令他们做的事。而且从长远观点看，批评过多会损害他人的自尊心，使工作效率下降，给个人的精神造成伤害。
但一味的温和，就会走向另一种极端，不利于管理。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加强管理，领导者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一些得力的领导者，即使当他们不得不解雇某人时，他们并不因为内疚而变得犹豫不决，而其他人则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很可能平时满口甜言蜜语，有爱心，关心人，可是一旦要采取坚决措施，便变得冷酷无情。正如孔子，他虽爱护学生，做到“温良恭俭让”，但骂起违反规则的宰予毫不留情，“朽木不可雕也！”
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例子。一家大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营问题，于是一名新经理被派去负责，并告知要尽快“扭转局面”。新经理用了几周时间对公司总部给他收集的大量有关工厂现状的资料进行研究后，他决定马上进行重大改组，以挽救此分公司。他自己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便采取了大胆的必要的措施。
他带来4名助手和3个装满了有关公司及其生产的资料和分析材料的手提箱，在赶赴分公司之前的两小时之内才通知公司的管理部门，一到便立即召集40名高层经理开会。会上，他简要地概括了他对公司现状的分析意见，他此行所负的使命以及他认为公司今后的基本发展方向，他明确指出公司目前的经营行为很不令人满意。接下来，他当场解雇了4名高层经理并限令他们两小时之内离开公司；他明确宣布如果谁试图阻挡他对公司的拯救行动，他将不惜一切毁掉他的前程。最后他宣布他的助手将安排他与公司每位经理会晤，从第二天早上7点开始。这样，60分钟的会议结束了。
在随后的关键的6个月中，那些留在公司的人积极与他合作。
这是以快刀斩乱麻，坚决果断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个经理为“扭转公司局面”而采取了极端措施，他的强权统治可能导致他手下经理们的集体辞职，而使公司瓦解。但他仍然那样做了，因为他觉得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大家立即配合他的行动。有时候，使用说服的方法太费时间，而且如果人们不听从劝说，说服的方法将完全失效。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些在领导工作上感到顺手的领导者并不常用以权势压人的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冒一定风险，会引发一些问题。无论手段多么高妙，高压统治最终还会招致他人的抵制和报复，极端手段是在极端的情形下采取的。
五、杀身成仁：出现危机时要敢于担当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
在孔子眼里，有志之士、仁德之人，没有为了求得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的。在战场上，如果军官躲在安全的地方，用枪逼着士兵往前冲，谁都不肯服从指挥。如果他勇敢地冲在最前面，大家就会舍生忘死地跟他跑。
春秋时，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一座城市。他躲在能抵挡箭雨的篷子里，结果这座城老是攻不下来。伍子胥大声呵斥他，要他出来。他刚走到能被箭射到的地方，这座城市就攻下来了。
再来看宋景公，他是一位有道之君。他在位时，心里常被荧惑所困扰。于是就把管理星相的子弗找来问道：“为何荧惑出现在心星上？”子弗回答说：“荧惑，是上天表示要惩罚世人的征兆。心星，是我们大宋的分野。很有可能大祸会降临到君王您的身上。不过不要紧，我们发现得早，可以将大祸提前转移到宰相、百姓、年成上去。”
宋景公说：“宰相，是帮我治国安邦的左右臂，我怎么能让他替我承受祸害呢？君王贤明，才能使天下昌盛，我本就应该爱民如子，却又怎能伤害他们呢？年成不好，老百姓受冻挨饿，这是我做君王的责任啊！既然命中注定有此一劫，那就听天由命，让它自然了结吧。”子弗说：“天空虽然很高，很遥远，但对人间琐事了如指掌。大王您是有道之君，上天一定会为您的肺腑之言所感动，大发慈悲，赏您三次。今晚心星可能就会移开，到那时您的寿命就可延长数年。”果然，当天晚上心星移动了三次。
宋景公心里装着的是天下、百姓，有灾难自己承担，堪为领导者的楷模。
遇到危险时不躲避，对大家进行现场鼓舞，不仅在战场上能发挥作用，它也适用于任何需要团队协作的场合。
井植薰是三洋电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自创基业前，他是松下电器公司的重要领导者。有一年，井植薰被任命为松下电器公司下面真空工业所的厂长。在此之前，他曾力谏松下老板关闭这家亏损累累的工厂。这件事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当他去赴任时，工人们都举着小旗子，不断地喊着口号：“关闭工厂的人滚回去！”
在这种严重敌对情况下走马上任，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井植薰以自己超凡的勇气应付着一切。经过一段时间摸底调查，他得出结论，要重建真空工业所，需要裁减200名工人。但是，在这时候裁员，无疑会激起工人更大的愤怒。井植薰左思右想，实无良策，便决定用抓阄这种古老方法来决定人员去留。他将工人们召集起来，说：
“裁员出于无奈，裁谁我也不忍心。今天不是听凭神的旨意，而是听从‘纸’的安排，我祝大家幸运。我自己也参加抓阄，同大家一起接受‘纸神’的判决。”
既然井植薰自己也参加抓阄，大家也就无话可说。
井植薰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一个纸团，上面写着“留任”二字。他双手紧紧地合在了一起。他相信这真的是神的意志。假如他抓到的是“离任”，就要有负松下老板的重托了。
最后，井植薰同工会一起妥善安排了那200名不幸抓到“离任”的工人，双方都含着热泪无怨无悔地道别。
在井植薰的领导下，几个月后，真空工业所便扭亏为盈，成了松下电器公司的盈利大户。
普通人大多随波逐流，无可无不可，没有必须坚守的原则，见利而趋，见危则避，所以他们永远只是普通人。杰出人士则不然，他们做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不以利害而改变自己做人处世的原则，就像磐石一样坚定。所以，别人敢把命运放心地交托在他手中，并忠诚地追随他，在无形中他就积累了一股干大事的力量。
六、自我成全：在退步中等待进步的时机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
弯曲的只有一尺，伸直了却有八尺。中庸的退让法就要达到这种功效。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北边的突厥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不久，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金银珠宝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李渊为什么这么做呢？原来他根据天下大势，已决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气候，太原虽是一个军事重镇，但不是理想的发家基地，必须西入关中，方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李唐大军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
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人马，即使全部屯驻太原，应付突厥的随时出没，同时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在军事上已是捉襟见肘。而现在要进伐关中，显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惟一的办法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受宝货”。所以李渊为了保存实力，不惜俯首称臣。退一步，海阔天空。始毕可汗果然愿意与李渊修好。后来，李渊派李世民出马，不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
再一重要原因，由于李渊甘于让步，还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士兵，李渊又乘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凭空增加了声势。
李渊的让步行为，虽为一些人所不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中庸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军既平安地保住了后方根据地，又顺利地西行打进关中。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突厥在后来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称臣，突厥可汗还在李渊的使唤下顺从地翩翩起舞哩！
三国时，曹爽总想当第一把手，同事们对他的野心看得很清楚。曹爽可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惟一的顾忌是老家伙司马懿。一天，他命心腹河南尹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之机，让他以向司马懿辞行为由，前去探听虚实。
司马懿知道李胜来访的真实意图，于是作了一番苦心安排。
李胜来到司马懿的居室，只见司马懿正在小保姆的服侍下更衣，他浑身颤抖，久久地穿不上衣服。他又称口渴，待保姆捧上粥来，他以口去接，将粥弄翻，流了一身，样子十分狼狈。
李胜看着心喜，说：“听说您风痹旧病复发，没想到病情竟这样严重，我受皇帝恩典，委为荆州刺史，今天是特来向您告辞的。”
司马懿故意装作气力不济的样子说：“我年老体衰，活不了多久，你调任并州，并州临近胡邦，要多加防范，以免给胡人制造进犯的机会啊！恐怕我们今后再难相见，拜托你今后替我照顾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李胜说：“我是出任荆州，不是并州啊！”
司马懿又问道：“你不是说并州吗？”
李胜又重复说：“不是并州，是荆州。”
司马懿说：“我精神恍惚，没有听清楚你的话。以你的才能，可以大建一番功业。”
李胜回去后，将所见所闻的详情告诉了领导者，曹爽听后大喜，从此对司马懿消除戒心，不加防范。
不久，老总曹芳前往洛阳南山他父亲的坟墓前烧香磕头，曹爽以及他的弟弟曹义、曹彦和心腹亲信一大班人随行。
司马懿笑了，他见时机已到，立即发动兵变。京城控制下来后，老司马亲自出城劝降曹爽。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曹爽打了冷颤，而司马懿的目光温和中带着阴冷的煞气。老司马向小曹保证，只要投降，决不伤害他的性命。
曹爽部将力劝曹爽调兵平叛司马懿，可曹爽的眼力不好使，犹豫再三，终究举起了投降的旗幡。曹爽自以为免除官职后，可以玩玩牌、钓钓鱼，坐享清福。然而，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美，时过不久，司马懿以曹爽大逆不道、图谋篡位的罪名，连同他的亲信党羽全部诛杀了。
司马懿老谋深算，对形势了如指掌，下野后料定曹爽必来相请，到时候他一来可以打击曹爽的气焰，二来可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释兵权后就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以麻痹曹爽，这种老辣的目光除了诸葛亮能对付，其他人都逃不出他的目击圈。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了，摸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泪眼朦胧，物象不清。
七、处恭事敬：适时适地地满足对方的欲望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
人有欲望，也有善良的本心，引导自己的欲望不使之膨胀，满足别人基本的欲望，而不损害，人做这一步，差不多能得中庸处世之道了。可是人们常常害怕失去小利，连一鸡一犬失去了都慌乱不安地拼命去寻找，而对他人的内心需求却漠然不知，结果因此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这是人性的弱点，不能中庸处事的人，其缺点暴露无遗。对此，人们发现了一种处世之术，即你掌握了对方的弱点并进行利用，处理问题或求人办事就可以被对方认可与接受。这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战术，一切都将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但是要利用得恰到好处。
人们无时不在为名而生存，无时不在为利而生存。世间有为名甚于为利的人，有为利甚于为名的人，有既为名又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名，实际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利，实际上是为名的人。你需要做到精到细致的观察，使利用的技巧恰到好处，不留痕迹。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200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其东归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