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把中庸之道形象地比作人们祭祀的鬼神，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人也离不开它。“君子之道费而隐”，广大而又精微。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是“隐”，是精微；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使人无法离开它，是“费”，是广大。一个君子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全靠自己把握。由于权力与身份的特殊性，领导者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关注，无法遮掩。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就知道什么是影响力了。有一天，在美国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一位名叫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拒绝服从汽车司机要她离开座位到公共汽车尾部就座的命令，这个命令符合当时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惯例。由于冒犯了蒙哥马利的种族隔离法令，帕克太太遭到拘捕。
这件事引起了牧师马丁￥路德￥金的注意，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随之，他在蒙哥马利号召开展联合抵制乘坐公共汽车的群众运动，以非暴力的群众运动形式反对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马丁￥路德￥金也因为在为期382天的蒙哥马利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受到广大黑人群众的拥护，而使他成为民主权力运动的领袖人物。
马丁￥路德￥金没有人授予他职务权力，他自己也没有刻意追求权力，为什么竟然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呢？罗伯特￥塔克在他的著作《政治领导论》中称这种人为“非委任领袖”。“非委任领袖”不拥有职务权力，但他们仍然可以成为政治领袖，领导他人。他人愿意，也乐于接受他们的领导。
西方传统管理学对领导的界定是：“领导可定义为影响力。它是影响他人，并使他们愿意为达成群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艺术或方法。”
H￥法约尔认为：“在一个领导人身上，人们应把属于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自身的智慧、博学、经验、精神道德、指挥才能、所作的工作等等决定的个人权力区分开来。作为一个出色的领导人，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
总之，对于领导者为何具有领导影响力的问题，西方传统管理学的解释是：来源于职务权利和个人权力，教科书上则更多地使用“职务影响力”和“非职务影响力”的说法。其实质内容是一样的，即把领导影响力划分为两大类：职务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和个人品质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使用了牛顿力学的传统解释方式就是：一个实体对另一个实体产生的作用力。
对此，美国的管理专家沃伦￥布兰克则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领导能力与物理学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与人的需求相去甚远。然而，领导能力与物理学确有共同之处。物理学解释能量、物质，说明宇宙如何运行。同样，领导能力是一种激发人的能量并将其转化成行动的能力。因此领导能力的行使可以被看成是人体物理过程的实践。”
领导影响力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来源于职务权力和个人权力”，这不是领导者所具有的特质，而是来源于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特殊关系。
《左传》上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这就是说，自古的经验告诉人们，使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则可以成就事业，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欲望则少有成事的。因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们总爱犯自以为当了领导就当然比下属高明，爱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原则来教导下属，强求他们接受的错误。孟子又说：“敬人者，人恒敬之。”敬重别人的人，别人也就常敬重他。领导者不敬重下属，下属理所当然也不会真心地敬重领导者。
因此，领导者要想有影响力，首先必须搞清楚，你需要下属有什么样的行为。然后才能仔细观察下属的行为，不理会那些不希望有的行为，而一旦发现所希望的行为，就立刻加以首肯，赞许之。这样做之所以能够对下属产生吸引作用，首先是由于下属受到了敬重，于是就有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结果。其次，下属的行为，在一再“首肯”的强化之下，很自然地成了一种行为习惯，他之所以这样做，不出于他人的强迫，而出于“我自然”——行为心理学的规律使然。既愿意又自然，何乐而不为。因而，相互吸引的现象就能存在。
在企业中，由于这种首肯不仅仅是口头表示，还常有一定分量的奖励品或奖金以加大“首肯”的分量，这种影响力的应用，人们已经很熟悉，它是常用的激励方法的一种。我们明白了上述理论，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加以应用，避免了盲目性。
十、与人为善：行为失态必影响魅力
当道守官，固贵于坚，而察言服善，尤贵于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谓无私，固执己见，或偏听小人先入之言，虽有灼见事理以正义相规者，反视为浮言，而听之藐藐，其后情见势屈，误国事，犯清议，而百口无以自明者多矣。
——清￥方苞
孟子有一回对朋友公孙丑发表了长篇大论，其中有一句：“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怎样才算善？做好事就是善吗？洪应明在《菜根谈》中说：一个人在狭窄的小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让别人走；遇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要留出三分让给别人吃。这就是一个立身处世最安全快乐的方法。善，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就是宽容，就是谦让。
廉颇和蔺相如同是战国时的赵国大臣。廉颇是赵国杰出的将领，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和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做上卿，职在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身为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口舌之功，竟位居我上，况且他出身卑贱，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在他的下边。”并且他还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他赶紧叫车夫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看不过去，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蔺相如对他们说：“廉颇将军与秦王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颇将军吗？大家知道，秦国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就会乘虚而入，我避着廉将军，为的是赵国的利益。”后来蔺相如的手下把他的话告诉给廉颇，廉颇便脱衣露体，赤膊背着荆条，由宾客介绍陪伴来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鄙浅陋的人，不料你宽容我，忍让我竟到了这等地步。”从此，赵国出现将相和睦的大好局面。
在领导工作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保持高度的冷静，使自己不失态。例如在一次商务交际中，对方在谈到价格时突然揭了你这一方的老底，说你给某公司的价格很低，而给他们过高，这实在是太欺负人等等。贸易伙伴这样揭露，是很伤面子的。如果你不冷静，情绪过分紧张或者激动，很可能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接下来或者承认事实，或者愤怒争辩，拼命否认，很可能当时就不欢而散。但是你如果很冷静，可能会很快找出理由，比如价格低并不保证退换维修，某一方面没有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或者在付款形式、供货期限、质量保险等方面有不同。反正你总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挽救局面，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体面的说法。
对于这类不期而至的遭遇，有两种不同的处理。一种是消极的抵御，或是无地自容的羞愧而无言以对，或是愤怒之情暴发声色俱厉地反抗。这会对你良好的公众形象带来损失。另一种是积极的应对，利用这类不利的交往信息获得良好的交往利益，不但能有效地抵御寻衅者的行为，而且能赢得人们的更多尊重和欢迎。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特￥格劳斯曾对交往窘迫研究了多年，他指出遭到公开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件乐事，也不是一件可容忽视的琐碎小事。当因羞辱而受到感情伤害时，大多数人会失态：发火、口吃、脸红。但你应该有另一种选择——保持理智，控制情势。不要花很多时间陷于烦恼，“为什么这个人要非礼造次？”有一些人蓄意使你感到窘迫，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感受到你的威胁，或是为了报复在他感觉中你曾做过的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另有一些人则仅是出于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而不在意羞辱了他人的爱开玩笑者。
而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贝雷￥斯契莱卡则认为，去猜测这类人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的做法在实际上不一定正确。“他或她很可能是不明白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你向他指出这类失言的非礼之举时，这些出于好意的却拙于表达的人通常是会立即向你致歉的。
当然究竟如何来应对这类窘迫的遭遇，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你的老板或领导者在同事们面前指责你，而且很可能下次还会这样做时，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应对这此种情况，从而以冷静的自信来维护你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单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十一、物极必反：走极端必损害魅力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培、或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
这是老子的“中庸”思想，其要旨是不要走极端，不要奢侈，不要过分。核心是不要走极端（去甚）。
在老子看来，我们不可能成功，天的意志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谁想改变，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企图保持权力，结果必定会失掉。老子用了一些隐喻论述他的观点，他说，天下万物，有的在前面行走，有的在后面跟随，有的送暖气，有的吹冷风，有的强壮，有的嬴弱，有的得胜，有的失败。当时，大小诸侯就是这样，你争我夺，争战不已。老子最后得出结论，从政者要戒除走极端，戒除奢侈，戒除过分。
有人说，老子处世消极，什么事都想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这种理解是不公正的。老子提出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转化，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解决矛盾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即使矛盾激化，实现矛盾的转化，这要看是什么矛盾。解决“甚、奢、泰”这样的问题，不必等激化了再着手解决，那样就麻烦了。当然去甚、去奢、去泰之后，还是存在矛盾的，虽然老子没有谈及，可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说，他并没有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
然而老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合理性，过去批判中庸思想是走了极端。中庸作为文化心理现象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思维方式也一直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常用“太极端了”、“太奢侈了”、“太过分了”等说法描绘某人的不良行为。这说明中庸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去甚”是正确的，极端是偏离中道的，不代表事物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事物普遍具有中心和两端三部分，不论从空间角度看，还是从时间角度看，都是这样。
袁世凯掌握了军政大权，就想当皇帝。袁世凯要是像华盛顿一样顺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他的结局就不一样了。
物极必反，所以要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措施。一个团队，一个公司，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样可以帮助领导者对某一具体问题做出决定，明确的目标还有助于防止领导者遇事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搞乱大家的心。
天下通吃，是不理性的行为，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的天下通吃，这不符合博弈原则。床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种霸权者，到最后弄得自己也没有睡觉的地方。镇关西夺了施恩的快活林酒店，凭的是自己有力气，会打架，还有张都监这个保护伞，但是他还是被武松给治了。
同样，一个国家强大了，老想着称霸世界，动不动就插手干涉别国事务，指手划脚，它给别人制造麻烦的时候，自己也会惹麻烦，如秦国当时多牛，可是嬴政先生却遇到了一个恐怖分子荆柯，他差点没命了。总之，偏离中心，离开轨道，就会步入歧途。
去甚、去奢、去泰，这种意识建立得早，并一直深入有志之士心里。《礼记￥曲礼上》曰：“欲不可从（纵）。”《定国寺碑》有“漂沦欲海，颠坠邪山”之诲。从古到今，节制私欲，系做人为官之准则。
清代因虎门销烟而闻名遐迩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深谙此理。为此，他在故居厅堂手书条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为官40年，行迹遍及14省，统兵40万，位列封疆大吏，始终廉明清正，堪为节制私欲的楷模。
慎用权。林则徐历任河道总督、廉访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并两次被朝廷委以钦差大臣，权不可谓不重，然其用权却十分审慎。在江苏任廉访使时，他提出“察吏莫先于自察”，并在官府大厅上悬挂一副“但闻己过，求通民情”的堂联。赴广州后，给夫人修书一封：“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惟谨，毕恭毕敬。夫人务嘱二儿千万谨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官府佞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意犹未尽，又提笔给在京翰林院供职的长子写道：“服官者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恋权位……须磨练自修，以为一旦之为。”
戒贪念。林则徐家道贫寒，小时候，靠母亲和姐妹制作纸花卖钱以为生计，小时即养成了俭朴的习惯。因此，他在山东济宁担任运河河道总督时，便立下一方石碑，上书“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无疑反映了他清心寡欲的品格。道光十八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出发前，向沿途经过的州县发出《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到广州后，又在办公的衙署前悬出《关防示稿》，早早申明：乘轿坐车雇船，一律自己掏钱；随行人员，“不许暗受分毫”礼物钱财；餐食自行准备，概照市价付现钱。晚年出任陕西巡抚时，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自述“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这与当时权贵们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的行径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二、行己有耻：戒掉坏毛病留住魅力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
如何做到“行己有耻”、“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戒绝凭空臆想，看事情绝对，固执己见，事事为自己着想这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孔子在修身方面的自律。
宋代朱熹在《集注》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这四项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不为自己着想反过来会加剧任意性。这些都不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要戒绝他们。
“毋意”，是说孔子做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