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大德者必受命。”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中庸平和。可是，曾经由于体制而非技术的原因，领导者在管理上不善于授权，例如以企业来说，等级秩序严格，中层不太会作决策；同时，因为很多单位是关系群体，企业是家族式企业，在观念上认为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形成所谓的社群主义，其实这是反中庸的——中庸之“中”是指合理，“庸”是指实用，即新的环境决定了新的领导授权方式。这是个开放的时代，西方文化进入，冲击我们固有的价值观，但在迎接挑战的同时，并不必然以否定中庸之道为条件，以防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和而不同：把权力授予持不同意见的人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
孔子常常将“君子”与“小人”加以对比。君子重义，故能尊重对方不同于己的意见，又能和谐相处；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但一遇利益冲突或意见相左，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
授权的前提是“和”，大家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实现某种目标。一位智囊为戴高乐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自认为十分满意。第二天当他拿到戴高乐阅过的这份稿子时，他失望了，戴高乐已经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智囊认为这表明戴高乐对自己很不满意，已经面临着被辞之祸，于是尴尬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必要留在总统府工作。戴高乐淡然一笑说：“当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讲演稿，为的就是和他唱反调。”戴高乐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身边的智囊进行运筹于帷幄中的较量，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思考，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来和自己想象中的论敌或政敌进行争斗。
不少人喜欢把刘邦和项羽进行比较，且思考刘邦由一个小官何以成为西汉的开国皇帝？其实刘邦的成功就是善于把不同的人才集中在身边，并且能整合不同的意见。刘邦登基后不久，一次大宴群臣。他问群臣道：“请大家说说，朕何故得天下，项羽何故得不到天下？”大臣中有人答道：“陛下平时待人有点粗暴无礼，似不如项王宽仁，但派人攻城略池，有封有赏，能与天下人同其利。项王忌贤妒能，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所以将士不肯尽力，因此失掉了夺取天下的机会。”
刘邦听了，哈哈大笑，他说：“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楚汉得失原因须从怎样用每个人能力说起，运筹策划，预见长远，朕不如张良；主持政务，保证供应，朕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战取攻夺，朕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豪杰，朕能依靠他们，所以能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了。”群臣听了，都表示敬服。
在五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屡遭挫折，但他通过正确授权，屡败屡起，终于以弱胜强，取得最后胜利。他的子孙汉武帝刘彻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故马者跿，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曹操是个特别善于团结人才的人，他在建安19年下了《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令中提出对于某些与自己观念有冲突的贤能之士，也要同样予以任用，并强调说：“人有某些缺点，在所难免，能因此就不授权于他们吗？选官的人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有才之士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曹操对那些“或堪为将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加以重用，如戏志才，郭嘉等人的名声都不太好，杜畿这个人则是简傲少文，但这些谋略人物“皆以智谋举之，终各显名”。
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在佐助刘邦定国安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他被刘邦封为都尉的当天，就有人告他盗嫂、受贿，刘邦开始对陈平有疑虑，亏得魏无知及时解释：“现在楚汉相争，陈平是有利于决胜负的奇谋之士，怎么能因盗嫂、受贿的毛病，就不大胆地使用他呢？”刘邦给陈平位加一等，陈平后来“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刘邦“用其计谋，卒灭楚”。
君主的身边有许多谋士，所献计谋各不相同，乃至互相对立。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君主如何对待谋士所献谋略，如何择善而从。我们不能一概以谋士所献之策的被采纳与否，以定其与君主之间的关系的亲疏离遇。战国时张仪为秦国献连横之计而闻名于世，但对待“伐蜀”问题上其谋则未必高明。张仪主张“攻韩逼周”，“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主张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历陈“攻韩逼周”之弊。最后秦惠王听取司马错之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裴寂曾在李渊起兵太原中起了重要的谋划作用，可是在李渊率兵攻打关中途中建议“回师太原”，“还救根本，然后再图他举”，后来由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确主张及努力争取，终于避免了一场大错。事后，李渊埋怨裴寂等道：“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唐朝建立后，李世民领兵出关东征，与王世充决战，将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城内，眼看洛阳即将攻下之时，河北窦建德率师10余万人援救被围困的王世充。
在前线的唐军谋士如何对待新形势发生了争论，提出了不同谋略。肖禹、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认为，唐师疲劳，王世充据守坚城，一时难于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撤围退守新安，以后再图进攻。郭孝恪、薛收则认为：王世充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今因乏粮穷蹙，垂将瓦解，若让王、窦会合，则可转运河北的粮饷供应洛阳，战事将拖延数日。应该留一部分兵力围攻洛阳，深沟高垒，闭壁不战，同时另选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掐断郑、夏之间联系，而大军立即赶赴武牢，据险以拒夏军，伺机而破，只要窦建德一败则王世充不战自破。后李世民采用后一主张，在武牢大败窦军，洛阳王世充也跟着投降，从而加快了关东统一的战争。
在不同的人身上提取智慧，然后把权分授予不同的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如果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不允许谁说真话，那么当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就会各方谁也不负责任，只求自保，结果“同”的格局被打破，也就谈不上“和”了。
二、和不害义：不摆授权者的架子
当官大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精详斟酌之尔，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专为己也。
——《官箴》
当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心中平静淡然，叫做“中”；但喜怒哀乐是人人都会有的，也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而有所节度，叫做“和”。二者协调和谐，这便是“中和”。授权时达到“中和”的境界，秩序井然，上下属都心平气和，授权就会发挥积极作用了。
孟子说，凭借实力而称霸诸侯，这称霸必定是凭借自己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实行仁义而使天下归服，则不必以国力的强大为基础。商汤就仅凭纵横七十里的土地，文王也仅凭纵横百里的土地而使天下归服。依靠实力来使人服从，那只是因为别人惧怕，因此，那不能算真服，因为那不是心悦诚；而以德服天下，人家才能心悦诚服，那才是真服，就好像归服于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一样。
魏文侯是先秦时期一位有雄心的国君，以朋友的身份和贤人相处，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魏成子向魏文侯推荐：段干木才能出众，平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一直隐居在西河乡下，不愿出来做官。于是魏文侯亲自带着随从前去聘请。在段干木的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但段干木不想出来做官，他翻过后墙躲避起来。
第二天，魏文侯远远地把车子停在村外，下车步行到段干木的门前求见，段干木又躲起来不见，这样整整一个月，魏文侯每天都亲自前往求见。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这样真心诚意，很受感动，只好出来相见。魏文侯又请他一同乘车回国都共商国事。从此，魏文侯以待客之礼待段干木，以师事之，而段干木也尽力辅佐魏文侯治理国家大事。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嗨！我们这个单位的领导，官虽然只有芝麻粒大，架子摆得倒不小。哼，他越是这样子，我们就越懒得理他！”“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起话来怎么是那个样子，拿腔拿调的，真让人受不了。”
对于爱摆架子的领导，人们都不太喜欢，但这样的领导不少，这些领导不仅与领导之间关系难处，而且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也难处。爱摆架子的领导表现为：和普通百姓保持一点距离。爱摆架子的领导平时紧绷着面孔，轻易不下基层，轻易不接触群众，他们把和群众开玩笑、打成一片看成是有损领导威信的事。有时在现场能了解的问题，爱摆架子的领导却总是安排他人到办公室来向他汇报，问东问西，还不时提些问题，以显示领导的气度和水平。
领导之所以能成为领导，就是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一些。但是，爱摆架子的领导却将这一点过分绝对化了，他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一点，而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要高明得多；不是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要高明，而是认为自己在所有的方面都高明，这种缺乏自知之明的心理所产生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刘备为给关羽、张飞报仇，兴百万之师来讨伐东吴，孙权从阚泽言，起用陆逊为主将，统率三军抗刘。消息传来，刘备问陆逊是谁？马良说是东吴一位书生，年轻有为，袭荆州便是他用的计。刘备大怒，非要擒杀陆逊为关羽、张飞报仇。马良劝谏道，陆逊有周瑜之才，不可轻敌。刘备却嗤笑道：“朕用兵老矣，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用兵打仗之道，重的是谁能把握战机，深谙谋略，与年龄无关。刘备自称“朕用兵老矣”，夸口自己经历的战争多，谋略周全，这是不切实际的狂言。“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他嘲讽陆逊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看不起陆逊，这种轻敌的思想，导致未战就先败了阵。后来，陆逊用计火烧连营八百里，令刘备吃了大败仗。
刘备这个教训启示人们，领导者在考虑问题时，不能把自己的身份摆进去，按自己的职务看问题，就会少了客观性，多了盲目性，这样考虑问题就不周全，处理问题就会产生误差，脱离实际，造成损失。刘备说自己“用兵老矣，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归结为他爱摆领导的架子，因此酿成了千古遗恨。
为什么有的领导爱摆架子呢？这是由于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浓厚的等级观念，将人分为上中下几等，觉得官当得越大，似乎就越高人一等。他们如果当了官，就洋洋得意，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显示出比别人高出一等的样子来。
从领导者的威信方面来说，那些借助本人的真才实学、高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与众人建立密切的感情关系的领导者的威信越大。而那些借助领导的资历、官职的大小、常摆出一副官架子的领导，其威信越小，容易成为孤家寡人。
过分突出自我，藐视他人的存在，严重脱离群众基础，这不是现代领导的做派。作为一名现代领导人，还是少摆架子为好。
对于大小头头来说，不要以“领导者”自居，要放下架子，以平等友好坦诚直率的态度与下属相处。不要做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人。要关心下属，经常了解下属的生活情况、思想情绪、工作中的困难，竭力帮助下属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解除他们的烦恼。
对下属一视同仁，必须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有些人对领导敬而远之，退避三舍，怕太接近领导会被认为是拍领导的马屁。而有些人则惟领导者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奉承话好听，谁都爱听，会溜须拍马的人一时也可能比较讨人喜欢，可时间一长，便会令人生厌。有时奉承过了头，领导者甚至会想，你在拿我当阿斗啊！也有些人以“谏臣”自居，以仗义直言标榜自已的刚正不阿。这样的下属，领导者也是不太好接受的。“忠言逆耳”这句话人人都懂，可如果能做到既是忠言又不逆耳，岂不更好？
对下属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是领导者处理与下属关系的又一重要原则，也是赢得下属信任的重中之重。你的下属发现你能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他定会心情舒畅，干起活儿来，也必是斗志昂扬，一句话：肯卖命。
反之，如果发现你“偏心眼儿”，可想而知，偏向的一方，获得好处，似无怨言。但另一方则是怨声载道，旁观的第三者，也会站在这一方。那么你会众叛亲离，而你偏袒的一方，也会因此与别人“格格不入”。
三、智者过之：敢于分权才能用好权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论语》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他是最有德行的人了，多次让位于季子，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是个推行中庸之道的人。让权，在他看来，是为了用好“公权”，如果一个人把权力抓得过紧，个人的毛病会日渐暴露，影响用权。这个道理，有谁知道呢？他感叹：“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一个人如果把权力看得太重，就会不敢放权与授权，自负而怀疑一切人，那么他也就用不好权，甚至因此招祸。正如《管子》中所说：“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敢于分权才能用好权，这一点，杰克￥韦尔奇深有体会，他认为领导是最简单的职业，关键是会不会分权。他说：“我对如何制作出一台好节目一窍不通，对于制造飞机引擎也仅是略知一二……不过，我却知道谁会是NBA称职的老板，这就足够了。我的工作就是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把权力授予他们，给他们提供充足的装备和支持。这就是我全部的工作。”
阿尔弗雷德￥斯隆于1924年起任美国通用汽车企业总裁，1956年退休。在他领导通用汽车企业的32年中，通用汽车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由1923年的12%发展到1956年的53%。1928年以后，通用汽车一直是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而斯隆战胜强劲对手亨利￥福特的故事，一直是美国企业管理史上一件发人深思的事例。
斯隆任通用汽车副总裁期间，通用总裁杜兰特经营管理不善，使企业汽车销售量大幅度下降，企业危机重重，难以维持，杜兰特因此引咎辞去总裁的职务。作为副总裁的斯隆虽然几次指出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问题，但杜兰特均未予以采纳。杜兰特下台以后，在通用汽车企业拥有最大股份的杜邦家族接管企业，并任杜邦为总裁。由于杜邦对汽车是个外行，因此基本上完全依靠斯隆。而斯隆在杜邦的支持下，对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