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贝西华农场（五师二团）
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家庭瞬息之间的变化，我唯恐被历史所淘汰，急忙忙、气昂昂地奔赴海南干革命去了。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数年前当我几经周折，终于从海南调回广州，一登上广州港的码头，我几乎是头也不回地疾走出大门，我害怕回顾这辛酸的历程，企图永远从记忆中抹去这痛楚的一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好长一段时间，当我徜徉在市内喧闹的马路上；当我漫步在绿色的草坪边；当我看到那奔流的江水、那航行的轮船；我脑海中总浮现出在海岛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我的情思，而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所在连队的老管理员尹子龙同志。
他是我接触到的茫茫人海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位老人，一位南下的解放军老战士。战场上他纵横了几十年，农垦战线上也挥汗了几十年，颠沛的生活经历在他的脸上早早地刻下了满脸的皱纹，使得他本来黝黑的脸面平添了几分冷漠的神色，两道浓眉之下，那似乎有点干涸的眼眶内，淡褐色的双瞳是那样的有神，透出一股老人少有的英气。一件褪了色的军服，穿在他瘦削然而笔直的躯干上，一顶军帽遮盖了他满头的白发。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总给人一个倔老头的感觉。我们这两代人的情谊，就是在那痛楚的年月中开始的。
那是一个冬夜，北风呼啸，我伏案于卫生所的煤油灯下，埋头写家信，借此慰藉心灵，取得温暖。突然门外闯进来一位青年，两腿沾满了泥巴，腰间横佩着一把砍柴刀，神色慌张，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医，医官，快！快！”
我猛地站起来，惊惶地问：“什么事？”
“我老婆要生了，接生婆接不下来，请你去一下吧。”他一边说，一边焦急地搓着他那双冻得发僵的双手。
“你在哪个村？”我连忙问道。
“老田村。”他负疚但有期待地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呆住了，救死扶伤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看着他腰间的佩刀，在这山村寒夜，跟这样一位陌生的莽汉，到离这虽不远但山路崎岖的老田村……正当我无所适从之际，老管理员披着一件军棉袄，提着一盏马灯，出现在我面前，他仅对我说了一句：
“小胡，快收拾，我陪你去！”
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他深沉地告诉我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就像一位老父亲在诉说儿子的病情那样沉痛。自那一次后，每一次农村出诊，他总是陪我一道前往，提着马灯，在我前面引路。至今，他那身影、那脚步、那盏让我倍感温暖的马灯，还萦回在我脑际。
这样一位外表严峻的老人，却有着这样一颗灼热的仁爱之心，真令我佩服和惊讶！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给人安慰和舒坦，但他有时也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倔强和固执。他管理着全连队的资产、劳动工具，近乎顽固地遵循着他订下的管理条例。谁损坏了工具，丢失了哪怕是挺平常的一顶帽子，不认认真真地写上几句检讨，就领不到新的。为此，调皮的男知青们背地里都叫他“倔老头”。然而，在生活上他对我们却是那样地关心、体贴。他去场部、去趁圩，总忘不了给我们捎带上几斤肉和零食，可出于管理员的职业习惯，账目非要分文不差。有一次我欠了他几分钱，他一连几天地催着我要，当我如数归还时，他才露出几分带有深意的微笑。在无言之中，教育我们做人做事要一丝不苟、泾渭分明。但当我病倒时，他亲自擀面条、煮鸡蛋、热气腾腾的让他的妻子捧到我床前，还非要我当着他的面吃完。历经坎坷人生的我，禁不住两行热泪顺面淌下。
在我最后离开连队的那一天，管理员赶着牛车送我到公路上。我望着自己亲手裁下的小胶树苗，已长成茁壮的大树；望着公路两旁蔚然成材的防风林；望着八年前从这走进、现又从这走出的熟悉的林间小路；望着面前这样一位慈祥而又严峻的老人，回想起我们创业的艰难，八年以来来自各处的温暖和冷遇，我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睛发涩。管理员默默地打点着我的行李，远处传来公共汽车的喇叭声，管理员的身子抖动了一下、怕冷似地用双手把棉袄收敛了些，抬起头，对我说：“到家，捎封平安信。”
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睛是湿湿的，脸上是苦涩的笑。我忽然忆想起就是他在场部迎来了我们35位知青，几年间，他赶着牛车一个又一个的送走了，有的回城、有的上调，轮到我已是最后的一个了。此刻这淳朴的老人，心头翻腾的是怎样的一股难舍之情啊？他是山东人，扎根在海南，而且扎得那样深！而我们，历史的变革，把我们抛在这偏僻的海岛山村，现又将把我们一个个地召唤回城。我忽然感到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我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有着浓厚的依恋之情，是眼前这位老人用他那质朴的品格，善良的心灵，启迪着我去思索这知青生涯的意义。
而今，我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并有幸迈进大学的门槛，学的又是中文系。我就尝试用我这拙劣的笔，记下这位使我永不会忘怀的老人，他那盏在我人生困惑迷惘的年月里给予我温暖的马灯，将永远在我心头闪烁，照耀着我今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