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纬中坤农场六师四团
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故事发生在37年前，再加上认识故事角色的人都难以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只好用童话一般的开场白了），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青年名叫小陈，他不但放弃了到外国升读大学，也放弃了继承父亲经营大片庄园的机会，不远千里回到祖国。但是恰逢“文革”爆发，于是小陈便辗转来到了海南岛的中坤农场。
到达后不久，小陈在开荒新点接受了养猪的任务。由于新点“地无三尺平”，队部建在一个面积很小的山包上，除了茅草屋顶泥巴墙的房子、水井和厨房之外，可用的地少，队领导要把好的地让给种菜的，于是小陈和另一位知青小康唯育到附近的低洼地去建一个简陋的猪栏，还要尽快完成任务。当时公路还没修好，一切供应都要靠他们从老队挑回来，想吃上猪肉，得自己养猪。
小陈和小康在一处向阳的斜坡上辟出一小块地，接着便上山砍伐木料建猪圈。虽说满山都是树，可是在三两天内，凭两人刀砍肩扛，把百来根木料集齐，建成小小的猪圈及外栏，还真是极艰巨的一项任务。紧接着，司务长带人挑回十来只猪苗，粉红粉红的可爱的小东西令我们精神为之一振，暗下决心，要让大伙儿尽快吃上自己养的肥猪肉！现在香港的养猪户还要花钱雇人，把割下的肥肉弃于垃圾场，但是那年头在中国却是越肥的猪肉越好。
（在数千里外的印尼，养猪多年的小陈的老父——陈叔已经把猪场从两个扩展到三个，他坚持“血统论”，注重猪的家庭出身，把根正苗壮的猪崽子留着，重点培养。当然，那些表现不好的，会拨入淘汰之列，不给予繁衍后代的机会。）
接过猪苗后的头一个月里，小陈和小康会用粥水喂养小猪，并以自种的地瓜苗和少量的地瓜喂养。眼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二人心里都充满喜悦。晚上，小陈还会在油灯下阅读离家时带走的一本《牧场经验》，那是父亲亲笔抄录的多年养猪心得。
（白天，印尼的陈叔在猪场观察存栏猪进餐及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晚上，陈叔在气灯下，根据资料研究各栏猪的速长饲料配方。）
海南岛的台风挟带着暴雨袭来，全连队的老工人和知青都在透风的泥墙内分班进行政治学习，这时候发言的知青已越来越少了，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等着老工人偷偷地带来一些烤好的木薯，好填塞永不知饱的肚子。然而有千斤重担在身的小陈和小康，挑着晃晃荡荡的四桶猪食，避过了除班长外几乎无人发言的沉闷的班会，赶着去保护全连男女老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里将来会出现的大肥猪！
（印尼的陈叔在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猪舍前，招待来视察的农牧部的官员及兽医，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赞许，临别时陈叔当然不忘以自家种植园出产的咖啡粉回赠，以表谢意，此为应有之义，当知印尼没有“大前门”之类的东西。）
可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没有糠，没有足够的地瓜，加上野外的透风栅栏，终于令幼猪感染风寒，全都病倒了。兵团战士病了都缺医少药，何况是猪？但这时只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了，只要养猪的人没倒，猪绝不可以倒！小陈和小康两人白天上山找胆木之类的草药熬汁灌喂小猪，晚上又提着马灯来回巡视，心中忧虑焦急，比上山参加大会战还要累和饿。终于有一晚，他俩忍不住饥饿，拨开熬烂了的猪食，从蕉树树干、野芋头梗、地瓜苗里面拣出仅有的几个地瓜吃了。当时还是有点罪疚感的，因为大家的口粮都很少，小陈二人近厨得食的情况就跟今日台湾陈水扁的机要费案一样严重。
（印尼的陈叔看着工人们用盛满牛奶的奶瓶在喂养小猪，皆因只有八个奶头的大母猪昨晚又一胎产下了十六只小猪来。陈叔又吩咐了一人去采摘园子里的大木瓜，拌在特配的猪食中，喂那头出身高贵的大母猪，说是让它多产乳汁。）
小陈和小康面对着不思饮食、日渐消瘦、尖嘴猴腮不像猪八戒倒像是孙大圣的子孙一样的东两，一筹莫展。他俩只好以“物竞天择”来自我安慰，三三两两地送走它们。虽则都病到只剩皮包骨，并且肉质全呈淡黄色，但全连的老幼仍然分来吃了以祭五脏庙。
（印尼的陈叔望着一大群“亭亭玉立”的猪女，目测“三围”，盘算着为它们选择“门当户对”、“三代优良品种”的配偶，择日完婚。陈叔的档案中详尽记录了“男青年猪”的高贵身世，及它们在幼年时打上的“阶级烙印”——耳朵上剪出的编码，以及可以享用特配的猪食餐单。了解到附近的猪场刚发生了猪病，陈叔及时派人买来防口蹄疫及猪瘟的针药。临离开猪场前，他还再三吩咐职员给坐月子的母猪特殊照顾，说保温是母女平安和今后享福发福的最最重要的保证云云。）
把硕果仅存的两只猪带回连队伙房边，让它们苟延残喘后，小陈他们便被召去团宣传队。临走前老军工钟某在班会中狠批他们养猪不力，甚至扯到阶级感情上去。事后，小陈曾独自一人跑回已经空空如也的旧猪圈旁，轻弹了一回男儿泪。
（这时，印尼的陈叔看着工人们把一只只大肥猪装车，运往首都雅加达及远赴香港的海轮上去，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1978年的秋天，小陈一家人到了香港见病入膏肓的陈叔最后一面。临终前陈叔还曾建议儿子在新界地区养猪，可是最后小陈还是干另一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