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森晨星农场（六师二团）
1970年11月上旬某日黄昏，我们场部附近的土龙村的东北角响起凄厉的牛角号，接着是男人粗狂的喉咙发出的低沉恐怖的“呵——驾！呵——驾！”声。全村的狗不安地鼠窜，有的呻吟，有的向天吠叫。突然，一阵鞭炮似的猎枪响起，从全村壮丁的猎枪枪口冒出的蓝烟，带着火药味和夹着一种不明的味道，被东北风徐徐带到村中。狗不吠，婴儿不敢啼哭。全村笼罩在一种忧虑、不安和神秘的死寂中。
团部办公室的领导把我们叫去，询问最近才找到的遇难者尸体掩埋的情况。原来，是我们四人在掩埋死难者尸体的过程中出错，把坟堆堆放到墓穴的旁边去了，而掩埋棺材的墓穴覆盖的泥土仅与地面持平。由于墓穴覆盖的泥土不多，天一下雨，新盖的泥土下陷，墓穴的长方形坑显露出来，而且渗出了臭味，顺着东北风飘到了村子。村民不明这种味道的来源，只好用解放以来已经不使用的方法“驱赶”。但是，鸣枪之后，硝烟散尽，时隐时现的味道依旧。村里派人到农场死难者墓地察看，回来后大骂：“兵团的人做的是什么鸟工？！”
做“鸟工”的是我们四人：阿国，袁广，土匪，老野（我）。
1970年11月，水灾过后的河滩平添出大片的沙滩地，有点像西北的沙漠。被沙子掩埋的茅草，艰难地从沙堆里伸出几寸枯黄的叶子，似落水的人挣扎到最后一刻从水中抬起水面的无奈的招手。在这些稀稀拉拉的茅草的枯叶子中，一片军用雨衣的衣角，一个黑三角的符号不太显眼地插在河滩上。三角的尖端直指灰暗的天空，希望阴霾的天空睁一睁眼，看一看这片苍凉河滩上的一角军用雨衣，关注一下一角雨衣下隐含的信息。微风一阵阵吹过，枯黄的茅草依次点头叹息。军用雨衣的一角在微风下像一只受伤的黑色蝴蝶颤抖着翅膀，引起了一位农村放牛娃的注意。这只“蝴蝶”抖一下翅膀的效应，30多年前就在一个偏僻小地方印证了-个世界级的大定理。放牛娃想捉到这只黑色的“蝴蝶”，制作一个漂亮的标本在同学面前炫耀。他悄悄地接近这只“蝴蝶”。当他准备用时常牵牛绳的双手扑住“蝴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军用雨衣的一角。
放牛娃顺着雨衣的那一角往下挖。心想，如果捡到一件军用雨衣交给老师，一定会在班里受到表扬。当他挖到三四十公分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从雨衣底下冒出的，是非常难闻的气味。放牛娃中午回家告诉了家长，家长告诉了团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领导派人到现场。去现场的人回来汇报：河滩的军用雨衣，是我团水灾后的又一具遇难者尸体！
水灾过后的半个月，22个遇难者，还有两个没有找到尸体。遇难者墓地里，有两个预先挖好的墓穴。两个并排的长方形土坑像两只愤怒的眼睛，直瞪着蓝天。两具简易木质棺材，在基建队的木工房里静静地等待。棺材里虽然是空的，但是装满死难者家属的期待，装满了全场职工的期待，期待找到他们，让他们与其他遇难者长眠在一起。他们生前是团结战斗的集体，死后也应该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墓葬在一起，相互帮助在一起，相互爱护在一起。团领导安排有关方面用胶轮拖拉机把棺材拉到离河滩最近的场内公路上，派了医院一名医生一名助手，派了武装连四个号称“胆子较大”的人——也就是被老百姓骂了的四个做“鸟工”的人，去抬棺材；并派武装连另外一人做辅助四人的工作。
因为老百姓于当天下午上班时间才报告团部，团部派人去核实用了一些时间，直至下午四点多，领导才作出“立即将遗体挖出来，送到墓地安葬”的决定。下午五点，棺材、我们、医生及助手才到河滩地那个发现军用雨衣的地方。我们用挖过无数坚硬土地开荒挖穴的锄头，很快就把遇难者尸体从河沙里挖出来。我们垂手肃立，头不自主地低了下来。我们看着医生的操作：轻轻地将死难者抱出，尽量地给他揩干净身上的沙土，用一块洁净的白布包裹起来。看着死者难看的遗体，我们四个自我感觉是有泪不轻弹的人，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我当时想，如果死的是我，我的父母会伤心成什么样子，我的家人会痛苦成什么模样？我的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差一点就滚落下来。医生把尸体装进了棺材，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下来的工作是我们的。装着尸体的棺材顺着河岸的斜坡放着，头对着河。我们把棺材盖尽快盖上，不让死者老是仰天长叹。我用双手插进沙地，将棺材头抬起，好让另一位同伴将绳子套进棺材。当我用力将棺材头抬起，一股细流像虫子似的爬过我的手掌，从指间缓缓流人沙地。我感到莫名的恐惧。那是死者身上的水啊！那是被洪水带来的泥沙掩埋在地下两周以后才发现的尸体腐烂后的水！我除了莫名的恐惧，还有无尽的悲哀。棺材的绳子套好后，我下意识地闻了闻自己的双手，一股永世难忘的刺鼻子味道竟然是我的手发出来的！我赶快走到河边，用河水洗，在沙子里搓。我再次下意识地闻自己的手，味道依旧，恐惧和悲哀依旧。洗、搓、闻循环反复几次，没有任何效果，味道依然。我静下心来，深呼吸几下，再看看一起的同伴，特别是看到“土匪”的时候，我的心平静下来。
“土匪”是同连队一名知青的绰号。虽然称“土匪”，但人不霸道，从未欺负人，而且乐于助人，与大家容易相处。之所以称“土匪”，是其工作作风泼辣，雷厉风行，加上身材彪悍，胆子特大，不怕危险，长期在开荒工作中担任爆破手工作，完成许多出色的任务。大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给他起外号，所以将就着送他一个“土匪”的声音记号。我敬重“土匪”，是因为我在劳动中跟他学习爆破，学到了技术；在一次处理尸体的工作中，锻炼了胆量。1970年10月17日下午，洪水退去，六名幸存者获救。河里发现的第一具尸体，是我与“土匪”抬的。面对一具被洪水淹死的女知青的尸体，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样把她抬上担架，扛上拖拉机，送回团部医院。“土匪”看出我的胆怯，说，不要紧，我抬头，你抬脚，先将她放在担架上。我不敢抬死者的头，是不敢面对死者半睁开的眼睛。“土匪”抬着死者的肩膀，我抬脚，把死者放上担架。我们抬着担架，送上了胶轮拖拉机。我们站在拖拉机的车斗上，和死者一起回到了团部医院。那是一部大马力的胶轮拖拉机，车斗很高。当时我先下车，接住担架的一头，正好是死者的头部。当“土匪”在车上将担架的那头抬起时，由于担架前后倾斜度太大，死者湿漉漉的尸体往我这边滑。我慌忙将担架举起，与肩同高，但还是止不住下滑的尸体，只好用我的脖子顶住了尸体的头。死者头发太湿太滑，顶不住，结果是死者的肩膀顶住我的脖子。我感到一股凉意，从脖子顺着脊梁凉到脚跟。我想跑开。土匪在车上看到，对着我喊，不要害怕，顶住，顶住！出于道义，出于良心，出于工作责任感，更出于“土匪”的鼓励，我用脖子艰难地顶住了，没有临阵逃脱，没有对死者造成伤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自此，我的胆子大了，才被选派参加埋在河沙底下尸体的处理工作。
我已经能够以非常平静的心态对待手上的臭味。我把它当成同事之间打球或者劳动中湿漉漉的汗水不小心蹭到我的手上的日常小事。我们四人抬着棺材前往还有几里地远的墓地走去。墓地不通公路，也因为装着死人的棺材——这个时候应该称“灵柩”。灵柩的味道太浓，不能从人行小路上走，因为人行小路必须经过老百姓的村子。我们尊重老百姓的风俗，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打扰。我们选择了一条没有路的方向，爬荒坡，过水田，穿林带，终于把灵柩抬到了墓地。当我们准备给死者下葬的时候，才发现棺材盖没有钉钉。一直跟着我们后面做辅助工作的“肥皂仔”同志被我们指派回场部取铁锤、长铁钉和一盏马灯，因为天快黑了。我们与灵柩在一起，默默地等待。为了尊重死者，四个人都没有抽烟。“肥皂仔”回来了，带回应该带的东西，就自个回团部了。我们把灵柩钉好，天全黑了，而且下起毛毛细雨。我们把灵柩放进墓穴，正在商量抬棺材的两根竹杠如何处理时，马灯灭了。我们至今也不明白马灯是如何熄灭的。马灯，也称桅灯，是专门用来挂在渔船的桅杆上标志信号用。挂在渔船桅杆顶端的马灯玻璃，用红油漆涂成红色，五六级的大风也吹不熄的，不知为何这个时候熄灭了。我们对两根竹杠如何处理的讨论结果，是放在棺木的两边，一根代表我们的常规武器锄头，一根代表我们的常规武器砍刀。让死者到了那边有武器防身，有工具生产，生产出粮食就不会挨饿。
我们将早已堆放在坑边的土往墓穴里填，填满后还要用土做一个坟堆。因为灯灭了，天又下毛毛雨，没有星星，看不清楚墓穴的位置，结果把坟堆做到墓穴的旁边去了。过了几天下雨，墓穴下陷，里面的臭味飘了出来。村里的老百姓有点迷信，以为是鬼魂捣乱，用牛角号令全村到村头集合，向天鸣枪驱鬼。结果发现，是我们四人做工马虎，留下手尾（后遗症），给农民一场虚惊。
团部有关领导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后，没有批评我们。当即吩咐基建队派人，去把所有的坟墓全部用麻石和红砖砌了起来。砌起来的新坟那时还是比较漂亮的。28年后我们重修知青墓，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