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平西联农场（五师四团）
结束海南的知青生涯已经快30个年头了，无论任何时候有人问起我，你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1977年参加全国“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回到广州上学。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什么？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1977年参加全国“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回到广州上学。
要是还有人问我，你认为你的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1977年参加全国“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回到广州上学。
我看到今天的孩子们考上了大学，特别是考上了名牌大学，一家人那种欢呼雀跃，真是令人羡慕不已。可是，他们那种欢呼雀跃，和我们当年被录取的那种不可抑制的一泻千里的喜悦情感激流相比，我都难以找到恰当的言语来形容。那种多年压抑后终于得到释放的心情，那种漫漫8年长路煎熬终于结束的心情，那种经过炼狱后又获得重生的心情，就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欢愉从心底里奔流而出，看着海南宝岛那清澈蓝天，看着那无边的胶园林海，我感到一种心中从未有过的自由舒畅，我放飞了心中的一只白鸽。
我们这一代人，13岁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三年，16岁时复课闹革命，没有课本，没有老师，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和报纸，军训，拿到课本后仅仅三个月，就上山下乡，到1977年被录取重新上学，已经25岁了，能不喜悦吗？！
想想自己，充其量只学过三个月的初中课程，教材是一本叫做《工农兵知识》的混合本，如果现在有人还有，必是非常值钱的文物。它是把数理化集中在一起的一本怪胎教材，数学就是教你怎样丈量农田，物理就是教你怎样维修拖拉机，化学就是教你怎样造化肥等等所谓的工农兵知识。我记得我们数学是复习了一下四则运算，学了什么是正负数，一元二次方程。化学是听一个很老的老师讲了几课，他的福建口音很难懂，后来又看了一张元素表，物理好像没有学。我的这些底子，本来根本没有能力参加高考，但是老天开眼，一听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纷纷让家里寄书来复习，我也赶快让家人给我找到从小学到高中的书本全套，天天加入到复习（或者叫自学更为贴切）的大军里去。你说，我能被录取，能不喜悦吗？现在我才知道，当年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7万多人，比例是29：1，我真是够幸运的。虽然当时接收我的学校和专业都不是自己理想的，但我根本不敢放弃——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再想想在农场的8年，我时刻都感到是在挣扎，我想挣脱那根本不适合我这样一个16岁城市孩子的繁重体力劳动；我想挣脱那极为恶劣的以地方主义为是非标准的说不清楚的无时不在的最原始的为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而发生的帮派争斗；我想挣脱那种违背正常思维而强加于人的种种革命怪论的包围；我想挣脱那被许多无知、愚昧所包围、而你不能去改造它，还必须去违心地赞美它，服从它，由它来再教育你的那种异常的人文氛围；我更想挣脱那单调的生活，我要学习新的知识，我要寻找新的人生道路，我梦想和祈求着什么时候命运会让我得到新的学习机会，会在我的面前展现一条新的坦途。
你说，我被录取了，我终于梦想成真，我能不喜悦吗？！
从1970年起，国家就在逐步恢复对人才的培训教育工作，只是在认知上还未能摆脱极左思潮，只能以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形式来进行此项工作。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学校到农场来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记得，当时被录取的条件是，首先是本人表现要好，然后是生产队（单位）推荐，再到领导批准（场部同意上送），最后是学校录取。这每一次的录取，都让被录取的幸运儿笑逐颜开，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却又让没有机会的知青多么失落，让他们本来清澈平静的心灵潭水一次复一次地被搅得上下翻滚，难以平复。
我是幸运的，我所在的生产队知青少，每年我都会被例行公事的推荐到场部，我知道其他知青多的生产队就不同，知青们要争得个推荐名额都很艰难。但我每年都会浪费这个名额，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家庭出身有问题，二是学校没有我的内部名额。
我在经过两三次的落选后，开展了自救工作。我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大哥，让他们找点路子，把我的名字也混入内部名额。没想到，我的建议遭到了父母和大哥不约而同的谴责，他们回答我说，他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建议我还是更加努力地改造自己，表现更好一些，相信党和组织会看到的。
就这样，我每年被推荐，每年都是被淘汰下来的那两三个之一。每次，场部负责招生的人都会很遗憾地告诉我，你还是家庭问题。
最搞笑的是，当我终于被录取，到场部招生办办理有关事情时，招生办杨先生竟然微笑着对我说，哎呀，我看了你的资料，才知道你还有一个姐姐在我们农场，你怎么不早说呢？否则，这么多年，我们一定会照顾一个走的。唉！我能说什么呢？
你说，我现在竟然被录取了，能不喜悦吗？
再回想耶段复习的日子，我敢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所有的年轻人，除了工作、吃饭的时间外，都在复习，复习的东西五花八门。有人复习高中的课程，也有人复习小学的课程，准备报考音乐专业的，天天练乐器和乐谱，想报考美术学校的，天天在画水壶。有人手无抓鸡之力，身上排骨清晰可数，可解起题来，下笔处几何线条刚劲有力，A=B，B=C，风卷残云。知青之间，高中的教初中的，懂的教不懂的，那种团结互助，共筏于海上，一起划同理想彼岸的精神，足以感动上苍。
我们住的那间大房子，约有10个人，为了预祝胜利，为了增添精神力量，我们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大门上，上联是“天翻地覆五洲红”下联是套用了刚刚发表的叶帅的一首诗的一句“旋转还凭革命功”，横幅是“同此凉热”。这副怪怪的对联，竟也造成了一定的轰动，一是当时挂对联是罕有的事，特别是知青的房子。二是不少人看了后搞不清这帮家伙到底要表达什么？只有我们在旁边个个露出坏笑。
后来，“旋转还凭革命功”的“旋转”二字，被我们延伸使用到所有的生活用语中去，有人要到县城，我们就说旋转一点猪肉回来，有人想让家里寄东西，就说让家里旋转点东西来，有人想求别人帮个忙，就说让谁给旋转一下，总之，“旋转”二字被我们运用得出神人化。
结果，我们这所大房子，有7人被录取上学，奔向了新的前程，基本实现了“同此凉热”。你说，我能不喜悦吗？
最后，我还有另一种喜悦，是许多被录取的人所没有的一种喜悦，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当时，被录取和入围是两回事，必须先分数入围，再到录取，但入围并不一定会被录取，因为招生学校被分为重点和普通两个档次，入围的分数也分为高低两个档次，先是重点学校去挑档案，他们不要的就被放到普通学校的档次去，如果普通学校也看不上，就会变成没人要的入围者，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从第一个被录取的幸运者开始，已经三个月了，我仍然没有得到录取通知，时间走到了公元1978年的4月，有消息说，5月1日是最后的开学期限，到时候再没有通知，就等于没戏了。
真是难熬的90天。当时我住在场部，周围静悄悄的。从1968年算起，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农场的广州知青有门路有本事的基本都走了，参加这次高考被录取的也都走了，大房子里被通知人围的人就剩下我和另一位知青好友××，我们天天盼着奇迹出现，盼着像别人一样，突然有人冲进大房子大声喊：“×××，快去县城招生办拿通知，你被录取了！”然后是一阵欢呼和混乱，然后是被通知者一秒也不停地奔同县城，回来时除了咧开的合不拢的嘴，还带上了猪肉、鱼等等，大家大吃一顿，庆贺一番。
从上一个被通知者之后，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再来通知。我们俩每天吃完晚饭后都结伴散步，把个场部绕了一圈又一圈，虽然心中忐忑不安，但脸上都保持着勉强的笑容。我们还轮流在早上9点到lO点间到场部大寨办去坐，因为每次县招生办来通知，都是通过大寨办的电话接到的。每次电话响起，我们都充满希望地接起，然后又充满失望的放下。
终于有一天，当我坐到大寨办的电话前一会，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里边一个男声很大声地说，叫××来拿通知！我一听，脑袋就“轰”地一声，不是我。我怕他丢电话，马上追问一声：“还有吗？”回答：“没有喏！可能以后都没有了，招生工作都要结束了。”
晴天霹雳！我感到有点精神恍惚，这就结束了？别想那么多，先通知××再说。那一夜，几乎无眠。
第二天上午，我要出墙报，刚摆开摊子，邮局的小马就在百米开外向我跑来，一边跑一边喊，手中还摇着一封信，那情景简直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我虽然听不清他喊什么，但我看到他的表情显然非常激动，我立即猜到：啊！是我的入学通知书！
它果然是我的入学通知书，而且是被录取者中唯一通过邮局寄来的通知书。事后我才知道，其实学校早就录取了我，因为建制问题和聘请的老师没有到位的问题，就没有让招生办通知我，而是等问题都解决了才通过邮局发通知书。
我终于等来了通知书，我和××一前一后接到通知书，那种兴奋和激动，那种同甘共苦的感叹，你说，我能不喜悦吗？！
但是，我的喜悦并不是那种完美的喜悦，而是有所遗憾的喜悦。××就读的是医药专业，他是完美的喜悦，我就读的是畜牧兽医专业，这确实是令人有点遗憾的喜悦。
晚上，宿舍里为了我是否应该放弃这个机会而发生了争论。其中最有故事情节的反对意见是这样的：我读完书后，又分配到农村，天天背一个阉鸡袋到处去阉鸡，结果被公社书记看上了，拉去当了女婿，以后就永远留在农村，再也别想回广州……
是有点悬！
但是，我感觉我不能再等待，我要寻找我心中的理想，不管这条道路将会通向何方，我今天就要冲出去！
几天之后，我和××收拾好行李，跳上一辆到海口的胶水车，我们坐在敞篷车厢上面，140公里的路。虽然身上落满了尘土，头发全都是黄的，比现在的小青年染的头发还要黄，但我们的脸上充满了灿烂的笑容，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们走在回广州的大道上！我们是10点到11点的太阳，我们将迎接所有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