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对东欧总有几分牵挂。
也许是因为在20世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我们曾是一面旗帜下的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我们一样选择了和苏联老大哥相同的制度。那时，我们的身边有来自东欧的专家，我们使用过他们的设备，学习过他们的经验。我们步调一致，甚至盖一样的厂房和住宅，如今在哈尔滨的老工业区还能看到这些半个世纪前的老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和苏联相继“地震”，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像柏林的老墙一样轰然倒塌了。引发东欧剧变的是波兰但泽斯克市的一个小电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1989年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中，团结工会占据了参议院100席中的99席，瓦文萨当选总统。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几个月内，东欧的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纷纷随之倒下。东方世界痛心疾首，西方世界也目瞪口呆。十多年过去了，“旧貌”在否，“新颜”如何？这怎能不让和东欧有过“血缘”关系的我们，对他们有所牵挂！
也许还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出生的许多艺术家是我们的老朋友，神交久远，却难以相见。如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他华美的旋律和爱国情思还时常让我们落泪；捷克那位永远让我们新闻记者骄傲的伏契克，他鲜血凝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和他同在布拉格生活过的米兰·昆德拉和弗朗兹·卡夫卡，他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和《变形记》，为全世界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熟知。说到捷克，我们还会想起两位伟大的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的交响曲《我的祖国》在每年5月12日的“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演奏，百年不衰；德沃夏克（1841—1904）的浪漫派代表作品《斯拉夫舞曲》和《新世纪交响曲》，我们会在世界的许多音乐会上听到，他去世时享国葬之礼。也许我们更熟悉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他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中国家喻户晓。我多么想走近这些大师，寻觅他们的足迹，倾听他们的心灵，为他们写一首挽歌！东欧，真的让我牵挂。
其实东欧并不遥远，在访问西欧的时候，我和她擦肩而过，却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她是忧伤还是开朗的面容。在访问南欧时，我仿佛闻到了保加利亚的玫瑰香，看到了掠过头顶的阿尔巴尼亚的山鹰，但我无法走进东欧的花园，登上巴尔干高地。在访问北欧时，我在波罗的海的夜航中，已望见了海岸那一边波兰大地上的晨光，但我却无法靠岸与她亲近。
东欧在哪里？当然在欧洲的东部。那是地理上的概念，指原苏联的欧洲部分。后来的东欧是个政治概念，包括在欧洲除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民主德国。他们的地理位置并不都在东欧。和东欧对应的西欧当然也是政治概念，那是指欧洲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美国统领下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宣告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5月14日，苏联又统领东欧八国在波兰华沙成立了与之抗衡的华约组织。这两大阵营对抗了几十年，欧洲为美苏争霸军事竞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这两大军事组织也该寿终正寝了。现在华沙组织解体了，东欧在失落中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提出“重回欧洲大家庭”的口号，纷纷加入欧洲自己的组织“欧盟”。现在东欧这个名称对这些国家来说，只是他们“履历表”上的“家庭出身”而已。
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六人，于2005年6月15日从首都机场出发，取道意大利的罗马——在那里，团长徐心华先生将接受意大利记者公会颁发的一个个人成就奖“新闻职业奖”——然后飞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再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再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一次半个月的欧洲之旅。这是一个“豪华”的阵容，徐团长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和中国四代领导人都有交往，当过经济报社长，现在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党组书记。团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培，这位中国新闻界的“高人”不仅因为他有1.9米的身材，还因为他率领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时创造的奇迹。一路上他不断地用手机接收和发出信息，遥控着首都的舆论导向。团员中还有占有中国最丰富政治资讯的全国政协新闻办主任杜亚利，因最先报道青岛港工人徐振超而获得全国新闻一等奖的青岛日报年轻的女记者辛梅。老杜慢悠悠的冷幽默和小辛如火的热情泼辣，使我们艰辛的旅程总是充满欢乐。而李秉新处长以职业化的外事服务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和顺利。
飞过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又一次看到了那片在苍茫的云雾笼罩下的绿色大地，心情不禁一阵激动。这片山川静穆，湖泊晶莹，森林坦荡的大地，这片只占世界陆地面积6.7％的大地，这片只居住了世界19.4％人口的大地，为什么总是风雷激荡，引领人类文明之潮流，书写世界历史之画卷？
欧罗巴，请你告诉我。
玫瑰色的梦
和意大利记者公会的朋友告别，是在罗马万圣庙右侧一条小巷的一家老店。老店不大的门面被爬满墙的青藤半遮半掩。世界上许多访问过意大利的政要光顾过这里，在店堂的墙上我们看到了里根、克林顿、赖斯的照片。店有名但饭菜平常，热情洋溢的公会秘书长乌戈先生为我们点了意大利海鲜面、烤小牛肉，味道还真不一般。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的葡萄酒，是一种既不甜又不酸的口味。乌戈告别的话比葡萄酒还有味道：
“我们随时张开臂膀欢迎来自中国新闻界的朋友！”
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我们等候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班机，刚要起飞的“麦道”发生了机械故障，几个工人趴在机头上修理发动机，我们紧张起来。其他乘客并不在意，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恐怖分子。欧洲人谈恐色变。45分钟后我们的班机有惊无险地起飞了。飞机不大，乘机的不足百人。看来东欧要回到欧洲大家庭还需要时日。从舷窗下望看到了碧绿的大海，那就是地中海，这片与欧亚非土地相连的水域，是世界政治的晴雨表，看似平静，常有风雷孕育其间。越过地中海，我们又向爱琴海飞去。和剽悍的地中海比，爱琴海多了几分阴柔。剽悍的地中海激起了古罗马帝国称霸的野心，阴柔的爱琴海养育了古希腊的文明。古罗马的野心让欧洲统一强大，古希腊的文明让欧洲繁荣灿烂。在飞越两海时我们也些许地领略了欧洲历史上的辉煌。创造了西方文明的老欧洲，当然不甘心当新世界的二等公民，他们要重振雄风，要争取对这个世界更多的发言权——这样，让分离的东欧回归，让衰弱的东欧强大，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飞过爱琴海，再飞过希腊，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土了。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在学世界地理时，老师告诉我们，保加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玫瑰油生产国，每年玫瑰油的产量能装一油罐车。每年春天，玫瑰花开时节，全国就是一个玫瑰色的大花园。我曾梦想着走进这个大花园，陶醉在玫瑰的芬芳中。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还因为记住了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名字：季米特洛夫。这个15岁参加革命的保加利亚印刷工人，因领导工人罢工多次被捕入狱，因领导共产党起义被判死刑，在流亡国外的1929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地区负责人。192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失火，希特勒以此为口实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诬陷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人为纵火的策划者。在法庭上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尖锐地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在各国人民的强烈声援下，他被无罪释放。在上世纪60年代中学戏剧小组的活动中，我曾朗诵过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从此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怀着玫瑰色的梦想和对英雄的景仰，在浓浓的夜幕中，我们的飞机降落在索非亚机场。没有繁华只有清雅，没有喧嚣只有宁静。从西欧到了东欧，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静了下来，一切都慢了下来。索非亚机场的停机坪上没有几架飞机，候机厅也只有我们这一班下来的人，显得有些冷清。看到两个穿着西装的中国人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和一位秘书。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太多，使馆是不可能派人去接的。手续很简便，翻了一下护照，我们就过了关。欢迎的人群中还有三位保加利亚的朋友，其中两位女士，保加利亚记协秘书长托多洛娃，身材高壮，黑头发黑眼睛，热情但很矜持。保加利亚私人饭店协会的公关部主任娜拉，身材苗挑，黄头发蓝眼睛，热情如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最多的话题是中国，他和丈夫多次访华，那里的一切她都喜欢。两位女士向我们中的唯一女性辛梅献花，当然是一枝玫瑰——紫红色的。
另一位先生是一位老者，他满头白发，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衫，眼睛还闪着年轻的神采。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也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汉学家，20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在保驻中国使馆当翻译。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巴思儒。老巴（我们先称他为巴先生，后来叫他老巴，辛梅叫他巴大爷）曾陪保共代表团出席中国八大，会见过毛泽东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后来他在缅甸当过大使。也许因为对中国的情义，也许为了生计，69岁的他还经常为访问自己国家的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原以为他是保记协的领导人，在帮我推行李时，他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翻译。汉语说得很地道，只是很慢很弱，难怪，他已年近古稀了。在以后访问保加利亚的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深知这位保共老党员的境遇和品格。
离开索非亚机场，我们并没有进索非亚城。尽管城内有许多的星级宾馆，主人还是安排我们住在城郊的维托沙山上的保加利亚通讯社的疗养院里。其实这正合我意。我手头的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上说，到过索非亚的德国旅行家霍赫申特尔100年前曾经发出感叹：“维托沙山之于索非亚，近乎维苏威山于那不勒斯。”保加利亚诗人、小说家伊·伐佐夫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透过朝南的窗口，
我每日向外凝望，
总见雄伟的维托沙山，
穿着绿色和紫色衣裳。
可惜夜色中的维托沙山，只穿着黑色的衣裳，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黑森林，在山路上盘旋许久，终于走进了一座树木环抱的院落，好像走进昔日贵族的庄园。这座大概建于上世纪中叶的三层小楼，内部的陈设像现在部队的营房，一点也不华丽。但这种简朴和干净，还是让我们感到亲切。在保加利亚的第一夜，我还是做着玫瑰色的梦。
行路难
被狗吠和鸟鸣声惊醒，玫瑰色的梦变成了绿色。我走出被高大浓密的森林环抱着的保通社疗养院的小院，漫步在铺满阳光的松软的小路上。透过树的缝隙，我看到了山下晨曦中海市蜃楼般错落的建筑，那么飘逸，那么神奇。那就是索非亚吧？轻纱薄幕中的神女。
可惜，今天我们还不能走近她。一早，老巴和他的朋友（据说是位教授）开着一辆老式“大众”牌面包车来接我们，要去访问黑海边的城市瓦尔纳。这辆车三排硬座，没有空调，连遮阳窗帘都没有。我们知道保加利亚记协经济的拮据，他们连一台旅行车都雇不起。本来我们是可以花钱租车。但按照对等的原则，我们在保的五天访问是由他们安排，正如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中国记协安排的。但那是坐着飞机跑三四个城市，都住大宾馆。我们理解保记协已尽其所能对我们访问的接待，我们更想看一看真实的保加利亚。
我打开保加利亚地图，寻找我们当天的行程。保的国土呈距形，东西长520公里，南北宽330公里，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东西走向的巴尔干山脉是保加利亚的脊梁，我们将沿着巴尔干山的北坡，经过加布罗沃市，一直走到最西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有近500公里的路程。其实我更希望我们能走巴尔干的南麓，那里有著名的“玫瑰谷”，世界最大的玫瑰园。遗憾的是，现在花期已过，胜景不再了。老巴告诉我，上世纪初，保的玫瑰油的产量占世界的80％，年产量5.4吨，现在产量只占世界的10％了。“玫瑰帝国”的衰落，真的让我有些伤感。
从维托沙山徐徐而下，我们的“大众”进入索非亚西行的公路。这条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国道，已被荷兰购买经营权，有的路段新修过，已达到高等级公路水平，有的还是老样子，曲折而坎坷。路上的车不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品牌。路旁山峦起伏，山上树茂植丰。与我走过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巴尔干山脉没有雪峰，也没有坦荡的维也纳森林装点的奇丽，只有满坡的阔叶林——橡树、榆树、椴树、杨树，这些普通的树种装扮得秀丽。阿尔卑斯是贵妇，巴尔干是村姑。这正是西欧和东欧自然风情的区别。从奥地利到德国，再到荷兰、比利时、法国，路边的草地被修饰成草坪，田园也成方成块，房舍别致典雅。而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公路旁看到的是荒草萋萋，野花点点，建筑简洁朴素。山坡上刚刚成熟的麦田，像天上落下的一片金色的云，那成片摆动着绿叶的玉米地，看不出人工耕种的痕迹。村姑的朴实无华比珠光宝气的贵妇要可爱得多。
望着窗外的田野，满脸忧郁的老巴完全没有我们的闲情逸致。他说，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保加利亚是当年苏东“经互会”的“后花园”“菜篮子”，农业非常发达，50年代就实行了“喷灌”，农副产品大量出口，农民生活富足。“剧变”以后不行了，土地私有化，许多农民都跑到外国打工了（据说80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万出国），现在土地都荒芜了。老巴回忆说，“剧变”是从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免去保共党内一切职务开始的，以后全国实行了私有化和多党制。这十五年来，政局不稳，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变幻，经济“休克”到了谷底，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保加利亚成了欧洲的穷国。作为保共国际部的退休官员，老巴每月的退休金200列弗，而每月要缴的房屋水电费用要180列弗，他的两个孩子到国外谋生去了，他靠给中国人当翻译维持生计。说起这些老巴很伤心。他说，我对当时的保共也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改革。但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私有化和多党制上不行，现在又把希望都靠在加入“欧盟”上，这也不行。更不能相信美国的援助，保加利亚向伊拉克派了兵，还死了八个人，美国给你什么好处了！老巴越说越生气。他的怀旧和愤世嫉俗，也许有许多个人色彩，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个转型期国家的现实和部分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