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张先词云：“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从风格流派洐变传承的角度出发，界定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
且看张先的《一丛花》：
一丛花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南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桥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首词写一位女子独处深闺的相思与离愁，本无新意，但结尾两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直如神来之笔，标格奇高。贺裳在《皱水轩词话》中盛赞此词“无理而妙”。
欧阳修乃一代文坛巨擘，亦赞赏《一丛花》，尤其末尾两句。
据说，欧阳修久闻张先名声，却未识其人。这天，张先专程进京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闻报，忙出府迎接，因过于兴奋，竟把鞋穿倒，懵然未觉，还一路高呼：这位就是桃杏犹解嫁东风郎中。（据《过庭录》记，“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永叔倒屐迎之，曰：“此乃桃杏犹解嫁东风郎中。”）张先与苏轼是挚友，这从两人的诗词唱和中可觅佐证。论年纪，张先比苏轼年长几近半个世纪；论天赋才情，则各擅胜场，但苏轼是“全才”，在文坛的名声要响一些；论人生姿态，两人都豁达洒脱，但张先城府过之，这或许也是张先高寿的原因之一。张先一生风流，颇多佳话。苏轼对挚友的洒脱人生亦深表羡意，曾题诗记之，其中“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乃张先风流人生的缩影。
张先年近八十，身体健康，活力满怀。与一十八岁女子邂逅，双方情投意合，遂纳之为妾。一次家宴，有苏轼等一众文人雅士莅临，可谓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席间，聊起张先新近纳妾，众人纷纷表示祝贺。张先更是兴奋异常，请出年轻爱妾向大家一一谢过，又出口成诗：“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话音刚落，喝彩声不绝于耳，都说张先老当益壮，才思敏捷，风华不减当年。这边厢，苏轼已起身诵诗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顿时，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众人都钦羡八十老翁刚体魄健，又簇拥着张先与新妾，非要俩人连喝三杯方才放过，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词诗双面人吕本中
以词为媒，所能看到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词人的心酸、悲苦，抑或幸福、欢愉的人生旅程。其背后滚滚而来的，还有那个在千百年前缓缓铺展开来的时代。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前朝的李商隐用流光溢彩的动人文笔，为后人写下了一句悲情万分的离别诗句。宋朝的吕本中则以民歌反复咏叹的形式，写下了一个丈夫对爱人的深深思念，虽以白描的手法来写，却如风吹落花般涨满了如水的柔情。
词人吕本中，生于北宋官宦之家，五世伯祖中，共出了三个宰相，可谓望族。他自小聪颖，又受过良好教育，本该官运亨通。可惜因是旧党，成年后仕途并不顺利。宦海沉浮多年，直到南宋，才被启用，赐进士出身。这首《采桑子》
便是他身在异地，思念家中爱妻，心中一时有感所做的小词。
词中将离愁别恨写得尽善尽美，虽语句平常无奇，但词意深处，别有一番味道。吕本中善于拿捏分寸，他的词没有锋芒，看起来如同一把厚实迟钝的铜剑，不明就里的人稍不注意，便会被剑锋伤到。要知道最好的宝剑从来都是看似黯淡无光，其实内里锋芒无比，吕本中便有这样的铸剑本领。他的词每一首都是一把宝剑，只有懂得的人，才能看出好来。
“恨君不似江月楼”，上片以比喻打头；“恨君却似江楼月”，下阕再以比喻承接，二者只有一字之差，重叠并不重复，这是民歌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吕本中运用得自然娴熟。吕本中在《采桑子》中的妙手偶得，神来之笔也非偶然。
民歌是传递文化与情感的载体。早在西周时期，为表达纯洁质朴的感情，人们便将其汇编成歌谣，通过口语形式代代相传。人们将爱恨情仇，离别愁怨婉转唱出，那个时候，人们的情感是自由的。在受到理学束缚的宋朝，人们所能表达的除了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情感，便是借景抒情的含蓄之意。
然而吕本中却偏偏要打破世俗，将心底犹如蒸腾岩浆般的热情表达出来，“要相忘，不能忘”，这是他对已然逝去的美好感情的大胆吊唁，“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而这同样是他对欲罢不能的感情的一种直白露骨的描述，毫无雕琢的痕迹。吕本中将清新自然的古风带到了宋词中来，既自然流露，又不矫揉造作。
吕本中是个如何的男子，心性如何，相貌如何，而今都不能论证，唯独他的词流传至今，让后人知道世界上还可以有一种情感，可以灿若桃花，也可以淡如流水。
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是吕本中抒写旅途风景和感受的小令，家国动乱，出门远行，心中装满了凄凉。无论是为生计还是博功名，他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即便见到再美的风景，只怕也是黯然神伤，见景伤情。
“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就算这里风光再绮丽，我也只能从满世界的繁华中看到一地荼靡。小桥流水，残菊淡黄，如同记忆中突然亮起的灯火，在柔软无边的天涯触目惊心。
离别之时，想到的总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然而至今归期几何，尚且不知。未来对于一个旅人来说实在是一场虚妄。佳节之日，你是否可以看到我满衣襟的泪水，打湿的不止是衣衫，还有浓浓的相思。
吕本中善写悲歌，他的词里有说不出的寂寞和难耐，也有道不完的深情和哀思，读在眼里，刺在心里。如果说吕本中巧借民歌形式将词写得别出心裁，令人读后如余音绕梁三日未绝。这首《踏莎行》则是迷离恍惚，含蓄隽永，兼具民歌风貌，又融汇宋词典雅，是他词作中的上乘之作。
踏莎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
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借梅怀人，这首词意境不深，却另有一番风味，清艳绝伦，像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少女在春风吹拂的垂柳下独坐，令人赏心悦目，又黯然神伤。上片以梅花和雪花相互映衬，梅花似雪，雪似梅花，但其实梅非雪，雪非梅，二者互为背景。
一种浑然天成的意境油然而生。
以花比雪在诗词中多有用到，例如周密在他所做的《清平乐》中提到，“欲梅欲雪天时”，还有王安石的诗中也写到，“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些都是以花喻雪的诗词大作，然在吕本中的笔下，梅花和雪不但相得益彰，更富迷离之态，算得上是画雪品梅的佳作。
下片时，词人笔锋一转，写景转为抒情，将忧思之情脱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写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吕本中则是以此下手，更添了几份凄凄婉转之情。吕本中借雪抒情，将一腔情思娓娓道来，读这首词有时光流转的悠远之感，美妙之余，莫不感动。虽暗含悲切迷离之音，如夜莺歌唱，声声啼血，却也宛如天籁，令人欲罢不能。
真个唱不尽的天上佳话，说不完的人间词话，谁也无法看破生命的另一端隐藏着什么，所以才有了这样多的辛酸故事，诚如吕本中自己悟到的那样“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
南宋出了不少比较有特色的词人，比如辛弃疾、吴文英、姜夔、王沂孙等，但是和北宋相比，南宋也像它的国力一样，越来越脆弱，缺乏像苏东坡这样重量级的大词人，唯有辛弃疾是个例外。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辛弃疾，南宋词才无法被学界忽视。
学界一般把北宋的苏轼和辛弃疾并列，合称为“苏辛词”，因为从粗轮廓上来说，苏轼和辛弃疾都属于所谓的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派。什么是豪放派？它不过是后人为了方便起见，在评价词体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用术语罢了。因为词评家们一看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气势恢宏的词句，就觉得这太豪放了，于是就给了这类词人一顶大帽子：豪放派。其实，人都有两面性，词人也不例外。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里的“於”读wū，“於菟”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老虎。这是鲁迅的两句诗，鲁迅在说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老虎可以兴风狂啸骄傲地成为森林之王，可它还有非常慈爱的一面。他说，项羽是什么人？西楚霸王啊。“力拔山兮气盖世”，何等豪迈，能说他不是纯爷们？可是他在垓下被困、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很女人地问她最爱的美人虞姬说“虞兮虞兮奈若何”。人的感情复杂，有可能得意的时候豪放，失意的时候婉约。有的时候粗野，有的时候温柔。《九歌》的整体调子充满了美人香草，可里面也有“严杀尽兮弃原野”这样悲壮得近乎残忍的句子。
词，不过是词人个性化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体裁。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到了宋朝达到鼎盛时期。按照周笃文先生在《豪放词典评》中的说法，东坡以前，柳永的新声词几遍天下，别说在宋朝国内，纵然在国外，比如在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李清照批评柳词流行不假，但格调不高。但东坡不这么看。他认真学习之后，自创了一种风格。正式秉持着豪迈向上的美学理念，东坡长笔写壮怀，在婉约词风统治下的吟坛，打拼出一片豪放词的朗朗天地。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遗山先生文集》）东坡开创的豪放词风，经过百年探索，到南宋辛弃疾获得巨大成功。
这位率部南归的爱国英雄，空有满腹经纶，擎天只手，却受到主和派的排挤，生平抱负百无一施，只好将“平戎万里”的壮志与“看试手补天裂”的宏愿，化作满腔忠愤一一表现于词中。他的这些精光万丈的词章，荡涤靡靡暮气，振奋国族英魂，起到了振聋发聩、气壮山河的作用。刘克庄在《辛嫁轩集序》中称：“公所作大声镗鞯，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苍生以来所无。”
甚至连力主废诗的胡适在其《词选》中也称道：“（辛弃疾）是词中第一大家。
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裱挚。无论长调或小令，都是他人格的涌现。”
自苏辛大放异彩，豪放词便成了词坛上最积极，富有生气、表现性与创新性的流派。它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在传统的词学界，通常把婉约派看成正宗，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被称为婉约派词的“一代词宗”，代表作就是那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类，而豪放派充其量是别调而已。
这种分法当然是非常粗线条的，好像一提苏轼就得“大江东去”、一提辛弃疾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其实苏轼也有“千里共婵娟”的缠绵，辛弃疾也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式的儿女情长。
如果单纯豪放、忠君爱国，没有半点缠绵，那也就不那么可爱了，太硬了，谁喜欢呢？再说，词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在酒桌上照着曲子填上词，供歌伎酒伎传唱用来助兴的，所以，词一定有非常温婉的一面，王国维不是说吗，词的特质是以“要眇宜修”为美的。屈原爱国吧，他多具备忧患意识啊，他太追求高洁了，但现实中屡受排挤，得不到重用，他写楚辞表白心志，告诉人们我的理想和意志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说“余独好修”，我独喜欢美好的修饰，不好的地方我都要“修”的，直至完美无缺的境界。只要是美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品质，我都要顽强地去修，为此他可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善良的，只要是能让我良心和灵魂安静的，我都不放弃追求，别人议论我什么无所谓，说我半脑也好傻也好，不会影响我什么，只会让我更加意志坚定，让我朝着善的和美的目标更加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还不是“死而后已”，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高洁好修”的真诚流露。
杜甫呢，那颗拳拳的忠贞不渝、报效朝廷、爱国爱民族的心，那种儒家的用世精神，天地可鉴。杜甫的诗好在哪儿呢？好在他是用生活来写。早在“桃李春风”的时代，他就写下自己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老了，国家乱了，他自己也不得不流落四川，身边没有亲人，还患了一身病，个人又穷困潦倒，但他想的不是自己，他想的还是朝廷，他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
我这辈子怎么甘心老死在四川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只要不死，我都要回到首都西安，回到朝廷，为君分忧。让我放下对朝廷的关怀，自己逍遥天边，我做不到。可惜，天不随人愿，杜甫最终病死在湖南，还是没有能够死在西安。
到了辛弃疾呢，豪放只是他的外表，没错，从表面上看，他的词不婉约，或者说婉约得不够典型，“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大好江山还在，但无处去找孙权那样的英雄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些词句，除了表明自己想收复失地的美好愿望之外，也很豪放地表明自己的志向，想成为孙仲谋那样的英雄，表现了他的意志和理想。
和杜甫一样，辛弃疾同样是用生命在写词。他这个人是一根筋，认准了事情，一辈子都不会放弃，这又像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辛弃疾一辈子都在想如何收复失地，所以他永远在做备战、准备反攻的事。这个人的胸怀很大，很能干事，但总是遭遇罢免的厄运。“求田问舍”这样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买房置业这样的事，辛弃疾是很看不起的，他认为那很可耻，觉得不够男人。在辛弃疾看来，人生再也没有比收复失地更值得去做的事了，那才是丈夫事业，否则，“求田问舍”，则和女人无异。
但是，建功立业也是需要天时地利，需要运气的，不是每个男人都可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在屡次碰壁、遭遇无数次挫折之后，辛弃疾也逐渐认命了，开始关心起“求田问舍”这样的“丢人”事。他在江南开始盖房子，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终老江湖，不能为皇帝效力了，不能为收复失地出力了，回家当一个平民百姓，我“也应忧国愿年丰”，也应该为国分忧希望年年丰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给自己起别号叫“稼轩”，为什么？因为他在江南“求田问舍”盖上房子之后，从窗口往外面一看，一片绿油油的庄稼，长势那么好，就发了个稼轩愿：“也应忧国愿年丰。”
看来，辛稼轩这个名字颇有寓意，就连“辛”字他都做过解释的，我们来看看他的《永遇乐》：
永遇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