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变汴京应试，信心爆满，竟落榜。他有自知之明，以自己的天资才学，金榜题名应是意料中事，谁知……名落孙山既成事实，又该“如何向”？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但很快他又释然了，才子词人就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就是白衣卿相，“何须论得丧”乎。
尽管“偶失龙头望”，但柳永自有好去处。意中人在烟花巷陌，“堪寻访”，忙还忙不过来呢。那些天生丽质、歌喉婉转的姑娘们，终日与她们“偎依”在一起，该是多么畅快又多么风流的事情啊！人生美好，青春短暂。不再希冀那些功名利禄，还是珍惜眼前的“浅斟低唱”吧。
其实这首词，也不过抒发了三变落榜后无可奈何的心境及自我排解的达观态度，但看在别人眼里，唱在别人嘴里，想在别人心里，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效果。
一般人都认为，“风流事”即指“乱搞男女关系”，或光顾青楼成性，“专与妓女厮混”，甚至“以金钱作筹码与妓女发生肉体交易”。因此，那烟花巷陌最为正经人忌讳，偏偏柳三变公开宣言把烟花巷陌当作人生归宿地，与儒家道德精神背道而驰。
这还了得！
不是说正经人就不能涉足烟花巷陌，自唐以来就有不少蜚声文坛的大诗人大学者也与妓女有染，甚至有些人还蓄妓。问题是，你不能太过明目张胆，不能与主流精神公开唱反调，你总得要低调一些、含蓄一些、冠冕堂皇一些才是。
柳三变就太张扬、太高调、太明目张胆了，即如这首《鹤冲天》便是明证。
很快，《鹤冲天》传到宫里，果然就发生问题了。
又是一次应试。有了上两次的经验，柳三变这回更有把握、更有信心了。
整个考试过程一气呵成。柳三变沾沾自喜了。柳三变也确实考得好，诗赋字字珠玑、策论文采斐然。最挑剔的考官也点头赞赏。入选的名册很快送进宫里。现在，名册已经摆在仁宗赵祯案前，就等仁宗御笔一批，即可金榜题名、昭告天下了。
忽然，仁宗的目光牢牢盯住柳三变的名字。
仁宗沉吟良久，终于笑眯眯地提起御笔在旁边批下数语：“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显然，仁宗是听过《鹤冲天》的，也就是说，仁宗是非常了解柳三变的。仁宗这一批，柳三变一下子“被定位”了，换个角度说，仁宗这是给柳三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尝有《鹤冲天》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三变由此自称“奉旨填词”。）仁宗赵祯，在位数十年，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对文士偏爱有加，重用过范仲淹、司马光、晏殊、欧阳修、苏东坡等诸多人才，因此，仁宗朝的文化艺术成就光耀史册。有人提出，他容得了某些文人“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 是一乾坤”的“图谋不轨”，也容得了大臣们对自己“沉湎女色”的尖锐指责，还容得了包黑子包拯与自己唱反调、唾沫溅到自己脸上的行为，却偏偏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柳三变，为什么？
综观种种说法，归纳原因有三：
其一，柳三变词，雅俗共赏，广泛传咏。传到宫内，仁宗听了，也觉得好，每到饮宴时，总要歌姬再三选唱。柳三变得悉这个“情报”，竟动了“邪念”，专门写了一首叫《醉蓬莱》的宫词，“走后门”送到后宫，一来“讨人喜欢”，二来“且求其助”，结果触动了仁宗。仁宗宏图大略，倒是个心思绵密的人，嘴里虽没说什么，但从此再也不唱柳词。柳三变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仁宗因此怀疑他的人格。（陈师道《后山诗话》：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宫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其二，仁宗此举，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是“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也就是说仁宗不喜欢艳俗之词，更不喜欢柳三变乃沉迷烟花巷陌之徒。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牵强。
其三，柳三变“风头太劲”惹的祸。当时坊间传闻：“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还有一个顺口溜更绝：“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样的顺口溜传进宫里，仁宗皇帝这个醋坛子不吃醋才怪。
我以为，这三个原因都是“隔靴搔痒”，并未“搔”到点子上。
却说仁宗在名册上看到柳三变的名字，一时百感交集。江山永固，人才辈出，此乃福荫我朝啊！此人天赋才情，当不在晏殊等人之下，理应委以重任。问题是这个人，才则高矣，德则差矣，如何用之，颇费思量。毕竟仁宗阅人无数，知人善任，转念之间，已作定夺。想这柳三变谋官仅为捧个“铁饭碗”而已。以此人才智，做官未必能够做好，反倒背上包袱负累，误了天赋才情，还不如要他回归烟花巷陌，让他在“无边风月”中倾其情、尽其才、成其名，为我朝造就一代词作大家，岂不更好！想到此，仁宗便提笔下了批语：“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
柳三变得悉仁宗批语后，感激涕零。为报答仁宗一片苦心，便锐意打造“奉旨填词柳三变”品牌。此举一出，文坛震动，大江南北为之雀跃，柳三变所到之处，引来无数粉丝围观追捧，那场面比高中状元还要风光。人们簇拥着他，递上各种各样的名片、扇面等物，要他签名，要他填词，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没法与奉旨词人合影留念，成为人们永远的遗憾。在鲜花掌声中柳三变没有忘乎所以，他不改初衷，坚持深入烟花巷陌体验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妓填写新词，供她们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
没过多久，果然不出仁宗所料，柳三变佳作迭出，其中《八声甘州》及《雨霖铃》两词终古长新，兹录如下：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杆处，正恁凝愁！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三变尤其着力长调慢词，以平叙见长。后人有“慢词始盛于耆卿”的说法，《戚氏》是代表作品。有人认为《戚氏》甚至可比离骚，王灼《碧鸡漫志》
卷二说的“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即是。
几许风雨。柳三变终于成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大词人，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专为妓女歌姬写词的大词人。
柳三变四十七岁时终于考上进士。有人说，柳三变这回高中乃因改名柳永的缘故。仁宗不知柳永即柳三变，便御批了，柳永遂入仕。其实，仁宗再怎么傻帽，也不会不知道柳永即柳三变，只是仁宗怀柔，既然你想做官，那就做去，看你能做出个什么名堂来。柳永先做了地方小官，后迁余杭县令，又迁泗州判官、华阴县令、西京灵台令、屯田员外郎等职。果不出仁宗所料，柳永并非做官的料，虽小有政声，仕途却一直不顺，更无大的建树。
有个故事不能不记。先看这首《望海潮》：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歌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将杭州这个人间天堂的风花雪月、良辰美景尽诉笔端，尤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引人入胜。原来一千多年前的杭州，那么美！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扬鞭渡江之志。”有人认为，这段记载不过是道听途说，一个故事而已。区区一首《望海潮》竟能挑起金国南侵的狼子野心？也太抬举了柳永。我倒认为无风不起浪，极有可能真有这回事儿。
如感兴趣，请记住以下要点：
柳永（约987~约1053年），字耆卿，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柳三变为人放荡不羁，终生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
世人有云“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可见柳永词深入民间，流传极广。
“佛道双成”张伯端
据说，汉钟离、吕洞宾等人一脉传下来的道教，在两宋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一派的第四代里最重要的传人之一就是张真人。不是张三丰张真人，是道教里面另外一个叫张伯端的张真人。
张伯端是北宋人，生于984年（另有983年一说），字平叔，号紫阳，因而被尊为“紫阳真人”，着有《悟真篇》，故也被尊为“悟真先生”。相传，他自幼饱读诗书，遍阅千书万卷，广泛涉猎儒释道三教的经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占卜生死吉凶。他还懂刑法，通书算，精于医道，偶尔钻研一下摆兵布阵。
可惜天妒英才，这样一个“高材生”竟屡考不中，多年屈居幕府，只是一个刀笔小吏。通俗点说，也就是衙门里的“师爷”。这样的身份换成一般人肯定很不满。本是发光发热的大好年华，结果都空耗在府衙里，平淡无奇的生活实在没什么意义。好在张伯端是个很有追求的人，他很早就选好了自己的人生路——寻真访道。而这些经历其实都能在他的诗词里找到些蛛丝马迹。
《全宋词》里现共收录张伯端两组《西江月》词。其一组为十三首，谈的是道教的修炼；另一组为十二首，讲的是佛教的修为。现各选一首如下：
西江月十三首之十三
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于性上究真宗。决了死生妙用。
不待他身后世，再前获福神通。自从龙虎着斯功。尔后谁能继踵。
西江月十二首之四
法法法元无法，空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曾说梦。
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
在第一首词里，张伯端将道家的修炼生活完美地呈现给了大家。他谈到了道教炼丹术，说金丹炼好之后，服下去那真是变化无穷，还能得各种神通。一炉好丹，一缕丹烟，一位道士安然高坐，飘然若仙。单是想想这样的情形，就觉得朦朦胧胧，如真似幻，令人心生向往。而像朱砂、丹丸、真金、火炼、阴阳等专业术语，在《西江月》十三首里更是俯拾皆是，一口气读下来甚至有种捡到很多“解药”的幸福感。
但回头再看第二首《西江月》，感觉就截然不同了。在这首词中，张伯端谈论的都是高深的佛理。法本无法，空也非空，静默和语喧原本也没什么不同。
“果熟自然红”这几个字看似简单平常，如闲来之笔，却是道出了佛法修炼的真意。如能顺其自然，且勤种勤修，前因后果，一切自有定数。此时的张伯端已如一尊端坐云端的佛道大师，笑看红尘，看红尘中人茫无目的地奔波、索求，不自觉地竞含着一丝叹息。说起来，自己的禅修悟道也是一场机缘。
相传，1069年时，张伯端遇到了一位高人。很多野史见闻里说，此人为张伯端师傅，刘姓。刘师傅甚是厉害，能够夏天穿棉衣而不觉热，冬天穿单衣而不觉寒，基本上相当于“移动式人体空调”。正是这位拥有神通的刘师傅，将自己的绝学“金液还丹”传给了张伯端，同时也促成了张伯端从道学转为禅学，并最终达成“三教归一”的成就。
按常理说，道教遵循的应该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顺序。但张伯端主张“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他认为道教修的是“命”，而佛教修的是“性”，只有内外通透圆融，才能有明澈顿悟，所谓“性命双修”正是这个道理。
而这“性命双修”里，其实还藏着个“神游折花”的故事。说是张伯端的道友中有位高僧，入定的时候，人虽打坐，却可以“灵魂出窍”，方圆几十里随便神游。一天，张伯端问他说：今天能跟您一起出去游玩吗？高僧很高兴，说好啊。于是，两人就约着一起去扬州赏琼花，而且要折一枝回来做凭证。约定之后，二人就各自入定，神游到了扬州。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穿越，只不过是地点的穿越而非时间的穿越。过了一会儿的工夫，两人都欠身而起。张伯端从袖子里拿出那枝扬州的琼花，而高僧一摸袖子，竟然空空如也。
在“神游折花”后，弟子问张伯端，为何同样是“神游折花”，和尚就拿不出凭证呢？张伯端解释说，平常的修行都是只修性，不修命。换句话说，只修炼气法，而不修命的话，等于是“阴神”。而我们是性命双修，散虽成气，但聚则成形，所以是“阳神”。阴神是虚的，而阳神却是实的，阳神可以移动物体，阴神却不能。此为“性命双修”的妙处。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道学的旁听生，能大概解其意，知其论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知道这“性命双修”的来龙去脉。毕竟，修为一事也要看机缘。再好的根基，没有那份成就你的机缘，一切都只能是空谈。
要说起张伯端潜心道学的机缘，还真是拜了一人所赐。这个人就是他府上一个薄命的丫鬟。
这段逸闻在《临海县志》中曾有记载，但也有好学者考据县志本身不足以信。但信与不信，县志都在那里。能够去了解历史的也只有这些古书了，即便做不得实，也可以姑且听之。
县志上说张伯端非常喜欢吃鱼，有一次在官邸办事，家里便差人去给他送饭。朋友们知道他嗜鱼，便把鱼藏在房梁上戏弄他。结果他找不到鱼，便怀疑是送饭的丫鬟偷吃了，回家后还重罚了她。丫鬟羞愧难当，百口莫辩，含恨自杀。
事情过去后就渐渐被他淡忘了。有一天，他看到梁上掉下来一些蛆虫，才发现竟是从藏在梁上的烂鱼中掉下来的。此时，他方知道原来是自己冤枉了丫鬟。
经此一事，他不禁喟然感叹，连这样一件小事都隐含着如此巨大的冤情，更不要说那“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在府衙内的卷宗里，不知道还积压了多少箱类似的冤案。想到这里，张伯端的职业理想发生了毁灭性的动摇。他决定辞官不做，专心悟道。
为表心志，他赋诗一首：
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
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衍。
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经悠然。
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首诗无疑是张伯端对自己从前漫长职业生涯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刀笔随身，是非也随身。而今，他不想参与这些俗务了，唯愿放下一切，远去蓬莱，竹杖芒鞋，青山绿水。如此一来，当真是悠然惬意，自得意满。赋毕，他便放火将所属案卷焚烧殆尽。
按理说，一般人辞官不做就算了，但张伯端临走还闹出一起“纵火案”，结果不幸触犯了宋朝火烧文书的律法，被发配到边疆。所以，有人将《西江月》词认定是他悟道后所作，颇有道理。
彻底摆脱红尘俗事后，张伯端写下了《悟真篇》、《悟真篇外集》、《金丹四百字》等书，为后代炼丹采药、修道悟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材料。相传，清朝雍正皇帝病重时，曾夜梦张伯端来为自己治病，结果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发现病去了大半。于是，雍正为感谢紫阳真人，特地跑到白云观去祭拜，足见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