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成功人士管理“三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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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管人:严——恩威并举“法、理、情”(3)

“当年若是听到他那种话,我早就气得不行了。我会开始挑何赛的错;我愈批评别的车子不好,对方就愈说它好;愈是辩论,对方就愈喜欢我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现在回忆起来,真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干推销工作的。我一生中花了不少时间在争辩,我现在却守口如瓶了。实践证明,果然有效。”

即使在态度温和的情况下,要改变别人的主意都不容易,何况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呢?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那又怎么样?你会觉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使他自惭,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的胜利。你会因此而失去一个好客户、好朋友或好下属。

作为领导,要懂得不失理性,以理服人,不要老是直接反对或斥责你的下属,那样会收效甚微,即使是他一时听从你的,但同时肯定也会埋下不服的种子,给你以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 成事在于公平服人

《吕氏春秋·贵公》中说:“阴阳气候,甘露时雨,不择物而变,不私物而降,这才是公的气象。”刘宝楠解释说:“治天下必先公正、公平、公开,公则使老百姓高兴。公则天下太平,太平来自公。成事在公平,失事在偏私。”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一口气总是有的。只要活着,这口气总在。平时受轻视、被欺压,投告无门,这口气拼命忍着、压着,后来,终于忍不住、压不住了,如堤水冲决而出,漫过了理智的河岸,这样就很危险。身为领导,不能有高高在上,而对下面的人就恣意委屈、愚弄他们。相反,处事要让他们高兴,平和他们的气势。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公”字。众人心理平衡、平顺,全靠管理者能持之以公,进而天下太平、平安。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成事在于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张南轩说:“从政需要公平心。心不公平,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让人觉得公平,首先在于平其人之气,平其人之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就在于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我的心像一杆秤,不为他人所轻重。”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样评论诸葛亮:“为政开诚布公,公正尽忠。对时世有用的人,就是仇人也奖赏;违犯法令、怠慢国家的人,就是亲人也要诛杀。认罪后肯悔改的人,从轻处理;死不认错,还狡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严刑峻法,天下却没有人怨恨,这就是他用心公平正直的结果。诸葛亮堪称治世的良才,能力与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马谡同魏国大将军张欲在街亭作战,他由于违反诸葛亮的指挥,被张欲大破蜀军。诸葛亮于是拿下马谡,把他杀了。他亲自祭奠,并且抚养他的孩子,对待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蒋琬说:“现在天下没有安定,而你杀了有智有谋之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哭着说:“孙武能够取胜天下,是因为他用法公正。现在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除了军法,用什么讨伐敌人呢?”

当初诸葛亮认为马谡才智权术超过常人,对他非常器重。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诸葛亮没当成一回事,任马谡为参军。到现在把他杀了,人们都说,马谡是丞相平时熟知的人,到他打败仗,流泪把他杀了,而且抚恤他的后代,真是为政没有私心啊。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情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疏之别又有朋仇之差。这种差别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引之于法,循私枉法,就难免受众矢之的了。诸葛亮等人深明大义,理智处事,情怨是情怨,公法是公法。管理者能如此,确实是至高无上。

张释之在西汉文帝时官任廷尉,典掌刑狱。

有一次,文帝车骑出行至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皇帝所乘的舆马。文帝当即命令侍从骑士逮捕此人,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受理此案,犯人供称自己是本县人,行至此地,闻听皇上驾到,过往人众禁止通行,便藏于此桥下。时已至久,以为车骑已过,没想到出来就撞上皇帝的车骑,便匆忙跑开,廷尉依律定罪,奏报皇上:“一人违禁,罚金四两。”文帝大怒,认为此人惊吓车马,几乎伤了自己,廷尉只判罚金,这是轻君重民。张释之则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臣民共同遵守的,依法所定就是罚金,如果重判,则使民不信法。若当即将此人诛杀,也就罢了。既交付廷尉审理,则当依法定罪。廷尉本身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廷尉不公,天下执法者就会轻重法令,百姓将手足无措。望陛下慎察。”文帝权衡利弊,诚服称赞道:“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 原则管理,事半功倍

我们并不能要求管理者是万能人,更不能片面地强调管理者对每件事进行具体管理。在管理者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树立原则,不仅可以约束自己,也可以约束他人、激励他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管理者提高其管理效率的一种极为必要的方法。

从纽约的华尔通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到芝加哥的帕尔默饭店,从佛罗里达州的“枫丹白露”到香港的希尔顿大酒店等,来往于国际通都大邑之间的财贸巨头,乃至国家和政府首脑,无不以光顾一次这类大饭店为幸事。

希尔顿饭店王国的创建与发展,与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最低的收费,最佳的服务”是希尔顿为自己的“饭店王国”创下的一条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是第三产业中极富吸引力的口号。

当然,他推行价廉质优服务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为了使自己掌管的每座饭店、每一个房间,甚至每一寸空间都产生价值,他在想方设法发挥资本的最大经济效益。对于饭店来说,床位就是利润,只要能增加床位,就能增加利润。在锡施戈镇,人们不太讲究装饰和房间的摆设,愿意将就着过夜的人很多,希尔顿抓住了这个地区人们的心理习惯,便叫木匠把餐厅隔成了只能容纳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小房间,然后,又把大厅的柜台截成一半,剩下的空间只做成一个卖香烟、报纸的摊位。又把大厅的一角腾出来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几周之后就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所有的这些措施,首先满足了顾客的需要,又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收入。

“和气为贵、顾客至上”的原则,是希尔顿为全体饭店员工所建立的原则。他谆谆告诫饭店的员工,要尽量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旅店的一切应从方便顾客的角度着想。为了使良好的服务设施给顾客一种亲切、温暖、方便、周到的印象和让微笑成为本公司的象征,他不断改革机构、更新设备、培训人员,最终使饭店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系统。人们都抱着“物有所值”的思想,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住进方便舒适、设备齐全、服务周到的希尔顿开设的饭店。

“善待下级”是希尔顿为自己定立的原则。希尔顿待人宽严有道,从不求全责备,对下属所犯的错误通常采取宽容的态度,主要基于他的这种见解。他始终这样认为和坚持:“只要企业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总经理和董事长的决策是正确的,员工犯些小错误并无碍于大局。如果一味地责备,反倒搞得人人自危,从根本上动摇企业的根基。”这在他以后的长期实践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不仅增加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鼓动了他们工作的自主性,也减轻了员工工作时的压力,从而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团队精神”是希尔顿举起的另一面大旗,具体是指荣誉感和奖励。希尔顿认为,要提高员工的热情,就必须把员工看作是饭店主人中的一个,使员工有一种荣誉感,有一种主人翁意识,而不是置身于事外的旁观者。有一次,希尔顿告诉员工说:“马布莱的好名声全靠你们创造,因为你们是用干净毛巾、肥皂、地板和笑脸去迎接旅客的。”他要求员工像经营自己的饭店一样去工作,所以,希尔顿饭店的员工普遍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态度和蔼、彬彬有礼。希尔顿的这一团队精神,在当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他明确地告诉员工,只要表现好,工作可永葆稳定,加薪、奖金都不成问题。

希尔顿十分推崇自己所提倡的精神,他曾经说:“我相信‘人在福中’这一论断,我的‘福’来自我周围的人们。天时、地利、人和,加上我能吸收新观念,这一切为我带来了‘福’。我相信,伙伴对一个人的价值是无法言传的。”

希尔顿一生奋斗了60余年,写下了希尔顿“饭店王国”的创业史,现在,世界各国的希尔顿饭店已超过了200家,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五亿美元。

我们知道,希尔顿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在领导他人的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管教型的领导,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原则,让原则来领导人,真正地实现了每个员工的能力最大化。实践证明,通过树立原则整体进行约束和规范,具有极高的效率和极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成功管理者应当熟练运用的技巧。

◎“理”在无我中

老子说:“我之所以心怀忧患,是因为我有这副身躯,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我还有什么忧患呢?”老子这是在告诉管理者们,不要总是存在自我观念,不要将自我血肉之躯放在第一位。管理者没有自我观念,自然也就没有名利观念,没有毁誉观念,没有生死观念。这样,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精神境界上的成就,世俗中所谓的成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只为个体的小我生存、生活、奋斗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价值观念是不能以长度来计算的。人只懂得如何充实自我,完成小我,自我、小我就必然与大我发生冲突。生活提醒我们,一个人越是为自己着想,就越难成就自己,那些忘记自我、心中没有自我的人,他们的精神往往能产生绝对有我、绝对伟大、绝对无限的光芒。因为,他们既能涵盖一切,又能承载一切;既能超越现实,又能融入现实;既能忘记自己,又能成就自己。

普通人,他的人生观念、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是相对的,有限的,拥有超人智慧、超世智慧的领导,他的人生观念、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是绝对的、无限的。领导的观念必须从有到无,有,是有限、相对;无,是无限、绝对。领导的伟大,也是无限的、绝对的伟大。

我们要完成自我,就要在“无我”中完成自我,在“无功”中完成自我,在“无名”中完成自我,这样才能成就无限的自我。如果在有我、有功、有名中完成自我,成就的只有有限的自我。

无我的精神,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圣人境界,即天地的境界。天地无私,所以天地博大;日月无私,所以日月光明;圣人无私,所以圣人能超越自我。圣人无我,无我所以有大我;圣人无能,无能所以有大能;圣人无功,无功所以有大功。

管理者的事业,不仅是“为我”的事业,更是“为人”的事业;不仅是解脱自我,成就自我的事业,更是解脱他人、成就他人的事业。如果管理者只为自己考虑,那么他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小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为别人着想,我在别人的心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我为整个人类着想,我在整个人类的心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天地间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也就有我存在,无数个小我汇聚在一起,组成了国家和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数个小我的生命无穷地继承、发扬,成就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所以,离开了别人,自我也将无法生存。

信仰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的人,他的人生总是以如何发展小我,又如何充实小我为永远的追求。然而,他如何能明白,脱离了宇宙,微尘便失去了存在的优势;脱离了人类世界、国家民族这个大我,小我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大我,是由无数个大空间的我在无数个长时间里发展、充实、组合而成。绝对个体的小我,只是暂时生存的小我,生命结束时,小我也就不存在了。要想追求永恒的存在价值,就需要到国家、民族生命的历史中去体验。

李白吟道:“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一个人生存的时间是有限的,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智慧的秉赋是有限的,权威的发展是有限的,而事业是无限的,学问是无限的,科学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以有限去抗争无限,不但没法成功,而且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什么要拘泥在小我之中而不能自拔呢?我们不能将伟大放在小我之上,应该把伟大放在大我之上;不能将伟大放在生前,应该把伟大放在身后。

历史上许多领导者,如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皇帝,他们的伟大是在死后显示出来的,不是在生前显示出来的。生前显示出来的伟大是有限的,死后显示出来的伟大是无限的。我们不必去计较生前的是非得失、功名富贵、毁誉成败,这些只是过眼云烟,一现昙花。

◎ 通晓事理才会心平气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战不成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及随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告诉他:“恩来拟来西安与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清晨,周恩来带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上骏马,冒着纷飞的大雪,赶往延安。到延安后,17日下午周恩来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飞行途中,随机来迎接的人员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这时候周恩来的想法是:共产党要多做工作,要对国民党晓以大义,不要以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就同张学良举行会谈。他具体地分析了国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同时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力不同,而是采取了武装要求的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这次捉拿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且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广大官兵抗日思想日渐增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

接着,周恩来同志又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蒋介石的罪状,把他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