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反对人们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命运的一个部分。但我当然可以问：这就是文化的全部？好像没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隐约的状态，文化的感觉是在若有若无之间。文化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那些外化的部分只是那些内部力量的一种自然的外溢。但现在这些文化的焦点，好像都过于集中于那些外化的部分上。那些孤独的牧人在寂寥的草原上歌唱的时候，那些村寨里的农人在火塘中火苗与酒的鼓动下，开始舞蹈的时候，都是跟生活与情感相关的。那些吟唱与舞蹈，不过是深藏的情感像潜伏地底的矿脉在某个断层稍稍露一下头，又回到沉静幽暗的深处去了。多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碰触那些东西。虽然如此，我在诗句中这样描绘过它们：“更多的时候，矿脉是盐/在岩石中坚硬/在水中柔软/是欢乐者的光芒，是忧伤者的梦幻。”
但现在，人们只是集中在那些矿脉露头的地方，采集与开发。
在那些物质性的矿藏采掘者那里，早已频频传来一个个不幸的消息。虽然矿藏的种类不同，但消息都有同一个名字：资源枯竭。
文化呢？文化的资源呢？本来，这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可以发现，可以研究，当然也可以整理与观赏。但必须满足两个先决的条件：不破坏产生这种文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在整理与观赏，特别是为了观赏而作的整理（提炼？）之前，要对这个文化的原生状态有充分的研究与尊重，并且不因整理之故而使原生状态受到损害。但情况往往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市场经济体制激励的往往是不计后果的实施者，而且总是有能力让清醒的人们边缘化，让理性的看法沦为空谈。
现在，我也在这里空谈文化。其实，我早已失去了谈论文化的信心。所以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因为走了一趟青藏线，不能免费旅游，才来写下这些文字。
那么，就从这里导入正题吧。让这个话题与青藏铁路相关，也就是已经谈论很多的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对西藏文化（藏族文化）的影响问题。我想，讨论西藏问题并不需要另外一套逻辑与语法。即使没有这条铁路，西藏文化也早就面临了机遇与风险。
机遇是什么呢？机遇是发展。
风险则有两点。
一个是被固化。固化的形象就是色彩强烈的宗教建筑，是艳丽繁复的节曰盛装，是蓝天白云下的歌唱，是草地上豪放欢畅的圈舞、苦修者隐居的岩洞四处经幡飞扬。西藏自身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固地想以这种固化的形态存在于雪域高原，在旧时代的高僧们的吟咏中，参差高耸的雪峰常常被形容为栅栏。雪山在阻止了外界进入的同时，也阻断了自己的眼界。在阅读19世纪的西藏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拒绝进入的故事，我想，这仅仅是对外国人，没有想到，甚至在西藏地方政府有效控制地区之外的藏族人进入拉萨，也会面临相当的困难。那个出生于青海的奇僧更敦群培步行沿着与今天的青藏线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拉萨，去著名的寺院研修佛学，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他写道：“这里（那曲）是西藏的边境，我们在此待了将近一个月，等待西藏政府批准我们继续赶路。”但这种固守早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固化的呼声反而来自外部，这是个一旦展开就无法收拢的复杂话题，打住吧。
风险之二，来自发展。这篇短文冗长的开场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开发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这个问题在西藏有一点特殊性，就是这个文化对发展与变化的内在驱动不如其他地区来得主动与强烈。当一种文化的变化主因不是产生于内在的愿望，而更多依赖于（受制于）大势的驱迫，这个文化本身就面临了非常大的风险。
文章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的话引用了半句，现在应该是将其补充完整的时候了。他说：“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他还说：“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绝大多数的讨论中，在正在施行的各种“文化工程”中，文化是固化的，而非“演进”的，同时，文化也被从母体中抽离出来，失去了与“集体进化”的“连带”性。所以，我们四处保护文化的时候，民族文化的神经与血脉却日渐麻木与萎缩。那么，在“后发”也成为一种优势的今天，很多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已经发生过的窘况，西藏因为其后发，那些遗憾或者可以幸免！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远望玉树》
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
不止一次差一点就到达了玉树。
在为了写小说《格萨尔王》作准备的那两三年里，在康巴大地上四处行走的时候，好几次，从四川境内的德格县、石渠县，登上那些区隔开一片片草原的列列山脉的高处时，陪同的朋友指着西北方或西方，说那边就是青海，是玉树。在长达两三年的漫长寻找中，好多次，其实已经进入了玉树州的地界。为了寻访一个传说中曾经的古战场，一个古老史诗中关涉到的某处地理，某个英雄人物曾经驻留之地，或者，为了拜访一个在当地有名气的史诗说唱艺人。
前面所说，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其实是说好多次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州府，如今被地震变成了一片废墟的结古镇。记得某个夜晚，有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几十公里开外吧，我们乘夜赶路，从一个山口，在青藏，这通常就意味着公路所到的最高处，遥遥看见远处的谷地中，一个巨大的发光体，穹窿形的光往天空弥散，依我的经验，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灯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树州府结古镇了。但我终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镇，就意味着一张软和干净的床，热水澡，可口的热饭莱，但对一个写作者，好多时候，这样的城镇恰恰是要时常规避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常常会有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的应酬，要进入另外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话语系统。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传文学丰富的滋养。但那时就想，终有一天，结束了手里的工作，我会到达她，进入她。
记得是前年的夏天，随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老师和诺布旺丹博士在甘孜州色达县做田野调查，出县城百来公里，到四川和青海边界去访问一个说唱格萨尔史诗的僧人。在寺院下方的河边，巧遇色达当地的格萨尔专家益邛老师。他刚好去结古镇参加一个格萨尔学术讨论会回来。正是从他那里，我知道结古镇上有一个以格萨尔命名的广场，于是，这个我没有到过的地方却给了我某些想象。
写作的时候，我让自己小说中的说唱艺人流浪到了那个地方。小说的主人公就在那个广场上与要向他学习民间史诗演唱的流行歌手分手。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我就这样未曾到达而把笔触伸到了一个地方，我至少已经用这种方式去过玉树，去过结古镇了。
如今，玉树地震了。
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那个受到破坏的广场，格萨尔塑像作为背景时时出现，与我在康巴大地上的别的地方看到的一模一样。前景是架设着大口的行军锅，为灾民提供免费的餐食。在那里，当然看到了凡有灾难时必会出现的共和国军人的身影，更看到了同样蒙受了灾难和我同族的僧人，和我同族的妇女作为志愿者，和军人们在一起，尽着自己的心力，让人心生温暖。这个画面告诉我们很多，人类共同的基本情感，不同的族群同心协力的可能。尤其是在今天，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总是被放大，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而不同的人群之间，可以交流与相通的那些部分总是被忽略，不被言说与呈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样的画面尤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这样的画面有理由让我们热泪盈眶，而不只是死亡与灾难。
还曾有过其他机会去玉树，也都错失了。
也曾经在青藏线上走动。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南向，在可可西里，大路去往拉萨。面前也出现了岔路，转而东向，可以去往玉树，但都往拉萨，往西藏而去了。
后来，《格萨尔王》出版了。蒙社科院专业机构“全国格办”帮助，从青海请了四位格萨尔艺人到北京，让人们真实感受一下格萨尔艺人原版的演唱。得知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马上想到了其中一位艺人来自玉树，达哇扎巴。一个地方，那么众多的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人忧心与痛惜，但如果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曾经给过你某种助益的人，那就真是一份具体的牵挂了。我打电话给全国格办的诺布旺丹博士，询问达哇扎巴的情况，旺丹告诉我，已经跟他联系上了，平安，而且，已经救人去了。我笑了，达哇扎巴敦实健康的样子真切地浮现在眼前。这个敦厚健壮的康巴汉子，愿佛祖保佑他，让他的双手握住另外的双手，使他们脱离绝境，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也艰难也幸福的人世作更长久的驻留！
今天正准备去西安，成都军区总医院的顾建文副院长来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医院接收了四十多位来自震区的重伤员，大多是藏族。他亲自为一个小孩施行了开颅手术（他是有名的脑外科专家），他说，有好多感人的事情，我肯定会想去看看。这时，正在从机场往西安的路上。在候机厅，就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他们医院抢救重伤员的画面，而且似乎就是他参加的那台手术，但因为全副的外科手术时的穿着，医生们看上去都一样，我没有认出这位朋友来。这样的事情与这样的朋友同样让人感到自豪与温暖。
地震刚刚发生时，有一位显然是藏族同胞的网友在我的博文后留言，“都是藏族，希望一起关注一下玉树地震。”非常感谢这个提醒。是的，“都是藏族”，但又不止于这个理由。关注，理所当然，捐款捐物，理所当然，想必各单位各组织都已相继展开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理所当然。如果没有汶川地震的经验，可能马上就开车去那里了。但我知道，我们这些不够专业的人在那样一个物资供给和交通资源势必会很紧张的地方很可能贡献小于造成的负担。甚至也想自己出头搞个什么项目，可汶川地震时想参与灾区乡村学校重建活动而不成，辜负了信任我的许多朋友的爱心与希望，一直心怀歉疚，再也不敢凭热情自作主张了。
我更想说的是，已经错过震前的玉树了，什么时候一定要到玉树看看了。去看看未曾到达而在书里写到过的那个格萨尔广场，去看看那个敦厚的说唱艺人达哇扎巴，想必他的家也已被大自然的巨大力量无情毁坏，看看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怎么样可以帮帮他。现在，我只能从遥远的地方祝福他。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等灾劫造成的繁忙与纷乱稍有平复，我一定要去看看结古，更要去看望达哇扎巴。
玉树，这个我曾多次抵达她边缘而未及深入的地方，我会以更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以一个弄文为生的人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她。
写完这些文字，已经是新的一天的凌晨了，睡不着，在网上百度一下，真还搜到神授艺人达哇扎巴的一则材料。
来自青海玉树地区的达哇扎巴是青海享受国家津贴的两位优秀艺人之一，被称为“说不完的艺人”。他可以说是新一代“神授艺人”中的佼佼者。据说扎巴13岁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老僧人问他，在三样东西中他要什么，一是学会飞禽的语言，一种是走兽的语言，第三种是会说唱《格萨尔》的故事。他选择了会说《格萨尔》，从此便成为了一个说唱艺人。他说自己可以说唱115部，目前完成录音27部，记录整理了17部，出版了3部。
《成功，在高旷荒原上突然闯入的词》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于对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一个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
知道四川省青联正在编辑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正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
5月，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而那里劲吹的暴风中却裹挟着纷飞的雪片。我作为南方某著名媒体的采访嘉宾正同几个年轻的记者在青藏铁路沿线采访，正在铁路线遒劲穿越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高旷的荒原。年轻的司机因为缺氧倒下了，我临时兼任了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载着我们年轻的摄影师，不断地追逐行驶的火车，为了让他拍到一些火车在雪山下、在旷野中奔驰的美丽镜头。我们不断狂奔，超过火车，跑到前面某个预计可以拍到精彩画面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火车在旷野上，在深远明净的高原天空上蜿蜒而来，我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发动中的汽车引擎轻轻的震颤，听车外的快门声和同行记者们兴奋的叫声响成一片。等到火车在视线尽头顺着山势转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消失在蓝天下面，大家又跳上车来，我一轰油门，开始下一轮有些疯狂的追逐。这一天，手机间或在冲锋衣袋中轻轻颤动，提示它的主人来了电话或短信，我都没有去理会。直到下午，太阳西沉，我们的追逐之旅也到了最后一站，长江源沱沱河上那数公里长的铁路桥上。所有人手中的“长枪短炮”（指摄影工具）都准备好了。桥上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正在幻化成绯红的霞光，桥下那漫长曲折的河流闪烁着金属般的光芒，仿佛那不是水流，而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念，映射着非物质的辉光。
大家都坐在高高河岸上等待这一天的最后一组镜头。我也从车上走下来，备好了相机，坐在河岸边稀疏的草地上。天地间一片安详，好像火车这样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会存在一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检索一个个未接电话和未曾阅读的短信。而省青联秘书处的一条短信就在其间，意思是说，他们正在编辑一本书，把曾经当选过省“十杰”青年的人以这样一种形式重新聚集在一起，需要每个入选者谈谈感想，来“感悟成功”。
我必须说，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在这样一个四顾皆一片空茫之处，“成功”这样一个词从手机屏幕上跳进脑海里，真的容易引起一种虚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