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把青藏线当成一个崭新的事物来对待的时候，甚至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现在已基本完工，并将在一个预定的日子正式通车的这一段，其实只是青藏的一个部分一一格尔木至拉萨段；这条铁路的另一部分——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今天，铁路既然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在青藏高原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更何况，当人们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拉萨，都会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是如此的现代化。这一次，当我们一行从西宁出发，一路穿越了宽阔的柴达木盆地，穿过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更加空阔的高地，便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灯火是如此光怪陆离，你就是驾乘着一只银色的飞碟降落在布达拉官前的广场上，好像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座城市本身的繁华相对于辐辏于四周的荒凉原野，已经显得有些突兀了，还有什么能为这份突兀增加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呢？真正要发现这条铁路的意义，还得着眼于铁路蜿蜒而过的荒原。
而且，正像前面已经说到的，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就现身于荒原，并在荒原中运行好多好多年了。一切曾经预期的变化和一切未曾预期的结果早已经在铁路的起点与终点，在铁路漫长的沿线清晰地呈现。要想讨论青藏铁路新的一段那些预期中的变化与未曾预期的可能，只要略微考察一下早已通车的这一部分，这个巨大的话题所包含的部分就已经了然。
《南方周末》对我们此行的设计，我想正是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吧。我很高兴我们是从西宁而不是从格尔木踏上了这次青藏线的考察之旅。
我在出发的头一天下午才到达西宁。第一件事是和组织者接上头，正式加入这支临时的队伍，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所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寻找书店，搜罗一些与青藏线相关的资料，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书店里热卖的书籍如果与本地相关，也大多是这些年来在读书界都很流行的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外界如何“发现西藏”的图书，而且这些书里的都是一百年前的“发现”。而我所期待的，是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我特别期待的，是本土的族群如何感受这条铁路。但很遗憾，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发现。于是，想起在当地出版机构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资料。此行本没有打算叨扰。从酒店查到他所工作机构的号码，打过去，铃音兀自一遍遍震响，就想起一幢楼人去后空空荡荡的样子。明天就是五一长假，这个时候还期望有人坐在办公室里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照理说，一方乡土，一种文化，在这个除旧布新运动进行得如此剧烈的时候，总会在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发现”之后，无论是出于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迫切愿望，还是仅仅出于留恋旧时岁月的怅惘情怀；无论是因为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更深刻的文化的自觉，都该出现出于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每到一地，我都渴望和这样的“自我描述”者在书本上倾心交谈。在关于青藏铁路的谈论中，“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这样一些字眼很顺溜地出现在—些偏僻地区的官员的口中，仿佛铁路一通，这些“流”就来了，这些“流”一来，一切就水到渠成，就改地换天了（我在网上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稿中看到新铁路经过的某县官员大谈铁路通车后将如何把这三流引到此地，然后此地将因此获得怎样的机遇，云云。但几天后，我们长途驱车到达这个县城，遇到的一件困难事情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下脚的公共厕所，而且公共厕所周围100平方米就根本无从下脚）。事情是不是如此呢？只要大致考察一下铁路已经运转了许多年头的那些地方就清楚了。官员美好想象中的那一切的“流”并未在铁路已经经过的那些城市自然呈现，最后化为一切“流”都要转化而成的“现金流”都要流向国库和老百姓的腰包。在我的经验中，即便就藏区而言，今天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较好，社会也较为安定繁荣的地区反而恰好都不在铁路线上，而且将来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会有铁路经过。
而那些知识阶层更为关心的环境保护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如何保持的问题，青藏线已经通车这么多年的这些地区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观察对象。就说说我在这次旅行中努力想在当地寻找一点“自我描述”文字的经过吧。离开西宁后，我们在青海湖畔的旅游酒店里住了一个晚上。酒店在小镇上5我没有期望有什么发现，但还是在小镇上溜了一圈，果然未有任何发现。想到明天到格尔木什么都会出现，心里就有些释然了。
在格尔木的两天时间里，我没有具体的采访任务，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就是寻找书店。这一天是5月2日，我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上午逛书店，一间在购物中心里，一间是席殊连锁。没有看到一本有关本地文化与历史的书，甚至是一本地图或旅游指南。这在中国土地上和外国土地上的购书经历中，是唯—的经验。也是可怕的经验。”那间席殊书屋是出租车拉着我找新华书店时发现的，就开在新华书店旁边，但新华书店在这个假日里没有开门。于是，就进了旁边那间也就三四平方米的席殊书屋，书屋摆的都是内地的流行书。下午再去新华书店，还是没开。第二天上午又去，还是没开。最后还是陈一鸣从当地一个记者那里弄到了一本本市新编的志书。看了一天和三个晚上，看到些什么呢？知道的，过去就大略知道，比如柴达木盆地中，过去一千多年来，藏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以及更遥远的土著居民此消彼长，相互纠结的漫长历史。但一转入关于这个市的当代描述，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是消失，也是相当模糊不清了。好像历史已经作出了判决，他们的存在就是过去时代的传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人群将像传说一样曰渐远去。甚至在志书通常要包含的文化卷中，这些民族再次显身时，也是以民间文学的方式存在，而在当地的文学原创中，只有屯垦者高昂悲壮的声音。我看完这本书，想了很多，摘录下来的只有一首不完全的蒙古族的《打酥油歌》。
我想说的是，很多我们当成假设在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已发生过了。那些期许未必达到，有些结果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切，在青藏线的前一段已经有过预演，这些预演本身就是深切的启示。而在我看来，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一条铁路或者一种更现代化更强有力的事物运行的必然结果，真正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需要那么多人空泛的讨论，而是这样一条能量巨大的铁路运行起来以后，所有已经置身其中的人——从决策者到实施者和所有将因为这条铁路运行起来以后必然关涉与冲击到的人群如何行动的问题。
如果说，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建设者是一个胜利，而对这条铁路经过的高原，对这条铁路所冲击的古老文化，对当地政府与老百姓，这到底是一个天降的福音，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全赖于面临这样一个新机遇的人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挑战。新的机遇当然会提供发展的机会，新的机遇也带着强大的达尔文式进化力量中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关涉到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关涉到政府的管理能力。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更对当地文化的自我发展与更新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在欣喜于这片土地上的巨变的同时也怀着深重的忧虑。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摄影师是为了留下可以见诸媒体的精彩照片，就我自己而言，则是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髙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中有一种超现实的美感。
车到沱沱河，年轻的司机有了高原反应。我非常高兴顶替上去，驾驶着丰田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载着自己和同行的记者们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婉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去一个地方，在今天也就百来公里一段公路，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在那个时候，公路正在修筑，一行人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一些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一共三天时间。一年以后，我坐着汽车离开了那个地方。再后来，我坐着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在那片高原上，编了号的公路不断与别的编了号的公路相遇。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就在上路开始此次青藏之行前，我在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中，正好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
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
其实，那里只是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比如一座小水电站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庄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在我的小说中，那个古老村庄每出现一个新事物，都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冲击。当新事物带来变化的时候，却带来不同的结果。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结果的好坏，并不是事先的预设，而视乎人们作了怎样的准备。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措，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来到了路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直到某一天面对某一种情形，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果然，当我们离开纳木措，回到青藏线上，一路往南，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直到拉萨在望，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政经之外的文化》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这些日子，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老是在脑子里萦绕。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
为什么老想起这句话？直接的原因就是短短两月间，先走了一趟青藏线，接着又游历了云南红河流域与哀牢山中好几个县，然后，又回川西北老家，从大渡河谷地到黄河边上的若尔盖草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各种媒体上关于文化的讨论铺天盖地，地方政府官员在畅谈当地拥有多么独特的文化资源，而且，名牌大学里的教授与博士们也出动了，他们出现在那些宁静僻远的地方。干什么去了？田野调查吗？不，知识经济的时代了，有偿帮助当地政府制订开发文化资源，投资文化产业的各种商业规划。
文化，地域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茶的文化，酒的文化，产业的文化。吃不一样的东西，是食文化。靠四只橡胶轮胎走路还是四只马蹄走路，那也是一种在不同地理显示移动方式差异的文化。在所有的语境里，文化就是固化了的差异的同义词。
在这个有强迫征候的语境里，文化成为了显学，成为官场政治学和旅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