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星还有一点和刘斐、陈明仁不同，就是，他早就和共产党有了联系。他正是有了这种联系以后，于1947年回到湖南的。从个人成见上看，唐星虽然与颂公共过事，但内心深处他对颂公本人，包括颂公的政德、为人，他好像并不和陈明仁、邓介松、肖作霖等人一样那么的恭维。颂公执湘政后，唐星是很想出来干一番事情的，可是颂公一开始并没有显得很热情。倒是白崇禧想利用唐星总参议的名义为他做事。后来，颂公要把唐星从武汉要过来，正合了白崇禧的心思，因为白想的是唐星去了长沙，又当上了绥署副主任，等于他在颂公身边安插了一个钉子，以后长沙有什么事就明了多了，也好办多了。所以，唐星刚上任时，白一再嘱咐，往后要密切取得联系。他白健生哪里知道，唐星不仅不是他安在颂公身边的什么钉子，而地地道道是颂公放在他身边的一根内线。在后来白崇禧坐镇长沙，对程潜和湖南的和平运动采取高压手段，程潜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唐星尽力在白身边周旋，出歪点子，报假情况，使白看不到真相，摸不清虚实，以此保护了程潜个人的安全，为长沙和平起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 边 形
陈明仁率部回到湖南之前，长沙绥署掌握兵权的有三个人。程潜是绥署主任，是驻湘国军当然的最高指挥官。另两位绥署副主任黄杰和李默庵，一个负责编练新军，一个负责指挥部队。这三个人摆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格局。这种格局，由于陈明仁的加入，自然而然地被打破了，形成了一个新的四边形的态势。并且这个四边形的四条边，绝对不可能相等。程潜对陈明仁回湘的态度，不用说是欢迎的，本来就是他要陈明仁回来替他掌兵权的嘛。黄杰对陈明仁回湘的态度，说不上是欢迎还是反对，他是坚决反共的，他认为陈明仁也是坚决反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应该是对陈明仁持欢迎态度，因为陈明仁一回来，无疑是增加了湖南“戡乱”的力量，并且陈明仁回来不回来，黄杰都是负责编练部队，他们二人之间没有什么可争的。复杂就复杂在李默庵这里了。
在整个长沙起义与和平解放过程中，应该说是基本上黑白分明，阵线清楚的。在高层中，真正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李默庵了。谁也不可否认，默公是最早跟随颂公策划走和平道路的高级将领之一。从程潜竞选那时候起，默公就是五百湖湘壮士中的骨干人物，接着又是“团结拥程，回湘应变”的主要倡导者。有人说他是为了一心想当湖南省主席。或许真是这样。但是，当程潜和蒋介石都同意让他出任湖南省主席时，他确确实实以“湖南情况复杂，自己素无从政经验”为由，向蒋递交过“免派”报告的。当然，他没有当成省主席，并非因为他的退让，而是湖南各界反对的结果。当他最终还是被颂公保荐当了绥署副主任后，在酝酿和筹商有关抗蒋、拒白和起义等一系列重大向题上，他是参与者，但始终持比较稳重谨慎的态度，即：既不同意黄杰等人的顽固立场，也不完全支持肖作霖等人的激进做法。他接近程潜，与程潜默契起义，这是没有怀疑的。在中共中央军委最早的关于解决湖南问题的电报上，是这样说的：“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这是1949年6月2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发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同一天，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香港的乔冠华，也是这样的提法：“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由此可见，李默庵在起义中所占的份量。但由于他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他想建立起一定实力，然后以实力为后盾与共产党和谈，方可以功自赎。因此，在抗运金银、湘粮自用问题上，他与邓介松、肖作霖等人一致，而在停止征兵等问题上，他又几乎和黄杰等人站到一起去了。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地引起拥护起义的人们对他的误会和疑惑。认为他是图谋当官、动摇不定的人，以致连地下党也拒绝和他见面。对此，他感到十分苦恼，他李默庵早在1925年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由于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又脱离了党组织，并从此成了共产党的敌对力量。抗战中，他曾会见过朱德、彭德怀和黄埔一期同学左权，相互交谈非常愉快，朱老总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同时，八路军上下一致、军民一体的和谐关系，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出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时，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他非常高兴又一次与叶合作，期间，他还邀请周恩来到南岳驻留一个星期，让周给学员作了多次讲话，自己也从中受到深深的教益。可是到目前，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自己这个早期脱党份子，想抓住最后的机会立功赎罪，又何其艰难哟。尤其是停止征兵后，程潜没能按计划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实力，后来白崇禧又把李默庵仅有的一点实力并给了陈明仁的第1兵团，程潜转而依靠陈的军事实力准备起义，又不与他通气，陈明仁真也罢假也罢，在他面前始终摆出一副高不可攀、盛气凌人的样子，他感到不解和愤懑，因此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事过以后，颂公如是说：“默庵没有辜负我们，是我们辜负了默庵。”又过了很多年以后，程星龄如是说：默公“是在倍受委屈的情况下离长赴港的”。
三、雾锁麓山
陈明仁向来是以一个“纯”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他“纯”的标准就是不问政治。他作战勇敢，不怕死，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要做到的。他敢于顶撞上司，从连长到总裁，没有他不敢的，是因为他认为为了军队为了作战，一个指挥官没有什么观点可以向上司隐瞒的。事实上，他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参加国军，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几乎他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和中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不顾个人安危，他的不见利忘义，他的不为自己留后路，甚至他的心直口快、豪爽暴躁，都无形中在为蒋家王朝服务，为“四大家族”的利益卖命。到了四平战后他被撤职还差一点被查办，痛定思痛，他终于大梦初醒般明白过来。这一明白过来就不得了，原来一直如同一池清水一眼能看到底的陈明仁，说变就变了，样子变得模模糊糊，心里面的弯弯也多起来了。以至后来“小诸葛”大呼上当，李默庵愤然离去。甚至有几回连颂公都对他担起心来，连李君九有时也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人们说，他一度就像云遮雾罩的岳麓山，站山外边看不见，进山里面出不来。
颂公不识“麓山”真面目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中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2日夜，程潜主持召开长沙绥署和湖南省署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
湖南怎么办？颂公心里当然是有数的。可是，他想让大家从新的时局出发，谈谈各自的看法，也就是都向他表个态，因为，这个时候他更迫切地需要大家的支持。会议刚开始，颂公谈了几句时局，便点名要陈明仁先发个言，给大家带个头。听颂公点到了自己的名，陈明仁环视了一下会场，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南京说打我就打，说和我就和。我们要服从政府，中央既有令主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他图。”
陈明仁这个态表得够精彩的了，黄杰、杨继荣等主战派报以热烈掌声，而主和派虽然人多，可一下子被他这几句话给说懵了，程潜更是一时目瞪口呆，都不知道怎么把会往下开下去了。黄杰等人起了一阵哄后，再没有人愿意发言，大家终于不欢而散。第二天，颂公派程星龄和张严佛急忙去找李君九，问陈明仁到底可靠不可靠，并说，从昨晚会上的发言看，大成问题，颂公是把他看作湖南和平起义的一张王牌来打的，现在这张王牌要是打不出去，如何是好？不仅颂公焦急，大家也跟着心里上火呀。
李君九20日才从台湾回到长沙，21日和陈明仁两个人谈得还很投机，还不到两天，咋能说变就变呢？就是变也不会变得这么快呀。他立即去找陈明仁，想当面问个究竟，结果到陈家一问，才知陈明仁一大清早就回醴陵老家了。李君九和温汰沫、张严佛当即驱车追到醴陵，陈明仁一见他们也跑来了，心里也就明白了个八九，所以，一开口便不高兴地说：“颂公真糊涂！昨晚开那个会，事先应该和我商量一下，使我有个思想准备。最恼火的是会议一开始，他就指名要我发言。在座的那么多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叫我如何表态？我只好说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那几句话，不料竟触怒了颂公。”最后他对张严佛道：“请毅夫兄代我向颂公解释一下。”
张严佛回长沙便把陈明仁的话转告给颂公，颂公心中才安，这场风波也才算平静下来。在往后的一些公开场合，颂公是个明白人，也知道怎样和陈明仁配合了，这样的不愉快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了。对陈明仁在一些公开场合的讲话，无论说得多么过头，颂公都会理解，也不往心里去。只有一件事，恐怕颂公多多少少是有些想法的。就是后来给中共中央递送关于起义《备忘录》时，颂公开始是想让陈明仁也在上面签个名的，以两个的名义好一些，地下党也有这个意思，可是陈明仁咋说也不签。李君九再三给他解释说，这事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决不会泄露出去。这也不行，不签就是不签。最后还是颂公签了自己的名送走的。颂公为此深表遗憾，子良自己也为此留下了一行空格，一行再也没有机会填补的空格。
“你们要叛变吗”
连颂公和李君九有时都摸不清陈明仁的真实想法，他那些部下，更不用说了，临到起义了，也都还一个个蒙在鼓里。
有一天，兵团副司令刘进和参谋长文于一谈起时局，意见很一致，两人都认为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很快会要垮台，大家必须及早另找出路。刘进说：“中共在长沙肯定有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员，我们不妨与子良谈谈是否应派可靠的人先行探听和去联络一下。”文于一问刘进，有没有线索，刘进又说：“还没有。如果子良同意的话，我们再商量设法进行。”其时文于一已经和地下党联系上了，但是文于一考虑到，刘进虽是老同学老同事，可是刘进是黄埔一期中交游面广、平时也较露锋芒的人，怕他不慎泄露，危险太大，便没有向他透露。同时，文于一也想借此试探一下陈明仁究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以及对兵团和他个人的前途是怎样打算的。于是刘进和文于一当即打电话给陈明仁，说是有要事相商，并约定了时间。到时刘进和文于一去了寿星街兵团办事处，见面后，刘进便毫不隐瞒地把两人商量的意见述说了一遍。陈明仁一听，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们道：“你们要叛变吗？！”并顺手将桌上的茶杯拂到了地下，吓得二人脸都变色了，谈话也不可能再往下继续了。
由此，文于一便一直对陈明仁的态度存有疑虑，为了顾全地下党和自己的安全，在起义前也就不可能向他透露半点与地下党的关系。陈明仁“城府”这么深，把自己“包装”得这么严实，积极的效果是迷惑了白崇禧，但无疑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一直到起义前他都不在高级将领中吹一点风露一点底，更不会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工作，结果绝大部分高级将领不知道他的意图，加上白崇禧的反宣传，陈明仁在长沙宣布第1兵团通电起义，长沙市区以外的部队纷纷逃离。到最后一个兵团三个军的兵力，真正起义的只有三个半师，陈明仁差一点没有成光杆司令。逃离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是有罪的，可是陈明仁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看到部队叛逃这么厉害，陈明仁心里当然不会好受。倒是中共军队的代表给了他很大安慰：一，第1兵团不要说还有几个师起义成功了，就是只剩你陈明仁一个人起义了，我们也是欢迎的；二，那些逃跑的人，是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去十五，最终谁也逃不出解放军的包围，正像孙大圣，跟斗甩得再漂亮，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那时正是共产党胸怀最宽、肚量最大的时候。再说，有这种实力才敢夸这么大的海口。共产党已经有了这种实力。
那位曾被陈明仁质问是不是要叛变的兵团副司令刘进，最后就成了一个没能逃出如来佛手心的孙大圣。起义前夕，陈明仁决定在湘潭设一个兵团指挥所，派刘进去为指挥官。刘对长沙准备起义没有预闻，全不知情。程、陈在长沙通电起义了，驻湘潭的71军88师的部队纷纷谣传，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被共产党扣压了，长沙的部队都被缴了械。随即这个师开始往邵阳方向逃。刘进当时带着兵团部存在湘潭的两万多银元，随同叛军到了邵阳。在邵阳会见了刚刚赶到邵阳搞阴谋活动的黄杰以后，刘进携家眷逃往成都。后来成都解放时，刘进还是被共军给逮住了。于是他便从成都给陈明仁往长沙发了个电报，意思是要已经当了共军兵团司令的陈明仁，给成都军管会发个电报让他返湘。陈明仁在电报上是这样批的：电贺龙司令员，刘进反对起义，率部叛逃，请逮捕法办。这一下刘进便没命了，最后他被押到武汉，在武汉被判处了死刑。刘进的悲哀在于，本来还是想当一回国军的叛徒的，结果被一句“大话假话”给吓回去了，万万没想到终于竟成了共军叛徒的屈魂冤鬼。呜呼！
痛苦呵，子良将军
人前说鬼话，人后才做人。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位刚直不阿、叱咤风云半辈子的将军。可想而知，陈明仁曾一度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在一次会上，陈明仁拍桌子大骂：“共产党公开活动，没有人管，我要杀人！”这一句话又把一个人吓得不得了。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警察局长李肖白。李肖白本来是倾向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可是陈明仁大骂共产党没人管，这不明明白白地在指责警察局吗？他可负不起这个责。三十六计走为上。没过几天他便溜之乎也，跑到香港不回来了。
还有一回，在兵团警备部联席会议上，陈明仁愤怒地对政工处长吴博夫说：“你去告诉仇亦山，叫他不要再搞什么和平运动了。如果他不信，一定要在长沙搞，小心他的老命不保。”仇亦山就是仇鳌老先生。散会后，吴博夫嘟哝着说：“司令官只是要我去做恶人，仇老是我的同乡老前辈，这些话，我又如何能对他直说呢？”又一回在警备司令部的会议上，陈明仁指示稽查处：“现在有些人通匪，密谋破坏治安，你们要严密侦查，有确实证据的，就叫他们失踪。”失踪就是暗杀。不过他接着又补充一句：“你们先查清楚，要行动时，报告我批准。”在另一次会上也说：“这些家伙，整天集合开会，要搞什么和平，到时候可用汽车把他们送去匪区，让他们在那里去搞。在我的指挥下，就不许搞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