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良将军的痛苦在于公开场合不得不像一个刽子手一样，整天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暗地里却还要绞尽脑汁去保护一些人。
省卫生处长龙伯坚，早与地下党有联系。解放前夕，龙恐该处的药品和卫生器材遭受损失，将其分散转移于湘雅医院等处保存。省卫生处内部有人挟嫌企图对龙进行陷害，借此捏造事实，向陈明仁告密，说龙系亲共分子，并诬告龙曾盗卖省卫生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还曾以药品资共。陈据报告，即令长沙警备司令稽查处处长毛健钧将龙逮捕拘押。刘卧云、刘岳厚先后向文于一询问案情，并要文设法保释。文于一把情况报告给涂西畴，涂说，组织上有指示，一定要设法营救。文于一便去找陈明仁，说，据刘卧云、刘岳厚了解，龙伯坚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是密告的人在诬陷他，大家都想请您将龙开释。陈当即便说：“莫急，等一等再说。”过了两、三天，龙伯坚便被释放出来了。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稽查处几次侦知群众大集合，请求军宪协助去镇压，遭到拒绝。毛就请另一军统特务、办公室主任陈天喜，用电话通知受警备部指挥的陈显微团长，陈以正规部队，不受办公室指挥为由，同样拒绝。毛健钧就在警备部会议上，向陈明仁请示，准其就近调用警备部队，以便适应时机，破案捕人。陈未予同意，他说：“警备部队地调动，非本官或参谋长、参谋处长电话和正式命令，其他各处都不许调遣。如果稽查处办案，认为非使用部队不可，就报告参谋长或请参谋处下令。”陈明仁这着有效地控制了军统特务对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和平运动的破坏。在陈明仁兼任警备司令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稽查处一直不能有所作为，那些特务经常急得团团转，就是下不了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能适时地调用武装部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白崇禧命令第1兵团部队，去围剿姜亚勋的湘中游击队时，陈明仁是最感痛苦的。不打不行，白健生召开全省军事会议上定下来的，可以说是军令如山倒。打也不行，这边正和颂公在密谋起义，那边又去把共产党的游击队给剿灭了，那还起什么义？苦恼中他找来张严佛，请这位老牌特务给拿拿主意。张严佛还真行，马上说出了个二五一十来。按照和张严佛研究的办法，他先召开了一次师以上指挥官的作战会议，会上把围剿方案定了下来。会后，参谋长文于一便把方案透给了地下党。同时，陈明仁秘密召见了自己的亲信、前去执行正面围剿任务的232师师长康朴，向他交了底。叫他为了保存兵团的实力，不能和游击队正面冲突，部队行动前，要设法秘密与游击队通气。这样一来，白崇禧的围剿目的不仅没能达到，反而让游击队钻了空子，把由湘军各路土匪、帮会头子组成的坚决反共的“西南民主联军”主力给吃掉了。白崇禧不甘罢休，紧接着又从桂系中抽调一部分主力，加上陈明仁的1兵团一部，共7个师22个团计5万余众，进行第二次围剿。这回又是陈明仁悄悄把作战部署透给了地下党，使白崇禧的计划又一次落了空。
类似这样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力，暗中保护群众、保护党的地下斗争的事情，子良将军还真干了不少。不过这是暗的，知情的人有限，更多的人看到的和认识的他，却是另一个陈明仁。做人难哪，特别是在很多人眼里你已经不是什么好人了，再想做一个好人，能不难吗？更何况，做了什么好事还得掖着盖着，那岂不是难上加难？
“三怕”与“一难”
尽管颂公刚回湘执政时，也公开大叫大喊过“共匪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但毕竟和陈明仁的情况不同。颂公一旦选择了和平起义这条道路后，就显得坦然多了。颂公也有顾虑，他的顾虑主要是手中没有实力，想干什么事因力量不够，不一定能干得成。而陈明仁颐虑就多得多了。从他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就可以看出两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据李君九对陈明仁的了解，总结出他的顾虑主要是“三怕”。
首先他是怕泄密，自己的和平倾向和真实的思想，除了几个贴身的亲信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他要把自己伪装成反共的积极份子，伪装得越巧妙越好，巧妙得不能让白崇禧以及蒋介石有一丝一毫的察觉，这样自己才能有安全保障。事实证明，虽然在伪装过程中他是有很多难处也有很多痛苦，但最终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可是再往深处一想，白崇禧和蒋介石是没有察觉出他的一丝一毫，广大的老百姓呢？第1兵团广大官兵呢？不是同样也受了他的迷惑吗？那些整军整师叛逃的人，是不是都因为不愿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呢？其结果是，陈明仁个人安全万幸，没有出问题，可是整个兵团的起义计划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后来连他自己也为此感到痛心。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其次，陈明仁是怕共产党算旧账。陈明仁太了解他自己了。他和颂公不同，虽然颂公也是大半辈子反共，可他毕竟有过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友好来往的历史，有了什么事，起码有人出个面说个情。他陈明仁在共产党里头是一个朋友也没有，共产党军队里那么多的黄埔同学当了大官，可陈明仁与他们除了在战场上打得头破血流，在别的场合用别的方式从来没有来往过。他们要是和自己算起旧账来，砍你一百回脑袋都恐怕还不能解人家的恨哩，陈明仁咋能没有顾虑？第三，陈明仁还怕戴“投降”的帽子和把他的部属当俘虏看待。子良将军英雄盖世，威镇山河；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宁可把脑袋砍下来给人家当球踢，也不能戴这顶对军人来说比“绿”帽子还耻辱的“投降”的帽子。不仅他自己不能背这黑锅，凡是跟着他走的弟兄们，也不能受这份侮辱。弟兄们愿意跟着我，是看得起我陈明仁，平时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图个啥？我不能一天三顿叫他们吃肉，算我没有本事，对不住弟兄们，弟兄们背后骂我八辈祖宗，我也认了。如果让他们跟着我去—个个当俘虏，让人家绑成一串牵牲口一样，我陈明仁还算个什么东西？“明”在哪？“仁”又在哪？不明不白又不仁不义，也就不是陈明仁了。
子良将军心中有了以上的三怕，精神负担很重，思想斗争激烈，心情相当苦闷，行动也难免发生摇摆。李君九把这些情况及时向余志宏作了汇报，作为共产党代表的余志宏，对子良将军这些顾虑非常理解。他说：“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处在重大的转变关头；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对敌人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法，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也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与思想顾虑有本质的区别。对于陈的思想顾虑，应当努力帮助他消除。如何消除？还是反复讲明党的政策，提高对方的认识。但是只讲大道理也不行，对具体问题还要作具体分析，要用事实加以论证。余志宏还针对陈明仁的三怕，一个一个作了解释，使李君九深受启发。
李君九就按余志宏教的，一点一点和陈明仁谈。在谈到怕泄密的问题时，李君九说，提高警惕，防止泄密，当然是必要的。你运用兵不厌诈的战术应付某些场面，并掩护自己，也有可取的一面。但是搞政治有时还须旗帜鲜明，才能取信于人。蒋介石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李宗仁接代总统时，也公开号召和平，江南许多省市通电响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蒋介石、李宗仁的假和平的旗帜拿过来，搞它一个弄假成真呢？再说，湖南搞和平运动，已是公开的秘密，蒋、白那么多的特务呆在长沙，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吗？我看除了我们的某些具体活动之外，早已无密可保了。重要的是形势对我们有利。在今天的形势下，李宗仁还敢再扣押颂公吗？陈诚还敢再对你下撤职查办的命令吗？我看他们是不敢的。因此，为了怕泄密而过份谨慎，过多焦虑，是大可不必的。如果因此而对起义产生踌躇、动摇，那就更不好了。在谈到怕算旧账的问题时，李君九说，我本来也有这方面的顾虑，给地下党的同志谈过，他们认为这是普遍的问题。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哪有几个不有旧账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只要你把立足点转过来，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不仅会将旧账一笔勾销，而且将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以相应的报偿。在谈到关于怕戴“投降”帽子和把起义官兵作俘虏看待问题，李君九根据地下党的同志的解释，着重说明了起义与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投降是战败被迫的结果。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丧失抵抗能力时，争取主动，走和平的道路，这就是起义，与战场上打不赢被迫放下武器，本质不同。既然不是投降，也就谈不上谁把谁当俘虏看待的问题了。
李君九做陈明仁的思想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了。如果一次能了，那也就不叫什么问题了。其实，子良将军除了“三怕”，还有“一难”。或许这是出于我的对子良将军的不合理想象。但我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子良将军内心深处还一时难以割舍和蒋总统的个人感情。既然人家共产党都把你完完全全当作起义了，那还不是一屁股坐到了共产党那边了，以前那几十年，就能一刀两断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尽管陈明仁不是浙江人，但他也是蒋介石嫡系将领圈子里的人物。尽管跟着“校长”几十年委委屈屈、坎坎坷坷，但“校长”在陈明仁面前不仅有义而且有恩，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陈明仁了。知恩不报非君子。陈明仁从来就是一个、或主观上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怎能忘恩负义？或许，有人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来证明，陈明仁离开蒋介石，决不是恩将仇报，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众叛亲离的必然结果，但子良将军那时还不可能具备那么高的觉悟他尚没有读过马列，他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如果就这么思想上轻轻松松、情感上愉愉快快地和“校长”“拜拜”了，良心上又不受任何谴责，那绝不是陈子良。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我建议共产党也不能要他。因为这样的人，你要了他，在你强盛的时候或在你一直走上坡路的时候，那是可以，他会非常可爱。但，你要是万一走了下坡路了，他同样会踢你二脚、，或咬你一口。谁能保证自己永远都走上坡路呢？所以，是这样的人，就坚决不收，也绝不能收。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曹操勒死吕布，诸葛亮让马岱斩魏延，好像都有这么点意思。
四、再起东山
如果说颂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想到陈明仁，陈明仁应该感到荣幸，但是，把陈明仁换成唐生智，那唐生智可就无从谈起什么荣幸不荣幸了。这不仅因为陈明仁是晚辈，唐生智是平辈。
其实，程潜想到没想到唐生智，唐生智自己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自己早想到了他自己。虽然居野多年，但在当前的时局面前，作为湘人的普通一员，他也不会袖手旁观。东山再起，势在必行。这不是哪一个人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孟潇其人
唐生智，字盂潇，1889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唐家是当地望族，其祖父出身贫苦，以放鸭为业，青年时投入湘军，以战功升迁，官至清朝政府的广西提督，曾被清朝皇帝御赐过黄袍马褂，其父在辛亥革命前任过湖南省盐务署署长，辛亥革命后，曾任过湖南资兴县、零陵县和湘乡县县长，后调任湖南省政府实业司司长。唐生智本人于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讨袁护法战争，后接连升任营长、团长、旅长。1923年8月，广州大元帅府建设部部长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由粤返湘讨伐附庸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唐生智奉赵之命与谭军开战，有胜有负。11月底，谭、赵战争结束，赵把留在湖南的湘军整编成4个师。唐生智任第4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率部驻衡阳。自此，他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扩充实力，逐步脱离赵恒惕的控制。
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创办黄埔军校后，唐生智与之有了初步的联系，并将其胞弟唐生明和一批优秀青年送到黄埔军校学习。赵恒惕见唐力量不断扩大，又得知其和广东革命政府联系，便与吴佩孚密谋，除掉唐生智。1926年春，赵两次以开会为名要唐去长沙，唐均托词拒绝。这时，湖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张运动，唐生智也加入了人民的行列，于3月初起兵向长沙进发，讨伐赵恒惕。手无兵权的赵恒惕，自知势不能敌，被迫通电辞职，并推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3月15日，唐生智至长沙接受省长职务。不久，吴佩孚调遣部队，与唐生智再度开战。6月2日，唐在衡阳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随之，他将原来的旅改为师，以何键任第1师师长，李晶仙任第2师师长，刘兴任第1师师长，周斓为教导师师长。从此，唐生智参加了国民革命的行列。6月下旬，两广的北伐军先后到达湖南，其中有叶挺的独立团，第4军的第10师、11师，第1军的教导师，第7军，第3军等。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各部立即开展全线反攻。7月12日，唐生智的第8军首先攻占长沙，其他各路大军也连战皆捷，吴佩孚的北军狼狈溃退，北伐军因此—举成名，全国震动。在北伐军攻克长沙后的阅兵式中，第7军军长李宗仁曾评论说：“在几个军中，唐生智的第8军阵容格外壮观和整齐，制式训练十分有素。”阅兵时，唐生智将自己的一匹骏马让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骑。当蒋检阅到第8军时，第8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种乐器明光耀眼，号声宏亮，震耳欲聋，蒋的座骑受惊，把蒋掀翻在地，狼狈不堪。蒋爬起来后只好步行检阅，两脚一颠一跛，勉强把阅兵式举行完毕。从此在第8军流传着“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8军这一关”的笑谈。8月中旬，北伐军开始两湖作战的第二阶段。唐生智任中路前敌总指挥，率第4、第7、第8军和叶挺独立团，直趋武汉。9月7日，8军何键师攻克汉阳，刘兴师占领汉口。10月10日，唐生智率8军、4军等部攻进了武昌。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北伐军夺取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当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九江后，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会议，讨论整编军队。唐生智见蒋私心很重，从此对蒋不满。回到武汉后，他利用战场上的缴获，趁势把第8军扩编为第8、第35、第36、第2、第17军，分别以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为军长，并撤销前敌总指挥部，成立第4集团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控制了两湖的军事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