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入豫南。但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局面。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继续北伐。4月27日，北伐军进至河南驻马店。奉军以遂平、西平、上蔡三个县为据点，企图凭城固守。5月20日开始激战，28日击溃奉军主力。6月1日，第1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冯玉祥部队会师郑州，4日占领开封。至此，武汉政府的第二阶段北伐胜利结束。在唐生智率部北伐期间，被蒋介石收买的夏斗寅师和杨森部乘虚进攻武汉。叶挺率24师奋力反击，将夏部击溃。唐生智也急令第8军围歼杨森部。在夏斗寅叛变时，唐的部下、第35军军长何键约第8军军长李品仙以及湖南省主席等发动事变。唐接到报告后，电令何键严加制止，并限何部按时开赴驻马店，继续北伐。何键无奈，乃指使驻长沙的33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政变，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是著名的“马日事变”。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他认为“马日事变”是长沙的部队自由行动，非要立即查惩产要以整肃军纪不可。许克祥率部逃到湘南。唐派部迫剿，许窜广东投靠了蒋介石。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受到各方的压力，宣布“下野”，宁汉对立局面有所缓和。但唐生智拥有重兵，仍坚持东征讨蒋。9月，他令35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36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夹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逼近南京。这时，南京方面的李宗仁、何应钦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征，迎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南京协商宁汉统一。汪抵宁后，双方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唐生智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但汪、唐未能取得党政实权，汪仍回武汉与唐生智计议，确定依靠湘、鄂、赣三省，反对特委会。10月20日，南京政府以“通敌叛党”罪名免去唐生智所兼各职。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生智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11月初，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3、4、5路总指挥，率领西征军对唐部进行讨伐。11月中旬，唐生智“下野”，随后离开部队到了日本，其部队退回湖南后，大部被改编为桂系统辖，并由白崇禧率领于1928年初夏开始第二次北伐，进驻河北唐山、开平一带。1928年冬，唐生智从日本到上海寓居。次年，蒋桂战争爆发。蒋派唐去唐山接收了白崇禧指挥的自己的老部队，白崇禧化装逃往日本，后转回广西。1929年10月，蒋、冯、阎开战。蒋主力屡败，于是派唐生智率其旧部与冯作战。唐为了消除蒋对自己的疑心，亲临第一线指挥，击败冯部，扭转了整个战局，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但不久唐生智又与冯玉祥达成谅解，决定联合发兵反蒋。反蒋失败后，于1930年1月9日，唐生智再次“下野”，然后化装坐土车逃走，辗转开封、天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从此他便脱离了自己长期经营的部队。
1931年，唐生智回国参加了陈济棠、李宗仁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任两会的常务委员，负责策动湖南的部队，做反蒋的准备。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各界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才达成协议，复归统一。宁粤合作后，唐生智到南京任职，1932年初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后又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4月，他被授国民政府一级陆军上将。后来又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专负筹划抗日的准备工作。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胜西进，直扑南京。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讨论中多数人主张不守南京，唐生智则大声疾呼：“现在敌人日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当他的观点为蒋接受后，又以带病之躯，主动承担了防守南京之责。11月19日，他接到蒋介石任命的手令，20日，就任南京卫戍司令。蒋介石交待他，能守多长时间就守多长时间，他再次表示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11月25日，日军以8个师团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南京守军在唐生智的指挥下，拼死抵抗，战况惨烈，日军损失严重。12月9日，日本采取劝降的办法，但未能得逞，于10日下午1时，开始对南京城区实施总攻击。12日下午5时，战事紧急，唐生智召开军事会议，终于下达了撤退命令。第二天，日军入城，接着便是让炎黄子孙世世代代都刻骨铭心的“南京大屠杀”。
唐生智于12月12日晚9时渡江，后转赴汉口见蒋介石，自请处分。不久，他回到湖南东安。1939年，他任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因有职无权，不久也便辞职了。闲居重庆期间，蒋怕他和共产党以及杂牌军有联系，生出事端，特派宪兵加以“保护”。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家乡——湖南东安县。
纵观孟公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气吞山河，名震华夏。同代人相比，不仅说他不会在德公与颂公之下，甚至包括蒋公在内。除了玩政治，蒋公略胜一筹外，论带兵打仗，孟公绝对高出半头。在蒋，冯大战时，蒋介石曾心服口服地说：“孟潇有军事天才，这回打得很好，我不及他。大家往后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就等于听我的指挥。”另外，在人品方面，孟公却是很少出尔反尔的。他不干那些言而无信、出卖朋友的勾当。孟公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找不到他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的具体事例。不管是言论上还是在战场上。北伐后的国共反目，基本上没有他太多的事，作为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这是很难躲过去的。而且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孟公是反对的，并且过后他还进行了追究，对许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不管他当时出于何种动机，知道了这一点，对孟公后来在长沙起义中的思想和表现，或许就更好理解一些了。
晚秋的歌谣
抗战胜利了，内战也很快就接着爆发了。和共产党打仗，蒋介石就别想依靠唐生智的帮助。南京失守后有一时期他曾在家乡创办了耀祥书院，潜心研究过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等。以后又创办了一所耀祥中学。所以，后来内战一爆发，他便带领全家回到故乡，接着继续办学。与前次办学不同的是，这回他不光单纯钻进古书堆里了，而是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读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还经常去自己办的耀祥中学作报告，谈民主与和平，并举办哲学讲座，宣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知识。尽管唐生智退避乡野，可是蒋介石对他不可能不管不问。他的一举一动，蒋公都了如指掌，不久，他办的学校就被封闭了。
1948年的晚秋，蒋介石请唐生智到南京晤谈。这时，在中国政坛和军界沉默了整整9年的唐生智，决定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乡居期间，他已对人民的疾苦有所感触，这也是促使他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的重要因素。唐生智先到了上海，首先找到总统府参军李觉，一见面要李觉和刘建绪陪他去南京见蒋介石。李觉认为他弃政了这么多年，如今蒋的情况这么不妙，时局如此危急，而选择这时候去看蒋还有什么意义。唐生智当时说，一句话说不清，一切等晚上在车上细谈。当晚上了火车，唐生智和李觉、刘建绪三人一个车厢，说起话来无人干扰。话一开头，唐生智劈头盖脑地说：“现在不光是大局危急，而是国民党整个要垮台，我是去为蒋介石送终的！临终前有个把朋友去看看他，总是好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回湖南活动活动哩！”他还说：“这次到南京，主观上是想要程颂公把绥靖主任或省主席让一个出来，让哪一个都行。如果办不到，就设法搞一个湘粤桂边区总司令，你李觉来当参谋长。如果这也搞不成，颂公又不愿合作，那我们就自立名义干起来。我邀你们同去，借以表示还有旧部为我捧场。”一席话，雄心勃勃，胸有成竹，证明盂公确实是想东山再起的了。李觉却没有他那么乐观和对前途充满信心。李觉说：“蒋介石一向对你不信任，时刻暗中派人监视你，而且常常是派到你家里来的。我们同共产党又无渊源，一点关系也没有，说搞和平解放，能插得上手吗？”车上他们还谈到了唐生智和白崇禧的关系，认为新桂系已经控制了湘、鄂、赣、粤几个省。桂系或许对程潜还无所谓，而对唐生智一向猜疑，决不会不防。但唐生智告诉李觉和刘建绪，他已经和刘兴也说过了，刘兴也愿意参加。这些队伍都有人负责组织，一切安排妥当，只要时机成熟，就能马上集合起来。唐生智谈兴很浓。谈话中，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有根本的一条，即是军队绝对由党指挥，不能凌驾于党之上。从这些话里，李觉能够想到，唐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不仅有了好感，而且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唐生智一行到了南京以后，为了避免蒋介石猜疑，先由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联系住在宪兵司令张镇家中。在张镇家住了一个星期，唐生智曾三次见蒋介石，结果一无所得，大失所望，回到上海。其实，蒋介石也曾提出要他任衢州绥靖主任，这与唐本人事先设想的距离太大，于是他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蒋的任命。
回到上海以后，唐生智见到了副总统李宗仁。谈话中，李宗仁的秘书谈到，司徒雷登希望李宗仁出来挽回颓势时，唐生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蒋介石搞起了内战，老百姓希望民主、和平。他的军队又被八路军打垮了，蒋垮台是一定的。，继起的人非谋和是没有办法的。”在李宗仁讲到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时，唐生智又说：“老蒋的嫡系部队那么多，但是他违反了民意，就没有办法。我看只有一心一意地谋和，才是正道。”
这次晚秋的京、沪之行，唐生智在蒋那里所抱的希望是落空了，但是他却与共产党的上海地下组织有了秘密接触，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所以说，唐生智兴致勃勃而去，并没有因为蒋之因素败兴而归。他依然是信心十足地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回了东安，并立即着手招集旧部周斓、刘兴等会晤，对他们谈到自己走和平自救道路的决心，并要他们回去着手抓起义武装和筹措活动经费等。
“替别人保驾，我不会去……”
唐生智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途中，火车从衡阳开出首先在长沙停了两天。当然，这是他计划中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停留。长沙是湖南省会，全省军事政治中心，雄心勃勃要进京讨一番大事业来干的唐生智，自然应先在长沙露露面，同时也要了解一些省会的动态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当时，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长沙绥署参谋长刘嘉树等40余人到火车站迎接。唐生智没下车就先对来接他的人说：“蒋总统约我到南京共商国是，路过长沙顺便看看。”随即下车向前来欢迎的人们点头、招手，然后坐车去了其弟唐生彦家里。当日上午，各界人士在省政府礼堂举行欢迎大会。会上唐生智发表了讲话，说：当今政局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湖南人民要发扬骡子精神，奋起救国。我这次南京之行，就是去尽自己的责任的。
唐生智把湖南人比作骡子，听起来新鲜新奇，想起来形象生动，琢磨起来是很觉有意味的，不知道这里面是有典故还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次他在长沙只停了两天，便去了南京。虽然时间不长，可是他倾向和平的态度，已经向省会各界表明。或许这就是他一定要在长沙逗留的目的。以后，湖南人民的和平运动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如火如荼。这也使程潜一步一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选择的和平道路确实是顺乎民意了，也愈加增强了信心，所以和谈的态度日趋明朗。1949年4月18日，在省府举行的例行月会上，程潜公开表示：“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是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当时他还勉励僚属：“应该拿出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在程潜讲话的三天以后，即4月21日召开的各界人士的大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湖南经过8年抗战3年内战，人民受害最深最大，必须避免战祸，方能保持地方元气。会上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仍推仇鳌为主任委员，推定常务委员若干人，以刘公武任常委兼总干事。会上还初步商议采取有效的自保办法。紧接着在22日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章程，明定以发挥人民力量，促使湖南免于战祸，安定社会秩序，保全地方元气为宗旨。为了适应各方面的要求，改名为“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大团结、实行自保自卫等主张和口号，改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代表湘南），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委员（代表湘中、湘西，陈一直没有到任），仍以刘公武为常委兼总干事，并扩大常务委员会，以表示湖南人的大团结。当会议结束前，省会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赶到会场，要求于24日举行省会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大会，号召要和平、不要战争。会议当即决定同意，并推总干事刘公武参加筹备工作，准备采取一致行动。白崇禧知道以后，指使特务届时进行破坏，阴谋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程潜派肖作霖出面，于23日，深夜约集省学联代表会商，同意暂停示威游行，改为总罢课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