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李”艳
程星龄回到长沙后，先由余志宏负责安顿下来。因为，肖作霖和邓介松等人，有心倾向共产党，便设法寻找能与地下党联系得上的人物，他们从马子谷那里了解到程星龄的情况以后，在颂公面前周旋，在省府增设了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命程星龄为主任委员，正式把他拉进了省政府，用意是想通过他尽快找到地下党。
有了方叔章和程星龄，余志宏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和程星龄、马子谷事先商量好，在王家菜园搞一个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长沙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湖南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三人参加，每周举行一次，轮流在刘、蒋、唐三人家里聚餐。随后又由蒋昆介绍长沙市政府秘书王伯庸参加。这个活动坚持了两个来月，表面上是座谈时事，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了解各方面的动态，并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11月19日，由余志宏谋划、方叔章出面举行一次家宴。方老家住湖南大学附近的一个叫做桃子湖的地方，这个地方清静幽雅，风景秀丽，时值中秋，霜叶如染，万山红遍。应邀赴宴的除余志宏外，还有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等，可谓是高朋满座、四壁生辉。而且，由于李达的出席，更使邓介松等省府几位大员感到有幸，不说是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也可以说是久闻大名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位代表之一，又是著名的社会科学权威人物，他的到来为这小小的家宴增添了不少色彩。显然，他在今天的宴会上应是唱主角的。可是，酒桌上，开始李达并没说多少话，话题全是由伍教授提起，主要是以畅谈时局为主，尤其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是议论的中心，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方叔章等，都能直抒己见，把湖南军政方面的内部实情以及自己的看法和做法，都毫无保留地一吐为快。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由饭厅到了客厅，接着饭桌上的话题继续高谈阔论。当听到肖作霖说颂公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的时候，李达才算正式把话题接了过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他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一定是打不得了，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也只有奉陪到底，其实再打下去只能加速国民党的灭亡。接着他分析了湖南所处的形势，说，蒋介石往后是不可能派兵到湖南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兵可派了，白崇禧尚在武汉，以后可能到湖南来，但也只能是路过，或许会有二个短暂的停留时间，但他想在湖南阻挡住解放大军是不可能，湖南的解放指日可待。
这才真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了。李达的这一番精辟的分析，使满座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接着他又回顾了颂公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说，孙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才有中国革命的希望，以颂云先生的亲身经历，对此更应有深切的体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颂公应以3000万家乡人民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桃子湖这一顿饭，更加坚定了肖作霖、邓介松等程潜身边的人走和平道路的信心。从此以后，他们的认识更加清楚，行动也更加一致了。同时，对策动程潜起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三人回去向程潜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是李达在桃子湖的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程潜。事后不久，李达又提议把程潜的儿子程博洪从上海召回长沙，协助做程潜的工作。程潜在作省政府局部改组时，李达还推荐了李祖荫接替王凤喈为教育厅长，程潜也采纳了。后来又过些时日，程潜还资助李达500元钱去北平看病，希望李能将他的意愿和倾向直接上达毛泽东。这是后话。
桃子湖聚会不久，方叔章也去找过程潜。方在程面前讲话也更随意一些，问题也就点得更明白，开门见山，一点弯也不绕：颂公，你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你没有人家有钱，去到那里生活怎么办？去台湾，你受得了蒋介石的气吗？你就连李德邻、白健生也没法搞到一块呀，今后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问号，把颂公问得垂头丧气。其实这些问题，不用别人问，颂公脑子里早不知盘算了多少遍了，只是越盘算越灰心越盘算越没有劲。他反问方叔章道：是呀，有什么出路？总不能要我向共产党投降吧？投降我是不干的。
方叔章说：你不投降？日本天皇不比你有本钱？还照样投降哩，“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可以和中共方面讲和，讲和就不是投降。
最后颂公似乎心有点动了，说，要讲和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吗？方叔章当即向颂公点出了程星龄，并说程星龄因以前就有共产党嫌疑，现在回长沙，虽不敢说他一定就是共产党，起码是和共产党有联系。其实颂公对程星龄也是有所了解的，本家兄弟不说，程在福建犯事时，颂公还出面保释过他哩。所以，听方叔章一说，他心里就明白个八九了。不过有一点是颂公当时不可能想得到的，那就是面前这位诗友，也已经是共产党了。
“联合办公室”的联合行动
桃子湖宴会后不久，程潜决定成立党、政、军联合办公室，肖作霖任主任，程星龄为副主任兼政务组长，张严佛任副主任兼军务组长，仇硕夫任副主任兼党务组长。张严佛曾是军统的重要骨干，但受肖作霖等人的影响，积极向程潜靠拢，当时湖南的特务份子大部份都听他的指挥，所以在稳定局势方面，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仇硕夫为三青团骨干，又是省党部委员，在政治上是跟着他的叔父仇鳌走的。仇鳌作为湖南的元老一直在倡导和平，仇硕夫也始终致力于和平运动。联合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程潜进一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在联合办公室行使职权的期间，程潜向左转的倾斜度，一天比一天更大。再加上全国急剧变化着的政治、军事形势，程潜就采取了一些脱离国民党中央、向人民靠拢的实质性步骤。
扣留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长沙中央银行经理辛蘅若在一次吃饭时，无意中把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命令他将所收存黄金白银运上海集中的事情，告诉了唐伯球和陈云章。唐立即告诉了邓介松。邓介松又找陈云章商量扣留办法。陈当时是省工业会理事长，在工商界很有影响力，政治上又一贯是反蒋的。邓、陈商量结果，由陈发动工商界出面阻止。后由各群众团体推举陈云章等率领群众包围了中央银行。辛蘅若慑于声势，电话邀邓介松作为省府秘书长来调处。调处结果决定将金库封存，没有省政府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启封。封存前进行了点验，计黄金33150两，白银22万余两，银元83万余枚等。但没过几天，辛蘅若却私自把黄金白银运走了。邓介松和陈云章等亲赴金库清点，还剩下黄金10145两，白银35543两、银元650336枚。邓介松报请程潜将辛扣压，责成他追回运走的黄金，并要陈云章以群众团体的名义发电给财政部，声明如不把运走的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金银没有追回，辛却逃走了，邓介松当即派省会警察局长刘人奎亲赴江西把他捉回。但解放前夕不知何故，程潜又放他逃去香港。虽然扣留黄金白银的行动整体上看是失败了，可是，影响是深远而又积极的。首先直接触犯了南京的利益，构成了地方与中央的正面冲突，不仅推动程潜向前迈出一大步，云南、湖北、四川也相继响应。其次是，程潜起义前的军政费用开支，全是靠扣留的部分黄金白银维持的，为推动和平运动，起了经济保障作用；第三是，这件事本身起到了呼吁和平的作用，鼓舞了人民群众。
停止征兵。历史上曾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1948年的岁末，南京政府分配的湖南征兵名额为25万，而且，催征急如星火，人民深感痛苦。一日，肖作霖与邓介松谈起停止征兵问题，意见一致。于是两人携邓拟好的文稿和肖拟的致南京电稿，一起去见颂公。国共两党正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而且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眼看着国军已显力不能支了，这个时候兵源的保证可以说比吃比喝都重要，如果在这节骨眼上宣布停止征兵，不就等于釜底抽薪吗？颂公手捧两个文稿，半晌无言。邓、肖两人理解颂公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是他们还是从各方面向颂公陈说厉害，分析得失，力言不能再缓。经过反复地商讨，最后颂公终于下了决心。1949年1月23日，程潜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国防部，吁请停止征兵，同时电令全省“各专署，各县政府，各师管区司令……迭据各方报告，佥以征兵为痛苦，呼请停征，本主席兼司令业已据情转请行政院及国防部核示，尚未奉明令之前，应准暂行缓征，自电之日起，一个月内，所有征兵事务，均着暂行停止，以舒民困”。南京政府对此非常恼火，国防部一连数次通电，令其继续征兵，并派员来湘招募新兵，但都为程潜所抵制。后来蒋介石下野，和平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南京自顾不暇，湖南一直也没有另令复征，原令停征一个月，其结果无限期地往后延长，直到和平解放，国民党再没有在湖南征到一兵一卒。
释放政治犯。自从颂公回湘主政以后，湖南没有新的政治犯。只有前任留下的悬案，尚未清查处理。在停止征兵后的不久，程潜于一次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说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和释放政治犯，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本省有无在押政治犯和将如何处理时，肖作霖回答说已令有关机关查报，如有在押政治犯，将一律予以释放。然后，邓介松和肖作霖商定，由肖作霖亲写一手令交给警备司令部，命其即行查明，全数开释。当时的警备司令刚接替蒋伏生任职，他原是程的旧部，又有省令，自无异议。军法处副处长李良佐，原是省参议，邓介松密嘱李迅速赶办，不管案情如何，只要是政治犯，就不须再经审判手续，立即一律开释。
在联合办公室初成立之时，程潜曾嘱咐肖作霖说：“现在我们的党政军权已经统一了，不过矛盾还很多，要好好地协调起来才好。尤其是黄杰、刘嘉树他们反对邓介松很厉害，要设法缓和。以后你要多管一下省政府的事，对各方面你都要全面考虑，同时和星龄多商量，多听听他的意见，他在外面有些联系是对我们关系很大的。”
颂公知人善任，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后来联合办公室为白崇禧所不容，在其高压下被迫撤销了。
“和平促进会”的和平愿望
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团体皆可提出战犯名单，解放军首先有权提出。“全部战犯的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祯、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水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曰可杀者。”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元月4日新华社针对蒋的文告发表了毛泽东的《评战犯求和》的文章，同时，湖南省社会处于4日下午召集省会公法团体共51个单位的代表开会，大会作出决定，组织湖南省市51个公法团体和平促进会，推定陈云章、彭国钧、张福云、林醒民、谢瑞琪、陈芸田、周鼐古、周翊襄、柳赠春、何国璋、罗剑书为筹备人，陈云章为召集人。但三青团从中极力破坏，并由社会处另外成立一个把陈云章排除在外的“湖南和平促进会”与之相对峙。陈云章便以“六团体”作为推动和平的合法组织，经过反复奔走商讨，终于取得了市商会崔伯鸿、市总工会林桓民的同意，成立了湖南省工农商六团体和平促进会，并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出和平呼吁电。其电文如下：
一、致蒋总统电。“南京蒋总统钧鉴：恭读元旦文告，伤心国运，爱惜民命，仁心仁愿，充沛行间，哀我孑遗，痛定之余，无不感奋，本会等为拥护钧座主张，业电毛润之先生作沉痛呼吁，惟签议钧座在此国运民命千钧一发之会，为表示钧座蕲求和平赤忱起见，拟恳电饬停止全国征兵征粮及一切戡乱绥靖工作，以示钧座愿望和平之诚意，争取国民之同情，消弭共党之疑惧，便利第三者之调处，是否可以，敬乞裁决。”
二、致毛泽东电。“延安毛润之先生勋鉴：目前国家已面临存亡绝续阶段，人民挣扎于生死边缘，厌恶战争，求取和平，此为全国人民在完成抗日大业后之一致愿望。犹忆当政协失败之时，消息传出，亿万生灵如获丧钟，往事已参，不愿追咎。慈幸蒋总统伤心浩劫，俯纳舆情，与民休息，发出和平主张。而蒋先生文告内一再强调为和为战，唯尊意是夺。窃念先生一介书生，崛起湖湘之间，数十年奋斗，所追求之目标，要不外救民救国。而救民之唯一途径，即在避免杀戮，放下武器。寻求国是之唯一善策，即在集全国英才，筹议于庙堂之内。以先生学养之深沉，爱惜民命之殷切，绝不致河汉斯言，同意蒋总统和平主张，化干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奠国基于磐石。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如何之处，敬候明教。”
电文发出以后。社会处另外组织的所谓的“和平促进会”里的一些人集会商议，说“六团体”给蒋介石的电报不是呼吁和平，而是讽刺总统破坏政协，给毛泽东的电报，简直是把国民政府的公法团体变为共产党的应声虫，实属罪大恶极，应予追处，并指使省工业联合会负责人陈芸田、林醒民等在报上登载启示，说六团体发出的这两份电文是冒充他们的名义搞的，不予承认。但是，他们那个和平促进会终因为省参议长唐伯球没有参加，结果没开过一次会便流产了。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震撼了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18日晚，陈云章读到这个声明，19日即找唐伯球，商讨响应办法，当即决定20日召集省参议会临时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唐伯球、陈云章等表示，决心硬着头皮替人民说话，决不为任何人所左右。这次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作出了向蒋介石发出呼吁和平电文的决定，并推选蒋绍葵、陈鲲、凌兆尧、杨任严和陈云章五人起草电文，陈云章为召集人。电报于22日发出。这是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后，省参议会第一次表明态度的文件。电文中提到：“取消动员戡乱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即派代表至延安与中共接洽和谈”；“和谈应以保障人民四大自由为最高原则，而莫专事政府权力之分配”。电文内容提得这样具体明确，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意机构’中是少有的。省参议会正式呼吁和平，这就使得和平运动成了合法的事，也给予叫嚣“戡乱”的顽固份子一个有力的打击。
虽然岳麓山下寒霜尚逼人面，那湘江潮水分明已在高唱着春的颂歌，十分自信地拍击着人们心的堤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