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介松原是唐生智的部属。1927年底程潜西征讨唐入湘后，曾以邓介松系“唐部元恶”，下令通缉。抗战后期两人在重庆见过面，虽然对十几年前的事情双方都表示了一些谅解，但往后并没有太多的来往。在颂公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邓介松是湖南民政厅长。当时颂公手下基本是陈诚留下的第6战区长官公署原班人马，主任等于傀儡，郁郁不得志。邓介松当时因与省主席吴奇伟尿不到一个壶里，吴要局部改组省政府，想把邓踢出去，邓介松眼看着自己的饭碗要被人家端去，似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正在这个时候，邓介松在长沙接到程潜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要其赴汉。因平时没什么联系，接到电报时，邓介松开始感到有些不解，想不出颂公现在要召他去是何用意。不过，他很快还是去了。邓介松到了武汉见到颂公，两人都没有提到电报的事，可是谈起话来非常投机，越说话越多，越谈越起劲，一连畅谈3天，把当前党国以及两湖的政局，谈了个详详细细，分析得透透彻彻，而且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达到高度的一致。过后，邓介松才知道，颂公根本没有给自己发什么电报。电报是发给武汉行辕秘书长鲁荡平的，因鲁当时在长沙，颂公是有什么事要召他回去。也不知是颂公说错了，还是秘书听错了，反正电报没有发给鲁荡平，确确实实到了邓介松手里。将错就错，后来邓介松也没有再在颂公面前提到过电报的事情。
程潜和邓介松武汉密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改组湖南省政府，怎样夺取湖南地盘。二人谋划的第一步是先由颂公向蒋介石建议，以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对调。因当时王东原在湖北形势不妙，武汉反王的声浪很高，估计王调湖南的可能性很大，但吴奇伟调湖北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程和邓正是为了把吴搞掉，所以，只要蒋那里采纳一半他们的建议，就算达到了目的，往后也就有文章可做了。果然，正如所料，到了蒋那里，王东原回湖南的事成了，吴奇伟到湖北的事黄了。可是有一点出乎程、邓之预料了。程、邓原以为是他们在王东原处于逆境时帮助他回湖南的，等于救他出水火，他一定会感激涕零不尽、感恩戴德不尽。谁知王东原上任后，根本不买颂公的账，在省政府人事安排上，令程和邓大失所望。另外，蒋安排万耀煌接替王东原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是蒋的人，什么事程都无法染指。这等于在谋取湖南地盘的第一回合，便吃了个大败仗。在这以后，二人又几度深谈熟筹，才下定决心竞选副总统，并由邓介松负责成立了助选团，广泛发动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同时，邓介松还纠合旧改组派和国民党内的所谓革新派，组织起一个政治团体，定名为民主政治学会，在上海办了一种叫做《民主论坛》的杂志，制造拥程的舆论，为程张大声势。由于邓介松等人的努力，程潜虽然竞选失败了，可他在政治上的声望确实是提高了。接着蒋动员他任长沙绥署主任，在外人看来是个吃了亏的事，可是也正中了程、邓的下怀，特别是程潜，平生辛苦经营，几起几落，至此，谋取家乡地盘的心事，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了。而这个时候的邓介松，在颂公眼里是智囊，是手臂，是时时刻刻离不开、分分秒秒少不了的干将。在组织省政府班子之初，省政府秘书长一职，颂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第二个人当。可是，大家都知道，颂公这个人是“大臣不亲细务”，省政府秘书长这个位置就更加显得重要，权力也就更加显得大，所以注意的人也就更加多。以黄杰为首的几个“天子门生”坚决反对邓介松任秘书长，可是他们保荐的人，程潜一个都不接受，经过几个来回的争执，最后颂公下了决心，一定要邓介松充任。
一句话吓跑了赵恒惧
在颂公回湘之初，长沙还有三股社会势力，曾一度持不满和反对的态度。一是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为首领的cc分子。这是—群党棍，反动成性，顽固异常。他们既恨程潜，又怕程潜，虽不敢公开对抗，但采取暗中密谋串联、扇风点火的办法，等着看程潜的热闹。二是以湖南《中央日报》为代表的一些舆论界人士，他们因不了解程回湘后的施政纲领而表示冷漠。有时在报上刊登一两篇调子很低的文章，对程进行讥讽。三是以原湖南省督、现任省参议长赵恒惕为核心的一部分参议员。这些人过去都是程潜的政敌，特别是赵恒惕本人，和程潜交恶由来已久，这时候为程潜回湘惶惶不可终日，且蠢蠢欲动，瞅准机会，随时都有可能咬上一口。
程潜对CC特别重视，唯恐有失。CC中骨干刘修如、朱有为、肖训等从前是改组派，邓介松、邓飞黄等人也是的。他们便利用这种旧关系，使张炯手下的几个主要骨干，一天天向程潜靠拢，张炯在省党部反倒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好一走了之。张炯走后，省党部主任由程潜自己兼任，其他人事一律没动，这样就把省党部这条线给稳住了。关于舆论方面，肖作霖和湖南《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私交很深，在肖提前赴长沙时，先和段梦晖谈了程的反蒋主和意向，使他对程的看法有所转变，接着《中央日报》连续发表了肖作霖的谈话，主张彻底革新政治，并指出程潜作为孙中山的信徒，一定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才算扭转了颂公回湘的舆论导向。至于赵恒惕，因为深知自己与程潜的矛盾，也知道程这次回湘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自己吃。当时社会上又盛传什么，冤家逢窄路，赵恒惕将不得好死。传到赵的耳朵里，更是提心吊胆。有一天，肖作霖走访赵恒惕，并代表程主席向他表示关照，并要赵千万别信外面的谣传。临走时，肖作霖又把赵宅细心察看了一遍，说是必要时要从省府警卫部队中抽出一两个班来保卫他的安全。赵本来就心虚，听肖作霖一说要派兵来，更是心惊肉跳，怀疑程潜是想用武力软禁他，所以，没过几天，他便称病辞职，匆匆离开长沙去上海了。
肖作霖一句话吓跑了赵恒惕，随即成了佳话，流传甚广。去了赵恒惕，程潜原想以李国柱继任参议长。李为同盟会员，且与程有旧。可是李在一次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程的私生活问题，使程非常难堪，为此程放弃保李的想法。没有程的支持，李国柱不可能选得上议长。参议会中向来路界分明，李是嘉禾人，属湘南，湘南议员中不少人主张请出东安唐生智当参议长。唐的同乡席楚霖，愿辞去议员，由东安县唐生智补缺，以便选为议长。席与邓介松商量，邓要席去东安征求唐的意见，结果唐不愿出山。邓介松提到过仇鳌，仇早辞了参议员，本人也不愿再为之。以蒋伏生为首的几个“天子门生”，极力拥护方鼎英出任议长。方当时的政治倾向不明了，邓介松以反对黄埔势力之故，连同方一起反对之，肖作霖迁就邓介松，虽同为黄埔同学可并不附和蒋伏生等人。方鼎英见情况不妙也便知难而退了。后来还是按颂公的意旨，选了唐伯球为议长，席楚霖为副议长。这样，颂公捋顺了省政府与省参议会的关系。
通过做工作，蒋伏生虽然也表了态，愿意拥程，但实际上仍坚持自己的顽固立场，这个人又向来是桀骛不驯，并不听命，利用长沙警备司令所特有的职权自行其事。这个人不除，放在身边是太不方便。可是，要解决蒋伏生的问题，又没有太好的法子，只有想法把他调开。如果把他调到衡阳，可能符合他的心愿。但衡阳只有一个较低级的警备司令部，他不一定干。于是肖作霖向程潜建议，由程致电国防部，请准将原有的衡阳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区，调蒋伏生为该区司令，并保留他的省军管区副司令。这样，蒋伏生欣然同意去了衡阳，所遗长沙警备区司令一职由肖作霖推荐刘进继任。刘进虽为黄埔系，但当过程潜的学生，当时在程面前还是听话的。
自此，程潜这位“家长”，在“家”庭内部，剔除异己，捋顺方方面面关系的工作，基本大功告成。他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湖南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党、政、军大权于一体，“家长”的脚根站稳当了，拥戴他的那些人，到这时候心中也稍稍松上了一口气。
三、冬天的童话
1948年的冬天来得也太早了一点，以致让人感到是从炎热直接步入了寒冷，没有看见秋的金黄，也没有收获秋的丰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萧条的村庄、破败的农舍、无家可归的灾民。这本是一片富饶的土地，素有“鱼米之乡”和“中国的粮仓”之称，历史上清乾隆皇帝曾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改为了“湖南熟，天下足”。如今，三湘父老的希望何在呢？“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接程潜，迎程潜，程潜来了更可怜。”
颂公在站稳脚根的同时，短期内要扩充5个师又3个旅的军队，不得不下紧急令，在省内加紧征兵催粮。10月，湘、赣两省委员在长沙召开第一次绥署会议，通过了兵役、保安21项提案。湖南军管区加紧征兵，并规定了四项办法：各县（市）分配方案如期如数征足，违者严惩；本年度上半年欠征数，务在本期一并征足；各部队招募数概列入1948年抵销；各乡、镇长，征兵不力者，县（市）长有权撤免。12月17日，程潜又下了紧急催粮令。规定从本月起，实行分保轮纳、挨户验券扫粮，如发现阻挠或抗交者，不问身份，概行关押。各区专员、县长、田粮处长概要下乡催征，限期内不能完成任务者，严予惩处。令下以后，各地大大小小贪官污吏，凶如猛虎，又乘机敲诈勒索，本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湖南人民，更如雪上加霜，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了。
一元二次“方”“程”式
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更看重这片苦难的土地和这片苦难土地上的苦难的人民。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毛泽东的故乡。
就是这一片土地，早巳和共产党结下了生死之缘。秋收起义，分明是一群湖南农民，先在自己田头地垅间闹腾起来的。没有这一次的闹腾，就不会有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说。被共产党后来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的井冈山根据地，其中还有两个县是湖南的。可以称作为共产党军队之父的朱老总，当初带着衣衫褴褛而又为数不多的一群残兵败将，在江西、广东转悠了一圈，后来还是到了湖南，才好像是开始出现了点转机。如果要真迷信，就不能不想到这么个带有点迷信色彩的事实，湖南是共产党的福地。要不，在共产党得天下后第一次给自己的军队授衔，10大元帅中有3位是湘籍，大将上将加起来67名，其中湘籍占了28名，不可谓不显赫。即使在共产党携家带口从南方往北方大转移以后的日子里，共产党在这块福地上的“星星之火”也不曾熄灭。抗日战争的第二年的1月，中共湖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到了1945年，中共中央派了359旅南下支队挺进三湘，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王首道为书记，周里、张春林、刘亚球、谷子元为委员。日本投降后，这些同志一度离开湖南，但很快，中共中央便决定恢复湖南省工委，周里任书记，委员有刘亚球（任组织部长）、罗正坤（任宣传部长）、刘鼎等。到了1947年以后，省工委领导湖南人民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浪潮，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在程潜回乡主持湘政的时候，全省许多县（市）都建立起了县一级工作委员会，长沙市内的湖南大学、湘雅医院以及新闻、电讯、中小学校系统均建立或恢复了党支部或党总支；当时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很多，除了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这条主线以外，还有华南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城市工作部、鄂南特委、五岭地委等一些单位在湖南一些地方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而策反程潜，主要是在省工委领导下进行的。
省工委书记周里，湖南酃县人。1934年红军长征以后，他一直留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曾担任过湘粤赣特委书记。1948年8月，省工委根据中央关于地下工作总的方针原则，分析研究了程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方面，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周里首先把军事策反小组的重任交给了一位刚30出头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余志宏。
余志宏，湖南醴陵县人，1916年生，年纪轻轻却有10年的党龄了。1947年从福建回到长沙，在省政府当“专员”，后来当了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这期间曾为省工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深得党的信任。王东原去任以后，余志宏又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离开省府到湖南大学当讲师。当余志宏从周里那领受了策反程潜起义的任务以后，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经过，段艰苦的工作，他终于找到了两位能够直接影响程潜的重要人物。一位是方叔章，另一位是程星龄。
方叔章当时是省政府的顾问，抗战中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方是行营秘书长，可谓是程潜旧部中的旧部。由于这层关系，虽然方只是程的省政府中无职无权的顾问，但要见程主席无须通报，不会有人阻拦，也不会有人注意，而且这两人一坐到一起便可无话不谈。余志宏还了解到，方叔章襟怀开朗，对时局有开明的看法，完全可以通过他来逐步影响程潜。于是，余志宏先与湖南大学教授李达有了联系，因李达和方叔章有私交，第一步由李达出面，鼓励方叔章去做程潜周围的人的工作，使他们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后来，余志宏又通过关系直接认识了方叔章，经常到方老家去做工作，给他分析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并适时送一些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进步书刊给方老阅读，还一再向他阐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从各方面疏通方叔章的思想，让他首先放下包袱，然后再由他去影响程潜及程潜身边的人。
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宣传科长，北京博物馆秘书，福建省安溪县长、蒲由县长，西安天水行营参事，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在福建任省府秘书长期间，因共产党嫌疑于1945年被蒋介石下令关押在台湾。1947年经刘斐等人的担保，才获开释。在余志宏做方叔章工作的同时，从进步人士马子谷那了解到程星龄已可自由行动，而且想回湖南。余志宏在福建时就和程星龄认识，而且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个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于是，余志宏向周里汇报后，便立即托人给程星龄往台湾带去一封信，信中扼要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催他从速回湘有所作为。程星龄接到信后，非常高兴，于8月下旬举家迁回了长沙。
自此，余志宏及省工委安在程潜身边的两个轮子，朝着和平的方向，飞速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