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对他如此宽洪大量，他陈子良是“相见恨晚”哪！所以，后来刘进在成都落到共军网中，还想请陈明仁在贺龙面前替他说个情，岂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陈明仁正一肚子气不知道朝谁那里发呢，你自己找上门来了，怨谁去？如果刘进当时不给陈明仁发那封电报，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就被共产党杀了头哩。至于熊新民，批斗批斗，最后还给他留了条活命，那算是客气的了。
荣者：陈子良何年参加革命
8月31日，程潜、李明灏应毛泽东之邀，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首次会议，程星龄、方叔章陪同。肖劲光特派警卫连专程护送。9月2日下午，程等一行来到武昌，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和其他军政领导，亲到郊外迎接。过江时，第四野战军首长又来到汉口江边迎候。9月9日晚，程潜等乘火车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车站迎接。这可能是共产党进京后最隆重的一次欢迎仪式。毛泽东坐北京将近30年，真正亲自到车站接人的次数，屈指可数。接程潜，这可能算是头一回。毛泽东等把程潜等接进中南海，当晚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颂公整个是不停地激动。
9月10日，陈明仁也是毛泽东亲邀到了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到车站迎接。
9月12日，朱德请程潜、陈明仁一行吃西餐，作陪的是共军的高级将帅们，他们的名字个个令程、陈等一行人听起来如雷贯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步入豪华的西餐厅，使这群湖南来的将军们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乡下人。本来是吃西餐，可是朱老总还特意下厨，亲手做了一道四川菜，更令客人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共产党的领袖们怎么个个都这个样，和国民党里的规矩反差太大了。当朵德提醒子良将军用菜时，陈明仁说：“谢谢总司令。我陈明仁今天吃了总司令炒的辣子，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饭桌上表起决心来了，可见，陈明仁实在不是一般的激动。接着，朱老总又向大家介绍说；这间餐厅当年曾做过日本驻华公使馆的会议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是在这里签订的。程潜、陈明仁等听了这话，那道川菜的麻辣味，全麻在心尖上辣在心坎里了。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人的陪同下，亲到程潜等下榻的地方拜访，融洽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共进午餐后，毛泽东又邀大家一块同游天坛。一路上毛泽东和程、陈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毛泽东还单邀陈明仁合影。然后，陈明仁说要把这张照片洗上10打送人，毛泽东说，10打不够，给你洗50打。
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程潜在主席团就座，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明仁被特地安排在大会上发言，发言中他详细介绍了湖南起义和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在起义前，我对中共真相，确实不很明白。直到解放军进驻长沙后，才确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中共和解放军对我们起义军多方爱护，多方帮助，犹如兄弟手足一样，一切措施，极其公平。一直到现在，我投有发现共产党一桩不合理的事。”
10月1日，程潜，陈明仁分别登上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观礼台，与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共庆开国大典。
10月10日，受毛泽东的嘱咐，陈明仁和李明灏到济南看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他当然不会忘记把和毛泽东的合影，送给这些当年的上司们作个“留念”。
10月21日，陈明仁回到长沙，可以说是载誉归来。当日，他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赴京的经历和感受。他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并把和毛泽东的照片拿出来给记者们“先睹为快”。最后他说：“毛主席胸怀之宽大，只有海洋可以比。毛主席很亲切地对我说：‘只管放心，有饭，我们应先给起义兄弟吃，有衣，先给起义兄弟穿。’你们看，我在国民党里混了20多年，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人、一件事能与这种伟大的胸怀相比呢？”
11月2日上午，颂公回到长沙，黄克诚、肖劲光、王首道、金明、袁任远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百余人，到车站迎接。他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今后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一切努力，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湖南。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给程潜、陈明仁（当然还有其他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高得不可能再高的礼遇（还有高得不可能再高的生活待遇；后来程潜定为3级国家干部，和毛泽东“平起平坐”；陈明仁定为5级国家干部，与黄克诚、肖劲光等10位大将们不差上下，并给他授了上将军衔），一是体现了开国元勋们的宽广胸怀，二是体现了他们一贯主张的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政策是为了政党的根本利益而制定的。可是既然有了积极的一面，也会有不太积极的另—面。不是没有人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有人发一发牢骚，无碍大局，而且都还是自己人，批评批评，甚至骂上几句，也就没有事了。但是，生活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40年以后，你听到“陈明仁究竟算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疑问时，会觉得吃惊吗？有政策规定：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享受离休待遇；1949年10月1日（含当日）以后参加革命的只能享受退休待遇。而对起义人员的规定是，起义的当天算参加革命。这就是政策，政策是死的，差半天都不行。当那些差了半天一天或几天的人（想起来可能不会太多，实际上的确不少），到不能离休只能退休的时候，拿自己和陈明仁比一比，免不了把40年前的牢骚翻出来发一发，这心情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悲者：张严佛魂归何方
并不是所有参加长沙起义的人，都能像颂公和子良将军那样有一个合情合理、得之无愧失之无悔的结局。都这样，世界也就不称其为世界了。
这里不讲在以后的极左年代里，起义人员们所受到的种种冲击。10年浩劫，包括程潜、陈明仁在内，无一幸免。不过；那也不是专门对着起义人员们来的，连共产党的几乎所有的有功之臣，都搁在一口锅里面一起煮了，那谁还有什么办法？那是另一本书的内容。这里要说的是在极左年代到来之前，在起义将领之间的一些误会，或由误会造成的隔阂、矛盾。
肖作霖后来在一次回忆了自己在长沙起义过程中的经历后，说：“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倍感亲切。讲句内心话，我是拥共亲共的，我对共产党没有意见；对我们起义将领内部倒有意见。1957年，我和陈明仁到广州视察。陈明仁说：‘本来，我这次是不去的，听说这次你去，我才决定也去。’于是，我们二人同行同住，相谈甚欢，整整一个星期，天天在一起，记者们也天天跟着我们，作了些宣传报道。当时，陈明仁在谈话中对程星龄很反感，我也有同感，把别人的功劳都加在自己头上，使领导只相信他们，而对陈明仁的人则重视不够，不闻不问。陈明仁说：‘我们回湖南去开个会，找一找最原始谋划起义的是哪些人，要大家提供情况，供党组织参考，不让少数人包办，隐瞒真情，搞得是非不分。’我当然表示赞成和支持。
“回湘后，陈明仁找周小舟谈了这事，周小舟表示赞成，决定一层一层地谈。首先是在第一层谈，他们是大局清楚，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陈明仁就要我把具体名单搞出来。但是紧接着就开始反右了，陈明仁也几乎成了右派。因为。他本来准备放一炮的，见形势变了，才没有讲了。后来我被划了右派，；程星龄也被划了右派。对于这次‘争功’的事，程颂公对我很不满意。直到近几年我才知道，颂公并没有抹煞我们的功劳。他曾经写过上份名单给省委，据说我是第一个名字。后来，由于他把名单越写越多，没有重点，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那份名单还是送交了省委。由于重点不突出，程星龄怪颂公，陈明仁也怪颂公，其实不怪颂公，有人告诉我说：是由于党的关系，我这个人在党内通不过，甚至把我当军统大特务看待。我始终认为：是谁向党组织提供这类线索的呢？当然不是颂公，他从不过问这些事的。总是有人从私人派性出发，利用一般人对历史的无知而售其奸。
“程颂公对我的确是肯定的。早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期间，他就要我和程星龄写个名单呈毛主席，看参加起义的有哪些人。但是在写名单时，我和程星龄有争执，颂公就要我们各写一份，再综合在一起，当时，我很懒，也不大重视，没有写。程星龄就写了交给颂公，颂公以为是和我一起商量综合了的。于是很认真地改了一些，就郑重其事地交给林伯渠了。林转给毛主席，毛主席就把程星龄叫去问情况：‘张严佛不是军统特务吗？怎么也起义了？’程星龄答：‘是的，但他过去有特务圣人之称。’毛主席笑笑说：‘呵，特务还有圣人？我才听到你说过。’据说这份名单中对我许多事迹没有写上去，我有意见，也对颂公讲过。所以，后来颂公在写给省委的名单中就把我列为第一名，但已无济于事了！事实上，我也算不上第一名，这又有些过誉了。”
从肖作霖的谈话中可见，在起义将领之间后来肯定存在不少误会。不过，是误会总会消除的。就是一时消除不了，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会淡化了。难以消除的不是哪一个人所受的委屈，而是历史的误会。张严佛后来以“假起义，真潜伏”的罪名冤死狱中，算不算是历史的误会呢？在为时一年的湖南和平运动中，张严佛所做的大量有益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在颂公参加竞选时，为其奔忙的五百湖湘子弟中有他；陈明仁等人于明孝陵聚会，密商大计时有他；为了推动和平运动，湖南成立党政军联合办公室时有他（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当陈明仁和颂公有了误会，去醴陵请陈明仁的也有他。特别是在争取一部分在湘的军统特务拥护和参加起义，防止军统特务对起义的破坏、保护程潜等起义将领的安全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是别人所不能取代的。后来在很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的时候，张严佛也由公安部予以平了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家属也有了较妥善的安置。不管怎么说，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大家不妨静下心来，把自己和张严佛比一比，是会有收获的。
还有一个人，我很想在这里写他几句。就在我采访期间的一个秋末的傍晚，在长沙西郊的桐子坡，我偶然遇见了他一一一位90高龄的老人。当时他硬硬实实的身子骨和上楼时咚咚的脚步声，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高龄又这么健壮的老人。一交谈，使我更吃惊的是他竟也参加过长沙起义。就他的经历，写一本书都富余。他叫赵可夫，黄埔三期，还在莫斯科上过“孙逸仙劳动大学”，和杨尚昆等同过学：抗战时曾任过重庆卫戍司令，陆军中将；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时，他给李当新闻处长。在李、程竞选副总统前，二者他都不便得罪，便回原籍湖南，长沙起义前的7月中旬，程潜派他去衡阳做蒋伏生的工作，结果被白崇禧关押了起来，差一点没被拉出去崩了。等到他后来回到长沙时，起义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关于起义人员的一切都与他没有了关系，且不说功劳不功劳，人家根本不把他作起义人员来安排。这样，他这个脱了军装的国民党在乡中将，连起码的饭碗都不知道找谁去讨了。找颂公，不太好找，找到了也爱莫能助。于是，他只好和妻子靠摆小烟摊挣钱糊口。因他会英、德、俄三国语言，1957年他被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聘请为研究员，从此算作1957年参加工作。
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事不可能发生？长沙起义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它所涉及到的人成千上万。像赵可夫老先生这种经历，虽然是个别了一点，也特殊了一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可供人思考的小小情况，或一个小小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