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颂公无论在哪一方面与德公还是孙科相比，都有明显的劣势。孙科不用说，总理太子，加上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至于德公，虽然在党国中的资格不比颂公，可也嫩不到哪去，再说眼下党国中除了蒋之嫡系，还有什么势力能压过桂系？数一数德公周围那帮八桂子弟，哪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谁手里都掌握着一支人马，谁脚下都占着一片地盘，真是要说能说，要打能打，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相比之下，湘军就显得太寒酸了些也太悲哀了些，对于这些；颂公也不是个完全不明白的人，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他也是清楚的，只是当时有两个人的支持，才使他一开始便产生了跃跃欲试和侥幸取胜的念头的。这两位不是别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毛泽东要程潜竞选副总统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两位湖南同乡私下约会时谈及的，又是颂公之爱妻郭翼清在几十年后讲给人们听的。至于蒋公支持颂公竞选，也确有其事，是颂公本人在最初透露给自己人的，只不过当时孙科尚无参加竞选的打算。也就是说。就颂公与德公之争的话，蒋是支持颂公的，这恐不假。这并不是说蒋程近于蒋李，而是蒋公耍弄权术的一个小小伎俩。为了解除对自身的威胁，“老大”利用捧“老三”而打击“老二”的战术，在古今中外大小官场上，司空见惯，要不怎么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位置不太好坐，道理也就在这里。蒋介石正是感到了李宗仁的威胁，支持程潜而压制李宗仁，应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蒋公那里发生了一点变化，或许是因为他担心程潜尚不敌李宗仁，扶程怕是扶不起来，或许因为程潜与他并不知心，怕是把程扶起来也是白扶，所以，在大会即将开幕前夕，蒋公才又匆忙把孙科抬出来参加竞选。
颂公竞选是失败了，可是通过竞选他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检验了他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形象和份量，并为他后来再一次主持湘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程还没有到南京之前，两湖代表即行互相约法三章，除了签字盖章，表示一致支持到底以外，彼此还宣誓定盟立下字据，以示决心，因为两湖方面，特别是湖南代表，对民国以来湖南人“文不入阁，武不拜将”耿耿于怀，认为这不仅是湖南人的耻辱，而且是中央歧视湖南人的明记，而目前能够在中央有点实权和地位的湖南人，也就是颂公了，又碰到竞选副总统这么好的时机，大家不帮助颂公拼搏一场，还更待何时？再说，谁都看得明白，共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山东等地，节节进逼，蒋介石的小日子不太好过，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瘫在地上，到那时，颂公作为党国之元老，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所以，以前的恩恩怨怨全都像是被一阵大风刮跑了，无论过去是拥程的还是倒程的，都集合在了程颂公的旗帜之下。尽管李宗仁和孙科都在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拉拢选票（据说，一张选票由开始的2亿元涨到10多亿元），但在颂公参加的前三轮投票中，两湖代表的票无一外流。至于助选团的成员何成浚，贺耀祖、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刘文岛、潘薰南、范予遂、晏勋甫、唐鸿烈、杨继荣、杜心如、李默庵、罗贡华以及包括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和四川的汤文华等，更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关系的拉关系，人人四处奔波，个个呕心沥血，悲悲壮壮，可歌可泣。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颂公因落选而郁闷不乐的心情，才受到些许宽慰。亲不亲，故乡人啊。
一步“活”棋与湘军的悲哀
正当漓江两岸彻夜狂欢，热烈庆祝广西人当上了“副皇帝”的时候，石头城里的蒋总统却怒不可遏，当即踢翻了收音机，破口大骂“娘希匹”。蒋公的心病不难猜到，李德邻本来就有点咄咄逼人之势，竞选中又公开和他对着干，到头来竟然真给他选上了，自己失了面子是小节，往后这副总统不等于是总统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呀。还有那个白崇禧，正任着国防部长，掌的是军队实权，和李宗仁整日往一个壶里撒尿，时间稍长还不尿出点事出来？他们在京城里只要稍稍做点小动作，后果便会不堪设想啊。所以，蒋公思前想后，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白”分开，而且要把他们分开，也只有一个办法：把白崇禧调出京城。可是，白健生这个人，蒋公不会不了解，犟起来比鸡骨头还硬，没那么好捏，你不给他点好果子吃，他不会轻易把那个国防部长让出来的。后来还是蒋公忍疼割爱，决定在武汉新成立一个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让白去当司令长官，同时撤销武汉行辕，另成立长沙绥靖公署，让程潜去当主任，统管湘赣两省。
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很巧妙，竟然把三方面都给走活了。
首先是蒋介石自己这边，不用说，赶走了白崇禧，去了一块心病。再让程潜在白的身后插那么一脚，且湖南隔断湖北和广西的联系，又达到了白程之间互相制约之目的。
再说白崇禧这边。他早看出了蒋之用心，所以，开始他是说啥也不干的，后来是听了自己人的劝说，才转忧为喜。用黄绍竑的话说就是：“你（指白）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赶快地远走高飞？”“……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听完这些话，白崇禧终于动了心，但又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便向蒋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不能设在武汉，而应设在蚌埠，并以重兵运于江淮河汉之间，作为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不过，这回老蒋没有听他的，却在徐州成立了另外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而白祟禧的华中“剿总”设在武汉不变，并且仅能指挥江北上游部队；只是蒋还是答应了白的另一个条件，即华中“剿总”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节制，使白还是摆脱了陈诚和顾祝同（参谋总长）的掣肘，这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好像后来健公并没有领蒋公这个情。半年还不到，徐州前线吃紧，蒋改变了主意，想让白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蒋变了，白也变了，他看出了蒋的不良用心，于是死活不干。而且，到黄维兵团22万人马被困时，蒋要调桂系的第3兵团东进解围，白根本不予理睬，后来蒋要从鄂西调蒋之嫡系去淮海增援，连这白也要从中迭加梗阻，使蒋大总统大光其火也大惑不解：娘希匹，好像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军队了！
还有程潜这边。在蒋公面前，程颂云要比白健生听话得多了。排除颂公和健公在性格、修养、为人处事的准则等方面的差异以外，两人最大的区别是颂公手中没有健公那些能和老蒋较劲的资本。那么，颂公的资本哪去了？这要问问颂公本人才对，也就是说，颂公自己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从心底上来讲，颂公对蒋之仇恨决不亚于新桂系之李、白，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程、白都不止一回地和蒋明争暗抗，也都不止一回地在蒋面前吃亏上当，其结果却大不一样。说颂公生性懦弱也好，说颂公一贯为人厚道、能够忍让、能够顾全大局也好，反正每一回吃了亏上了当，然后该怎样听话还是怎样听话，决不会像李、白那样以牙还牙甚至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就拿当年程潜的第6军和桂系的第7军来比吧，同是赫赫有名的北伐主力，到后来第6军两度被蒋吃掉，以至程身边连一兵一卒也不剩了。相反，桂系的第7军，却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强了。1936年，蒋桂又一次反目，桂系发动了著名的“两广事变”，颂公作为蒋的特命全权大使亲赴桂林，不遗余力地从中调停，平息了一场蒋桂间的火并。不知道颂公有没有想过，自己和蒋或和桂之争时，谁曾在中间为自己说过一句好话否。这是他颂公一人的可怜吗？还是全部湘军在党国中的悲哀？竞选副总统前夕，南京不少新闻单位秉承蒋的意旨，大造舆论，吹捧孙科，诋毁其他几位候选人。就在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新闻》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在对孙科歌功颂德之后，对程潜则作了别有用心的评介：“在军事将领中，程潜是比较温和厚道的一位。……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曾大败张宗昌的部队于南京，一战而攻克20年前的金陵，因此名声大噪，颇为蒋主席信任。论资历，看战功，他当然是一位功高德望的革命元勋。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恐怕也仅于此点。因为，在这漫长的革命过程当中，他不仅无法在军事方面获得更高深的研究，甚至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建树；在才干上言，他既没有陈辞修（诚）的魄力，也没有李宗仁的勇敢，更没有白崇禧的智谋；在军事方面，他虽然追随蒋主席30余年，虽然与何应钦合作无间，但是，他所能给我们的印象，只是一个既无大功，也无大过的好好先生。”“综观程潜半生的革命事迹，我们觉得他有一样最好的长处，那就是：假如蒋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交给他办，只要他力所能及者，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会照着主席的意志去做，绝不会有丝毫走样。因此，据一班与程潜较为接近的朋友们，便这样批评程潜说：‘颂云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奉公守法的公务人员！’从这——句话里，我们便可以看出程潜的为人。因程潜在有些方面，他是小心谨慎、精细、稳健、温厚而有余，但是，冒险、进取、勇敢则不足。”从这些别有用心的语言里；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测到点颂公什么呢？就说这次蒋撤销武汉行辕吧，明摆着的是要给人家腾地盘，可颂公在蒋面前说什么没有？白健生是占了便宜还要“撒一阵子娇”，“卖一阵子乖”，程颂云却是一点条件没提、半个不字没有说便接受了长沙绥靖主任之职。至于后来蒋同意颂公在湖南扩编军队的做法，也并非真的是为颂公着想，只不过是要给他一点甜头，让他继续为蒋卖力，一方面牵制桂系，另一方面坚持“戡乱”而已。当然，颂公的又一次在蒋跟前委屈求全，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回到三湘四水，站稳脚根再别作图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共匪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河里去”
1948年7月17日，程潜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踏上了回乡执政的旅途。随员有新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民政厅长邓飞黄、省建设厅长王恢先，委员戴季韬、陆瑞荣以及长沙绥署高级职员等10余人，可谓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
时值南京城里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但是站立舰首，江风迎面吹拂，浑身上下顿觉一阵清爽。六朝古都金陵，越来越远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白浪滔滔，正如颂公此刻起伏之心潮，无法平静。人们常说叶落归根，难道说自己已经到了这一天吗？自从1904年离开湖南武备学堂赴日本振武学校深造，整整44年了。44年是个多么小的数字一段多么短暂的时光哟，昨日那一切的辉煌和那一切的生与死的磨难、血与火的征战，仿佛全溶进了一场美与恶交织而成的梦境，顷刻间都化作了过眼烟云。前方的行程究竟还有多远，同样也是一片茫然。不过，伤感也罢，茫然也罢，颂公不会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肩上担子的份量。8年抗战，外强内扰，再加上连年的水灾，家乡父老兄弟早已是在死亡的边缘上哀号挣扎，眼下又到了多事之秋，他这个“家长”，又是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能造福于桑梓，能解民于倒悬吗？就是有这份心没这份力也是白搭呀。
颂公开始本无意身兼省政府主席的，而且，当时对此垂青者大有人在。他最先保荐了李默庵。李默庵，长沙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当时同学中曾有过这么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确实成为了黄埔军官中仅次于胡宗南的重要将领，1946年升任第3方面军司令，后改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移驻南通。在颂公竞选副总统时，李默庵鞍前马后跑得很欢，后来又多次对程身边的人表示，全力支持颂公回湘执政，还一再建议老人家不要兼省主席，兼了会降低身份。话中有话，颂公听了自然心中明白。这样，他再三考虑，一是李在入黄埔军校前是程所办的讲武学校的学生，还算可靠；二是李也算得上蒋的亲信，如果要李当这个主席，蒋也会更加信任自己；三是考虑自己亲自主持省政，难免总要招些怨尤，不如让给可靠的人去干，自己落个高高在上又轻松超脱；还有一点就是，颂公眼下没有一兵一卒，甚至连自卫的力量都没有，有了李的辅助，也算多了一份倚靠了。但是有一点颂公没有想到，就是李默庵这些年来在湖湘子弟中，口碑不是太佳，所以一听说他要推荐李当省政府主席，在南京的湘人，群起反对，令颂公一时不知如何才是了。推李默庵不成，颂公又推荐黄杰。黄杰的情况有些和李默庵相似，长沙县人，黄埔一期，是位风流儒将，写字做诗都很见功底，时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平时和颂公来往不密，这时也多次向颂公身边的人表示，如果当了省主席，一切听从颂公的指挥，在人事上也只选一个秘书长，其他全用颂公的人。可是颂公推荐了黄杰，再次遭到湘籍人士的反对，又半途流产了，最后还是自己兼了这个主席才算是个了结。同时，蒋介石任命李默庵为长沙绥靖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驻守常德。任命黄杰为长沙绥靖副主任兼第4编练区司令，驻守衡阳，负责编训第14、第23、第102等新军。蒋公最终还是把这两位学生搭配给颂公当了副手，不能说没有别的用意。但颂公的为人处世大家都知道，向来是既无害人之心，又无防人之道，况且这二位又是自己保荐当省主席的人选，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别的想法了。
“永绥”号抵达武汉以后，因天气炎热，准备上岸休息几日，便吩咐肖作霖、邓介松、邓飞黄等人于21日先行到了长沙，也就是先去打个前站，做一些必要的就任前的准备工作。这几个人到了长沙后，小心从事，不敢怠慢，包括搞宣传造舆论、疏通方方面面的思想情绪，安排绥署、省署这么多新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要布置街道、车站，张贴标语，悬挂彩旗，组织各党各派代表以及长沙市民群众欢迎等，事无巨细，全得想到，真是密而不乱，疏而不漏。就连颂公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邓介松都给写好了。虽然只仅仅3天的时间，但已万事俱备，只等颂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