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前，就不说了。在以后的20多年间，新桂系几进几出湖南，人们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新桂系刚刚统一广西大功告成，桂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誓师北伐。出广西首先要进湖南。当时白崇禧以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到衡阳成功地说服了唐生智归附，避免了湘南一场血洗。但是桂军和唐生智的湘军这一仗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在湘南没有打起来，后来在湘北交了手。那是1928年初西征军占领武汉以后，尾随唐的余部进了湖南，而且攻进了长沙。新桂系的部队第二次进入湖南，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的时候。5月，作出进兵湖南的决定，6月8日，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令第7军、第14军、第15军向湖南出击。当时的推进计划明确规定：先头部队到达桂林、全州，后续部队应到达迁江、柳州一线；先头部队入衡阳，后续部队应到达桂林；先头部队占领长沙，后续部队应进占衡阳，先头部队进入湖北境地，后续部队应接驻长沙。白崇禧率先头部队接近衡阳时，衡阳只少数湘军部队驻守，未经接触，即行退去。桂军在衡逗留一天，征集船只渡河。全部人马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渡过湘江，然后推进到朱亭。第三日由朱亭向醴陵方向前进。此时何键部的湘军，凭借渌水，作顽强抵抗。激战两天，湘军终于大败而溃逃，桂军进醴陵，并缴获了七八千支枪。此后，白崇禧使用了究追猛打的战术，指挥桂军连日连夜地追击，仅用三天的时间，便从醴陵追进长沙，沿途不少湘军缴枪投降。桂军占领长沙后，委第8军军长李晶仙兼湖南省省长，压迫商会限三日内缴纳军饷200万元。这是桂军几次大的失败后的一次大获全胜，全军上下笑逐颜开，而长沙城简直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了，长沙的老百姓的日子，雪上加霜，几乎就是亡国奴的感觉。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桂军又遭大败退回广西。以后新桂系的部队还曾两次进入湖南。一次是1931年5月宁粤分裂，于9月初桂军配合粤军行动，进入湘南，以图向两湖发展，当时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仗才没有打起来。还有一次是1936年的“六·一”事变，又是粤桂联合发兵湘南。这次是因为多方面调解有效，也没有打起来。
新桂系最终目的，当然不是湖南，但是像这种三五年来一次的大进大出，让湖南人民实在是受不了。毕竟不是秦皇汉武的时代了，进入了20世纪，人们不可能真的愚蠢到把灵渠堵上，然后也真的去垒上一道长城。要修也不会是湖南人挑头，白崇禧每次都是冲着蒋介石去的，真在湘桂边界修一道长城，还得蒋公发话。不过，蒋公没有秦始皇那么大的魄力，当然也没有秦始皇那么愚蠢。像白健生这样的几乎可以称作智勇双全的大将之才，别说修一道长城，修上个十道八道，又能挡得住他吗？
这能不能说是灵渠的一种不幸呢？
对手平手高手
北伐军饮马长江以后，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和激烈化。在这种关键时候，要在国民革命军中，保住地位并一图发展，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的是手腕、手段。在蒋介石和唐生智先后扩编了自己的实力之后，程潜和桂系应该说实力不分上下。程潜率部攻取了南京，功不可没，白崇禧率部占领了上海，也同样是有功之臣，基本是打了个平手，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不过，就程潜的第6军和桂系的第7军相比，显然是6军占了上风。白崇禧当时曾感叹地说过：“第6军的团长，比第7军的师长强得多。”紧接着，两家都从“大局”出发，也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先是联合反蒋，继而又联合倒唐，两次行动都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后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了。
当程、桂联合反蒋并很快迫蒋下野以后，开始了西征倒唐的行动。桂系推程潜为总指挥，说起来好像是对程的一种信任，实际上是一副“迷魂药”。当他喝下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为他熬好的“迷魂药”，程就开始迷迷糊糊了。西征本就是湘军自残，可是程潜做得是毫不手软。唐生智倒台了，李宗仁、白崇禧又给程潜灌下去第二副“迷魂药”，让程当上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湖南省主席，程潜这时便以为大功告成了，而且他非常庆幸，自己能交上李、白这两位如此胸怀宽广、如此推心置腹的朋友。其实没过多久，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实权，已落入桂系之手。在西征胜利之际，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闾从南京托人给程潜捎去一封长信，大意是提醒他，他的部队实力不及蒋介石，在党内的势力不及汪精卫，同时反蒋又反汪（西征是倒唐也是反汪），不是良策，恐以此招来祸端。并建议程对唐部不宜穷追猛打，而要做些安抚工作，以备己用，这犹如“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天飞”，唐部毕竟都是湘军，而联桂终不能持久。这封信送到时，正是程与李、白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程潜看了这封信后，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谭畏公坐在南京，完全不知道外边的情形。”期间，还有手下的人转告总参谋长何应钦提醒的话：“请转告程先生，不要上别人的当，他们三个人（程、李、白）联衔打的反蒋的电报，已有两个人出来否认，将来程先生一个人吃苦头，犯不着。”听了这话，程潜还是不以为然。他想起在南京商谈倒唐时，李、白曾先后两次访问他，并且在私宅宴请了他，席间，李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想起这一幕，程潜对部下说：“德邻、健生对我都很好，不必多疑。”接着，还有人向他建议，趁在长沙开会的这个时机，派兵包围会场，捕杀李、白，程潜听了十分不悦：我们不能丧失天良，害人之心不可有。
1928年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与汪精卫合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蒋表示欢迎，唯程潜迟迟没有表态。谭延闿这时又写了封长信给程潜，叫他万勿反对蒋之复出，如能做到这一点，则两湖政务委员会主席和第4集团军司令，保证由他出任。程潜手下的人劝他，和谭的关系一直不错，这次一定要听他的劝言。程潜却严肃地说：“反蒋是我的一贯主张，不能以私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有所变更。”
蒋介石复职前，与宋美龄结婚，多少人向蒋赠送礼品，唯恐巴结不上。程潜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打电报来，建议也送些东西去，表示祝贺，程潜在电报上批道：蒋宋结婚无耻，别人送礼，也是无耻，我们若送礼，更是无耻之尤。
1928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军委名义任命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又任命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潜这个时候知道了蒋是在以桂系来压他。但是都到这个份上，程潜还在委屈求全。李宗仁上任后来长沙与程商谈大政方针，来去都被程安排得非常隆重。5月7日，程潜接到李宗仁要他赴汉参加政治分会成立大会，程潜接到电报后，决定如期赴会。当时不少人劝他，此次若赴汉必定凶多吉少。程潜坦然地说；“白健生反蒋，他是同我们一致的，用不着有什么顾虑。”结果，就是在这次会上，程潜被桂系给扣押了起来。桂系到此达到了铲除湘军两大势力；唐生智和程潜，以完全节制两湖军队的目的。从此，程潜在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达6年之久。
程潜事到临头了还那么相信白崇禧，实在是太迂了一点，他不应该不知道，李宗仁的大部分思想是从“小诸葛”的脑袋瓜里面长出来的。就说这一次倒程，桂系中不少人看到程潜系党国重臣，势力不小，湘军也非等闲之辈，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弄不好就会鸡飞蛋打，因而犹豫不决时，白崇禧却断然地说；“湖南人没有三个以上结合紧密的团体，可以大胆地干！”
健公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言中的，一针见血，一览无余，道出了八桂子弟的最根本的一条优势——团结。从这一层意思上讲，白氏这句话不足以让湖湘众子弟羞愧一辈子、思索一辈子，当成座右铭而牢牢记住一辈子吗？
客人主人强人
这是新桂系又一次从华中往湖南的大败退，而且是行将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败退，是和以前任何一次进入湖南的情况都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败退。这根本的不同就是，以往都是和蒋介石交手失利后退下来的，这一次是被共产党连蒋带桂以及国军中的所有的派系喽罗，均像赶鸭子一般往长江以南撵，真是心匆匆如丧家之犬，意惶惶似漏网之鱼，只恨爹娘少给生了一条腿。
白健生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人被逼到了绝路上以后，往往是有两种选择，一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二是孤注一掷，或粉身碎骨，或绝处逢生。白选择的是后者。这样，本来桂系是兵败武汉，假道湖南以退回广西，白在长沙也应是程潜的客人，然而他却反客为主，强龙要压地头蛇。弄得程潜如亡国之君，任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受辱受欺，“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湖南的省政府也成了傀儡机构，一切都得听白的调遣，不得有半点违抗。
1949年3月份，白崇禧第一次到长沙，便强令程潜局部改组省府。邓介松、肖作霖、邓飞黄等程潜身边的几位最得力的干将，先后被一个个清出省府，程潜几乎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5月以后白亲自坐镇长沙，解散了“自救会”，撵走了唐生智，使原来充满和平气氛的湘江两岸，立刻笼罩上了一片战争黑云。白崇禧报请蒋介石、李宗仁，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增设了不少军事机构。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靖公署司令部，刘嘉树当了司令官，在湘鄂赣边境，增设了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由霍揆章任司令官。计划在长沙、株洲采取守势作战，以江西的方天兵团10万人为右翼，以宜昌、沙市至常德一线之宋希濂兵团10万人为左翼，加上陈明仁的第1兵团和桂系主力，以为本钱不少，乃扬言“要在湖南和共军决一雌雄”。
白新成立的军事机构，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招兵买马，收编土匪。同时白又下令向湖南人民征兵征粮、敲诈勒索，搜刮、劫掠湖南钱财运往广西。据不完全统计，白崇禧在湖南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湖南劫走粮食500余万担，银元300余万元。本来就是已经在死亡线上苦挣扎的湖南人民，更是不堪重负，过起了“亡国奴”的日子。三湘四水，怨声鼎沸，哀鸿遍野。同时，白崇禧为了贯彻他的“总体战”、“总动员”的战争纲领，迫令湖南效法广西成立“反共救国宣传委员会”，用飞机散发反共标语，大造反共舆论。白还规定，他的军长可以指挥当地的专员，师长可以指挥当地的县长。湖南《中央日报》因刊登“国军撤离赣州”的消息，被勒令停刊三天，社长段梦晖遭到拘禁。长沙城内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骨干高继青、共产党员李克欧、“民促社”成员廖湘等，相继倒在蒋、白特务的屠刀之下。白氏得意之际，更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当众羞辱、影射程潜。在一次省府扩大会上，白说：“近来无论党政军务方面、各阶层，都有少数负责人和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精神上已走上了投降的道路。”除了白指桑骂槐以外，其亲信、接任不久的民政厅长田良骥，也公然在会上叫喊：“要戡乱的配合起来，不戡乱的走开去。”
如果说是白健生是被共产党给逼到了绝路上，那么，程颂云是被白健生给逼到了绝路上。而且，在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时候，两人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后者，即孤注一掷，要么粉身碎骨，要么绝处逢生。白健生的结果是“粉身碎骨”了，他原以为即使像过去几次一样，不剩一兵一卒，有个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的喘息，又可以卷土重来。这一次，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了，共产党对他客气过了以后，那是比蒋介石还更不客气了，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一丝喘气的机会，也没给他留下能放下一双鞋的那么块地方，于是他稀里糊涂、连滚带爬地就去了台湾，并且是有得你去就没得你回的了。程颂云呢？“往往胜利是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硬着头皮，心一横，牙一咬，两艰使劲一闭，要是过不去，也就是永远过不去子，要是过去了，也就是永远过去了。他到底还算是过来了。
二、排列与组合之四
新桂系从1923年的“讨贼军”和“定桂军”起步，经过统一广西、参加北伐、抗战以及后来的所谓“戡乱”，几度大起大落，同样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到1949年初，真正属于正宗桂系主力的也就只有三个军。其中以张淦为司令官的第3兵团的两个军：第7军，军长李本一，下辖171师、172师、224师，第48军，军长张文鸿，下辖138师、175师、176师。另外就是以夏威为司令官的第8绥靖区辖下的第46军，军长谭何易，下辖174师、188师、236师。其他还有不少这兵团那兵团，这绥靖区那绥靖区，大多不是桂系，而且很多是在内战中给共军消灭了一次、甚至多次，后又按原番号重新凑合起来的，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别说和共军相比．，和真正的桂军比较，各方面的素质也要相距甚远，如果健公真的是想靠这点实力和共军划江而治或在湖南决战，那他就是给打糊涂了，要不就是吃错了药。在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里的几位副长官中，讲名字一大串：李品仙、夏威、张轸、徐祖贻、宋希濂、陈明仁，可是真正和白能尿到一个壶里的，只有李品仙和夏威两个人。说明白了，白崇禧麾下，也就只能集合起来这么点人马。无怪乎毛泽东早就对他下了定言：“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
桂系“三巨头”合久必分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新桂系三巨头。按年龄分，黄季宽应为老大，1885年生；李德邻排老二，1891年生；白建生小李德邻两秋，应是老三。三人同为广西陆军小学同学。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黄、白等辗转入了保定军官学校，而李一直留在广西。所以，开始是黄和白最先联合在一起，后来为壮大力量，统一广西，黄、白又和李拉到了一块。这一次的联合是带历史性的，可以说是迈出了开创新桂系宏图大业的第一步。这一步的迈出，全靠黄和白的宽广的胸怀。两支人马合为一股，谁为首将会是矛盾的焦点，而黄、白主动提出拥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定桂讨贼军”占领了南宁，取得了初步胜利的时候，原属“讨贼军”里面的人，纵容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定桂军”部队，然后取而代之，白崇禧听后认为极其荒谬，对黄绍竑说：“洪杨（太平天国之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之失败，非曾左（清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卸职他去。”白崇禧对新桂系有功，最大的功就在于此。黄绍竑当时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正因为这样，李、黄、白联合以后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统一了广西，不到四年的时间，从镇南关杀到了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