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当然不存在先天的种族差异的问题。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一方水土，也会养出不同的一方人。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民族，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和优势，各地方的人有各地方人的特点和长处。谁也不用自傲，谁也不必自卑。
正像中国人一定要和日本人做邻居一样，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也不是哪一个民族的选择。两个民族一诞生就形成的这种格局，本就是无法选择的事情。愿意不愿意也就这个样了。平，时，我们凡碰到这样一类的问题时，往往有一个通常的说法：叫着缘份。
湖南和广西相邻也是一种缘份。这不是因为湖南人看上了广西人的强悍豪爽、桂林山水的神奇秀丽而作出的选择，也不是广西人看上了湖南人的纯朴敦厚、湖湘大地的丰厚富庶而一定要找这么个邻居。这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我不是赞成种族歧视，但是我认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就某一方面来讲，不同的种族或不同的民族，是有先天的差异的。例如，从历史上来看，有一些民族就好战一些，有一些民族，就相对温和一些。两次世界大战都先从德国那个地方挑起，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因素外，是不是与这个民族身上所流的血液也有点什么关系？近百年来，只听说过日本人跑到中国大陆喊打喊杀的，怎么没有听说过中国人拎根棍什么的，蹦达到日本人院子里撵他个鸡飞狗跳？又如，在体育竞赛方面，特别在一些与身材、体力关系比较大的项目上，强壮的黑人兄弟，就明显地占有优势。再如，在勤劳方面，叫哪个民族自己的人说起来，本民族都是勤劳勇敢的，但具体到某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有些地方的人确实是能干，而也有的地方的人确是懒一些。甚至在智慧方面，是不是有些民族确是显得聪明一些，有些民族的智商暂时看也确实是有一些差距？当然，以上这些差异是先天的，但也不是说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因为就人类本身来说，进化并没有停止。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自身进化的规律，会不会是有的民族越往后会变得越聪明了，而有些民族越往后会变得越愚蠢了？当然是相对来讲。
同为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当然不存在先天的种族差异的问题。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一方水土，也会养出不同的一方人。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民族，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和优势，各地方的人有各地方人的特点和长处。谁也不用自傲，谁也不必自卑。相对来讲，我比较钦佩“两广”人，特别是广西人。从我和他们中的一部分相处了20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他们既有南方人的聪明、热情，也不缺少北方人的真减、大度，尤其是吃苦耐劳精神，那是我所见到过的有些地方的人所不具备的。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毕竟在广西生活的时间不长，认识的广西人也不多，体会也难免没有偏颇。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对第二故乡的了解，我对第二故乡的感情，比起对第一故乡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相信，广西人和湖南人相比有优劣高低之分。本来就没有这种差别。但我相信，湘桂之间的缘份，决不仅仅是山水相连的邻省关系。前后左右，相邻者不是只此一家，而且都有一定的缘份，可是缘份和缘份也不尽然相同。如果，当年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帅字旗下，走出来的不是广西人白健生，而是浙江人胡宗南，或者山西人阎锡山，或者是贵州人何应钦，那么1949年的三湘的历史，就会重写。这是否也是一种缘份？
一、灵渠与长城
没有哪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甚至包括很多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秦始皇修长城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被历朝历代那些很有文化的人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像一坛子酒，本就是一般的酒而已，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久得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所以这坛子酒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酒了。长城作为军事设施，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可是作为人类古代的一种奇迹，却给秦始皇的后代们的脸上，确实增色不少。有些遗憾的是，同为秦始皇两大伟业之一的灵渠，却越来越遭人们冷落了。其实，只有从长城和灵渠两个方面去观察，才能较准确地看出秦皇当年的整体发展战略。这位为统一华夏做出了最伟大贡献的暴君，对北采取了一种防守态势，垒上一道高墙，企图把来自北面的势力，堵在高墙之外。对南采取的是一种进攻的思想，修筑灵渠，沟通漓湘，这样就可以出两湖入两广。显然，南方对他不是一般的有诱惑力的。就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垒起那么一道又高又厚又长的墙，工程浩大，耗尽了民脂民膏。老百姓不理解，连上苍都不配合他，要不，一个农家女子怎能一下子哭倒长城八百里，没有老天爷帮她，她会有那么大的本事？秦始皇的伟大之处，也在于他终于还是以前无古人的伟大魄力，把长城给修起来了。修长城难，把灵渠挖通更难。因为修筑灵渠不仅需要人力物力，更需要的是科学，科学技术和科学头脑。如果秦始皇仅仅只修了长城，他虽有了伟大之处，但仍还是个普通人，因为长城给人的思维还是很简单的。而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办法，是出自防守的思想。修灵渠显然是以扩展和进攻为出发点的。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非常低的条件下，秦始皇不仅想到了而且也修成了灵渠，这才使他成了伟大的天才。灵渠的修筑，为秦始皇统一天下，铺平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同时，被称之为南越蛮地的两广，得到了具有丰富营养的中原文化的滋补，从此以“正式户口”加入了中华民族的行列。中国人或许可以不要秦始皇那个长城，但不能没有秦始皇那个灵渠。特别是在我们谈论到地灵人杰的广西的时候，如果忽视了灵渠的存在，就等于忘记了一条根本。如果是一位八桂子弟，不更应该为灵渠没修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庆幸和自豪吗？
健生其人
白崇禧于1893年出生在离灵渠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14岁考入了广西陆军小学。和李宗仁、黄绍竑都是同学。这三个人后来成为新桂系的三巨头，不能不令人惊叹。
辛亥革命爆发时，白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出湖南到湖北，后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半年后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同学中有黄绍竑、夏威。毕业后分回广西原籍见习。广西为了“护法”，组成湘桂联军，出师援助湖南，但在泪罗被吴佩孚打败。为了提高桂军素质，成立了模范营，白曾任1连连长。当时夏威为2连长，黄绍竑为3连长，张淦为4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除了李宗仁不在，后来的新桂系的头头脑脑基本上全都在这个营里集中了。当时广西是“卖牛买枪”、“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局面。白坚决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剿匪，他曾让手下一次处决匪首80多名。因剿匪有功，营扩为团，白升为营长。1921年底，白、黄等人经再三研究后，白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谒见孙中山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革命之重要性。孙中山也深以先统一两广于统一全国为上策，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经过几番征战以后，“讨贼军”到1923年底发展到3个团3000多人枪。但广西当时还有最强的两股地方势力，陆荣廷部和沈鸿英部，各一两万人枪，“讨贼军”远非对手。鉴此，白前往桂平劝说任广西陆军独立第5旅旅长的李宗仁参加“讨贼军”，愿拥李为首领。白对李部参谋长黄旭初说：“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功劳岂在于广西？”李宗仁经过考虑，决定以“定桂军”名义与“讨贼军”合作。此时，新桂系领导核心正式形成，并定名为“定桂讨贼军”。联军攻占南宁后，众推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1925年秋，陆荣廷、沈鸿英之残部全被肃清后，广西统一，“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宗仁为督办，黄绍竑为行政长，白崇禧为参谋长。其部队扩编为9个旅。1926年3月24日，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成了北伐军统一全国的基础。
北伐中，白崇禧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在攻打南昌时，部队久攻不下，眼看敌援军将至，急得蒋介石拉着白崇禧的手直摇：“怎么办，怎么办？”白辅助蒋占领南昌后，于1927年3月22日，亲率一个军一个师，占领上海，然后白自兼上海警备司令。接着便与蒋介石一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不久蒋桂反目。蒋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计划，何没有执行，桂系联络反蒋势力迫蒋下野。10月白参加西征唐生智。成功以后，收编唐部著名将领李品仙、叶琪、廖磊等。1928年蒋桂联合倒程，5月19日李宗仁、白崇禧借开会之名，在武汉把程潜扣押。随后白就任第4集团军总指挥。然后北上驰援阎锡山，阎高兴地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6月11日，阎、白赶走直系而联袂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6月14日发表社论说：“桂晋两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年底蒋桂又一次反目。1929年初，蒋派唐生智去天津招回旧部，白崇禧秘密出逃。3月26日，蒋撤销白本兼各职，27日又将白开除出党。3月29日，白从日本回到香港，30日行往梧州，和李宗仁、黄绍豌为争取主动，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号，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失败后由龙州逃往越南转去香港。11月，白等桂系首领又回到广西，与张发奎联合反蒋，1930年1月，举兵攻打广州，失败后退回广西，然后桂系首领联名通电，极力推崇冯玉祥和阎锡山领导反蒋。5月，桂军进攻湖南，打到岳阳后，因冯玉祥没有继续南下，粤军又从背后截断了退路，蒋介石亲自调集了9艘军舰到洞庭湖参战，桂系力不能敌，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又一次败退广西，此后一蹶不振。这时起，黄绍竑因反对继续内战，脱离了桂系，白崇禧从此成了桂系第二号人物。1931年5月，白崇禧等到广州、香港，说服陈济棠和汪精卫，成立广州同民政府，与蒋的中央分庭抗礼。9月初，粤桂联军进入湘南。“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抗日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宁粤议和。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11月白崇禧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4月，李宗仁和白崇禧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他们致力于广西地方的建设和桂系军队的训练，期间于1934年底在湘桂边界企图堵截北上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为此蒋桂之间又发生争吵。1936年6月1日，桂系和广东的陈济堂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号联合出兵湖南，企图再次与蒋争夺南京政权。这就是著名的“六·一”事变。后经程潜、黄绍竑等人从中调解，暂时消除了蒋桂分歧。桂军改编为第5路军，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总指挥。
抗日战争中，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曾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向蒋转述，经蒋批准由军事委员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白曾协助李宗仁指挥了台儿庄大战，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武汉会战。他还相继参与指挥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作战等，曾参予对韩复榘的究办，与何应钦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致电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新4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诬蔑新4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参予发动了“皖南事变”。
1946年6月1日，国民党陆军部改为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7年底，蒋指令白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白借此机会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目的是统领全部中原地区。蒋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不许所请。1948年6月28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司令。淮海战役前夕，蒋有意让白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所有部队，遭白拒绝。这本是白之初衷，但他一是怕上蒋的当，二是形势和半年前已有很大不同，徐州前线国军部署与他的想法相去甚远，再改过来已经来不及了。继后，他在武汉坐山观虎斗，瞪着两眼看着共军把徐州5个兵团50多万国军杀得人仰马翻，他无动于衷，死活不让桂系一兵一卒前去支援。当蒋调不动桂系，而要把属蒋嫡系的第2军从沙市水路东运时，白说“最好是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2军后来只好绕道湘西，再到长沙，从长沙搭火车经江西浙江上海南京，等赶赴前线，黄花菜早凉了。
灵渠的不幸
纵观白崇禧大起大落的历史，使人们不难看到，“小诸葛”对他绝非过奖的赞词。新桂系倘若没有他这个高参，不可能有平定广西的这一天，更不可能到后来发展为在国民党内部唯一的一个还能和蒋家抗争的派系。就连德公也说，从哪一方面讲，他也不比健公强多少，而且有些地方，显然健公明显高明许多，可是健公一直全心全意地辅助他，直到他当上了中国的“副皇帝”，这不仅是德公的一幸，也是桂系一大幸。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以健公而想到了诸葛孔明，是毫不奇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甚至就整个广西来讲，白健生也绝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忽视的人物。在大中华这个统一的大家庭里面，广西作为偏远的边疆省份，经济、交通、文化相比之下是非常落后的，起点也很低，可是随着新桂系的崛起，其地位在日日升高，其作用在天天加强。就凭这一点，广西人也会永远记住他白崇禧。
或许这个假设显得太荒唐：如果广西早两千年诞生这么个白崇禧，秦始皇说不定就不会在广西修灵渠了，而很可能要在湘桂边界处再垒那么一道长城，以抵御来自广西的频繁的出击。如果真是这样，湖湘子弟会不会踊跃参加呢？多情的湘女中会不会也出个孟姜氏呢？有点像老见日本人打过来没见过中国人打过去一样，湘桂边界多次战事都是新桂系往湖南这边打过来，却很少有湘军从湖南这边打过去的。且不论新桂系出于何种目的和在何种情况下进出湘境，反正只要一过兵，对湖南的老百姓总不会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