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先在郑挹梅家里开设。潘家坪这里大环境还可以，离市区有点距离。两层楼的房子，黄家住楼上，楼下住了两家。郑挹梅对邻居说，是北方战局紧张，弟弟到南方来上学。孩子们也亲热地叫舅舅。郑挹梅亲自去保第那里报了户口。当天夜里1点多钟，郑挹梅在室内开始架天线。楼下那两家，一个姓高的，不知是哪一家的副官；另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熊科长，他们睡得都很晚，半夜里还出出进进，这使“姐弟”俩心里很不安定，不敢把天线伸到窗外去，结果连着两个晚上在约定的呼叫时间，都没有叫诵。后来，郑明在白天又发现，不远处有个天线网，他判断是敌人的侦察台，这里离得太近，太危险，必须另找地方。郑挹梅又赶紧找到周茂僧说明情况。周说带来的经费快用完了，再换地方可有困难。郑挹梅说：“你只管找地方，费用由我和剑秋（黄雍别号）想办法。家里还有首饰可以变卖。”
过了一天，周茂僧决定把电台转移到六、七十里以外的桥头驿车站附近，隐蔽在周启铎家里。周启铎是周茂僧的本家，曾任过国民党53师中将师长。但那里没有电，只好用汽车上的电瓶代替。电瓶要到长沙充电，来回路上又远，准备了三个，不停地换着使用，中间为了到长沙充电也没有少费劲。转移的前一天晚上，黄雍亲自送回100块银元，作为下乡人员的伙食费用。黄雍说这是从李维城那里拿来的。李维城不仅在黄雍各次活动中给予支持，在秘密电台顺利开展工作上，也出了不少力。下乡前，周启铎家里来了一个佘副官带路。郑挹梅坐一副两个人抬的滑竿，厨师挑筐，筐里放着电台和锅碗等炊具，郑明持伞步行。路上到处是大兵，抬滑竿的老乡怕被军队抓夫，抬不到一半就不抬了。他们只好在一家农舍里等，一直到半夜，佘副官才又叫来两个轿夫和一个向导。为了躲兵，一行人冒着小雨，摸黑，还要专走小道，到了天亮才赶到。当天晚上，郑挹梅和郑明把天线架在天井里一棵大树上。在约定的时间，终于和上级的电台联络上了，此后，由佘副官负责把郑明收到的电报送进城，交给周茂僧，再转交译电员。城里也专门派了一个人把译成密码的电文送来，交郑明发出。一般情况，一个星期来往送一次。
7月上旬的一天，颂公有点吃不住白健生的压力了，动了离开湖南的念头。李维城看出来了，问他：“颂公是否要走？”颂公说：“广州—再督促，白健生又咄咄逼人，实在难搞。”李说：“你要走，是不是先和黄雍见一面，听听他的意见。”颂公说；“黄雍是我的学生，平时和我见面谈话也不多。”李这才透露黄与中共的关系，程即叫李维城约黄雍晚上10点，由省府后门进来见他。黄雍当晚冒雨赴约。黄雍来后，见颂公正在室内徘徊，忧心仲忡，焦虑不安。待黄雍坐下以后，颂公仍良久不语，他又走到窗前；窗外雨还在下，颂公终于叹了口气，说：“真是亡国之天。”回过头来，又说：“我这样苦，毛润之又何尝知晓。”黄雍这时趁机说：“颂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会知道。”颂公说：“来接头的共产党不少，可是太多了，真伪难辨呀。”黄雍又说：“颂公有什么意思，我可以立即转达给毛泽东。”程潜怔了一下，好像一下子不认识眼前这位学生似的，仔细打量黄雍一眼，然后两人又靠近一些坐下，才问：“你有通讯工具吗？”黄雍说：“我没有，但乡下人有。”颂公这时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又问道：“你见过陈明仁没有？”黄雍说：“我们经常见面。”颂公这时拿起电话，立即要通了陈明仁，电话中对陈说；“我已经和黄雍见了面，不走了。”
以后，程潜、陈明仁与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文，都是通过郑挹梅的“弟弟”郑明接收或发出的。
惊而不险
4月下旬，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美梦破灭之后，华中的形势已非常明朗，白崇禧也开始做往湖南大撤退的准备。
一天晚上，程潜在省府他卧室内召开军政人员的秘密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和严肃。参加会议的有程星龄、李默庵、唐星、邓介松、肖作霖、唐伯球、谢慕庄等。会议背景是桂军快要从湖北退到湖南，据报先头部队已经从汉口开始车运来湘。程潜目的是要召集大家，研究出一个应急措施。
邓介松先开口，他说：“白崇禧的企图，明显地是要控制湖南，破坏和平，往后再没有合作的可能。”肖作霖这时认为，白的企图主要还是在保存实力，如果我们这时候对他进行阻击，虽不能敌也总要使其遭受损失，况他面临后有追逼，前有堵截的处境，一定不敢恋战，这样就有可能改道由湘赣交界沿线退往衡阳，以保存实力退回广西。所以肖作霖在会上力主对桂军进行迎头阻击。程潜开始有些犹疑不决。程星龄也接着说，这个情况地下党已经掌握，余志宏也主张绥署的部队实施阻击。程星龄说：“就是我们的军队不动，党的地下军也是要动的。两家配合一起动，那就更好了。”听到地下党同意阻击，程潜才鼓起了点勇气。绥署副参谋长还就军队布置和实力简单说明了一下。李默庵开始一直不发言，听到大家说了这么多，才开了口：“就战斗力而言，桂军要强些，但就主客形势而论，对我们是有利的。共军很快就会占领武汉，并且一定会很快向南进军，桂军腹背受敌，无法恋战。”
李默庵在绥署是负全部军事责任的。他这样一说，抗拒桂军的主张就更没有人反对了。于是，会议进而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大致是这样的。一，急调陈达、汤季楠、康朴3个师及所有可以使用的保安部队，从汩罗江一线往南节节布防，统由李默庵负责指挥。二，肖作霖负责立即将汩罗桥炸毁，并紧急动员铁路沿线的各县自卫队，采取游击方式阻击白军。同时以其两个正在编练中的警备旅，布防于岳麓山，准备万一失败时，保护程潜向湘西转移。三，李维城负军需财政总责，将库存黄金运往河西，万一失利后，桂军迫近长沙，绥署部队退至湘江西岸，作长期抗守。四，密函陈明仁，请配合行动。五，由程星龄负责与地下党的武装联络，密切协同。
程潜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上述的行动。可是第二天一早，程潜却突然改变了决心，召肖作霖至省府，当面叮嘱，立即通知各方停止执行阻击计划，正要准备出发北上汩罗执行爆破铁路桥梁的分队，即刻撤回，所有备战工作，均应暂停。睡了一觉起来就转这么大的弯子，大家莫名其妙，都猜是李默庵在玩花样，从此不愿与他合作，转而寄希望于陈明仁。后来才知道；促使颂公一夜间改变计划的是唐星。开会时，唐星在座，说了几句很简单的话，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大家以为唐星是挂名绥署副主任，又则任命不久，没管什么事，平时也显得很消极；因此在会上没有认真注意他的态度，更没有特别征询他的看法。结果，却是他把大家的意见给否定了。
原来唐星内心里是反对这个阻击计划的，只所以会上没有发言，是和大部分人都不是很熟，会上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边倒，他不愿给大家一个力排众议、比谁都高明的印象。但是他知道，白崇禧是把湖南作为桂系生命线来看的，而且他又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这垂死挣扎的时候，何事不敢为，怎么会被这些纸扎面糊的乌合之众所吓退？所以夜深散会出来以后，唐星又单独复返见程，向其陈述了厉害。程本来就觉得这事有点玄，经唐这么一说，立即改变了决心。
唐孟潇夜遁长沙
程潜改变了阻击桂军的计划，一场血战避免了。桂系先头部队很快便开抵长沙，占据火车北站至东站一带，对省府及绥署实行戒备。随后每天都有大批桂军开到，尽占城内外要点，喧宾夺主，仿佛在人们头顶压了一块沉重的大磨盘。特别是白崇禧到了以后，公开辱骂湖南“赤化”，政府无能。程潜心中叫苦不迭，可也得整天捏着鼻子，一声不能吭。或许他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大家的，又把计划改了，要不然，破上老命不要了和他白健生拼一下子，就是能拼个鱼死网破，也比现在日子要好受得多呀。
但是，不管怎么受气，程潜毕竟还是一省之长、绥署主任，在没有彻底翻脸之前，他的人身安全还是不会有大的问题的。再说，手下还有那么多的人，他身边也有那多的兵，怕倒没有什么可怕的。相比之下，孟公可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凭孟公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里干了快一辈子，啥样的事没有经过？啥样的人没有见过？就说他白健生，其他人不清楚他的深浅，孟公还能摸不透他？可以说，他白健生撅撅屁股，孟公就能知道他要拉啥样的屎。所以，他知道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了长沙，是啥手段都敢使，多绝的活都敢干的。也就这么巧，孟公刚到长沙一个星期，白健生也到了。孟公不得不多长个心眼。
5月下旬的一天，白崇禧请仇鳌、唐伯球等几位社会名流、长者吃饭，桌上白说：“由孟潇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宴后，唐伯球立即把白的这句话告诉了孟公。孟公听了这话，说：“这几天我的住处附近加了很多特务，找我的人都经常要受到盘问。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看来还是走了的好。”
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晚孟公匆匆回到他落脚的李觉家，急促地对李觉说：“我们赶快走！”李觉一听，很诧异，说：“多大的事，也等天亮以后再商量吧。”孟公说：“事不宜迟，现在立即就走。”于是，唐孟潇在李觉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吉普车，连夜开出长沙。
孟公大半辈子出生入死，何以这么胆小？其实这不叫胆小，只能叫小心。长期在枪林中走马，剑丛里跋涉，大意一步，就可能失了荆州。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谁砍的呢，那还会是唐孟潇吗？
孟公是被威吓走了。后来白崇禧千方百计地想把颂公也逼走，最终颂公还是顶不住，去了邵阳几天。白崇禧还要逼走的有唐伯球、仇鳌、彭国钧、刘公武、周震麟等。白从长沙撤退前夕，亲自把飞机票送到唐伯球家，逼他去广州，唐老先生战战兢兢地对白说：“好，我一定走，让我的妻子先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伯球仍然忍辱负重，在长沙坚守到了和平解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