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饲料谷物协会是美国饲料谷物同业的联合组织，一直为提高饲料谷物的充分利用和扩大美国此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而努力。由于它出色的活动，被全世界公认为扩展美国饲料谷物世界市场的正式的美国实体。
美国饲料谷物协会在世界各地有13个办事处，1982年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是其中之一。该协会在市场所在国提供贸易服务和技术协助，以帮助客户和直接用户在采购中做出正确抉择，并尽快地掌握在畜牧生产、饲料制造和工业加工等方面高利润地利用饲料谷物的技能。
该协会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每年都制定详尽可行的计划，为中国饲料、饲养业提供技术咨询和贸易服务，受到中国同行的热情称赞。1990年3～5月，“协会”在北京举办培训班，先后邀请6位美国学者和技术顾问讲学。他们的来回费用和培训实验用的设备用款都由该协会负担。培训中着重讨论了家禽饲料合理利用、家禽疫病防治和家禽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新动态、新技术，受到会员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方面，该协会非常重视新技术的搜集、调查和整理工作。“协会”驻北京办事处每年编印4本《饲料饲养技术简讯》及其他一些专题技术书刊，赠送给中国饲料、饲养业的企业、学校和研究部门。此外，办事处的负责人和有关专业技术顾问每年都要选择一些省、市、县进行访问交流，以录像片、幻灯片、技术讲座、现场技术咨询与示范等形式向中国同仁提供了大量宝贵信息。
美国饲料谷物协会这种令人叹服的谋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农业谷物和饲料产品的销量在中国逐年递增，占领了市场大部分份额。
井植岁男是二次大战后的老板，他因成功地将三洋电机公司经营发展成为大企业而扬名国际市场。
三洋公司曾经有一批新产品，正准备大量生产的时候，却发生了困难，那就是装置电灯部分的支轴断掉了。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井植十分惊讶，立刻找人来调查，结果，意外地发现已经生产的产品中，有一半以上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报纸上已大幅地刊登广告，产品上市的日期也近在眼前，却发生了这种致命性的错误，使得井植忧心如焚。事实上，在他主持公司还不到一年时，就曾经发生资金运转不灵的情形，公司差点因此倒闭，现在又面临这种困境，井植不禁打了寒颤。
这些产品大约有10000个，相当于两个月的生产量，井植心想：这么重大的损失，到底是不负责任地卖出去呢？还是眼光放远些，尽速收回？虽然不顾一切地将产品卖出，可以获得眼前的利益，将资金暂时稳住，但是这些不良产品，将损伤公司辛苦建立的良好形象，以后在市场上，可能永无立足之地。权衡利害得失两方面的结果，井植毅然决然下令收回所有的产品。
井植这种深谋远虑、顾全大局的作风，真可算是孙子所谓的“智者之虑”了。
现年八十多岁的邵逸夫是香港邵式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和海外华人称赞他为“亚洲影业皇帝”、“东南亚影业巨头”。
1926年，邵逸夫与其三哥邵仁枚一起在新加坡开始了开拓东南亚电影市场的生涯。邵逸夫感到“默片”不能吸引人，以重资向外国买来“讲话机器”，与影片同步放映，使“默片”变为有声片，赢得了广大观众。为了招徕观众，邵逸夫不仅在城市中的戏院放映，还用自行车驮着放映器材到僻远的乡村、小镇放映，其创业艰苦可见一斑。
到了1939年，邵逸夫兄弟的事业已发展到拥有139间戏院、6个游艺场，广泛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就在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邵氏兄弟艰辛创建起来的事业几乎完全毁损，但邵逸夫没有沮丧，战争一结束，他又振作精神，力图东山再起。
1959年，邵逸夫独闯香港，在香港建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倾囊而出买下港岛清水湾的一座山包，建立起一座拥有十多个现代化摄影棚的电影城，以每年拍摄四十多部影片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电影市场。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看好无线电视的光辉前景，果断投标并中标，登上了香港电视广播王者的宝座。
邵逸夫的事业再一次迅速发展，但是，在电影业竞争激烈的80年代，对手们抓住邵逸夫的一个失误，挖走了他手下的一批“明星”，使其每年电影的拍摄数量降至6部。
邵逸夫从挫折中冷静下来，来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影业不振，就大力发展录影带业务——现在是录影带的天下，邵逸夫把投资重点放在这里，是正确的选择。”后人在评论邵逸夫当时的选择时如此说。而在当时，影视界的人们尚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邵逸夫还努力将自己的业务多元化，比如：其地产就遍布东南亚、澳洲和美国等地，收益比在香港的还多。
邵逸夫还拥有香港有线传播有限公司和无线电视公司的股权、控股权，他仍然是香港影视界的“巨头”。
左右逢缘
孙子曰：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凡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通”形地域上，应抢先占开阔向阳的高地，保持粮道畅通，这样作战就有利。凡是可以前进，难以返回的地域，称作“挂”；在挂形的地域上，假如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就能突击取胜。假如敌人有防备，出击又不能取胜，而且难以回师，这就不利了。凡是我军出击不利，敌人出击不利的地域叫做“支”。在“支”形地域上，敌人虽然以利相诱，我们也不要出击，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出击一半时再回师反击，这样就有利。在“隘”形地域上，我们应该抢先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隘口，并用重兵把守，我们就不要去进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那么就可以进攻。在“险”形地域上，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就必须控制开阔向阳的高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我占领，就应该率军撤离，不要去攻打它。在“远”形地域上，敌我双方地势均同，就不宜去挑战，勉强求战，很是不利。以上六点，是利用地形的原则。掌握地利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给老板的启示：在商道上如能掌握有利条件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算是老板的幸运。
鸿硕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得到机会而退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鸿硕先生的分析已经是十分透彻了。勤奋和幸运都非常的重要。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尤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香港经济评论家评论李嘉诚的成功与成名时说：
一方面是努力令长江实业成为出人头地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以及在合适的时间，以个人的财力去资助公司的发展。
在香港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和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董事们使用公司资金不是新闻，能够将盈利点滴归公，以及由主席以优惠的方式贷款给公司发展，才是大新闻。
一些观察敏锐的股评作者和财经记者最先观察到这一点，并为文加以推崇。
个人品德的高尚，再加上事业的成功，令李嘉诚逐渐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成功人物。
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尊崇的意味，和提及其他知名度不低的富豪时，颇有不同。
“李嘉诚可说是长江实业一项难以估量的资产。”
由此可见，不贪图一己私利，而全力去发展公司，是李嘉诚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实，公司发展了，作为大老板当然也会盈利丰富。但贪图小利，是近视的短期行为。所谓是拣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李嘉诚的作法却正好相反，他是丢掉芝麻抱起了西瓜。
难怪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会带有尊崇的意味。
李嘉诚的超人天才一在地产，二在股市。
李嘉诚在回答记者请教其房地产的经营心得时说：
“不能说是心得。或者我告诉你们我的做法。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购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叫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就不再变更。”
“我会贯彻一个决定，我在差不多99．9％的工程上做到这一点。譬如以过去数以百计的地盘而论，更改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不会今日想建写字楼，明日想建酒店，后天又想改为住宅发展。因为我在考虑的期间，已经着手仔细研究过。一旦决定了，就按计划发展，除非有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知道香港有的人把几万尺的一个地盘，可以计划更改几次，十几年后才完成，有些人喜欢这样做，但我负担不起。”除此之外，李嘉诚还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实施政策作了一番讲话。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定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确信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处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生于忧患”，则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从评论界的评论和李嘉诚谈论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成功者，决不仅仅凭得是天才、超人智慧、勤奋吃苦耐劳、或者说凭机会等。光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造就一个成功者，一个举世的超人靠的是它们的积和。靠的是总体的战略。
“我认为任何组织的首席行政长官首先必须是战略家，用彼得？德鲁克的话来说，他或她必须懂得一些理论。每一个企业都在变，每一个企业必须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往往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要快。所以一定得有这么一个人，他有远见和想像力，也有战略和分析两方面的能力。
“他们必须做的第二件事是让自己的周围充满优秀人才又愿意分权。很大的公司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不管他的能力有多强。大公司是团队的产物——由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
“你必须做的第三件事是你必须精力充沛，这是因为工作十分紧张，对你压力极大。第四个特点是你必须善于沟通，善于与内部人士沟通，更善于和外部的人士沟通。对于大公司来说，大部分危险并不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竞争者特别来自华盛顿。
“首席行政长官需要的另一个品质过去一直没有提出过，对于信息和电讯技术能够做些什么要有基本的了解。也许10年前你不一定有这样的了解，今天却不同，你不了解或者跟不上它的发展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自己不必成为一名技术专家，但是你必须了解技术将使某些企业和过程发生根本变化，你必须了解那对于你的企业意味着什么。10年之前你对于技术和电讯技术并不需要那么关心，那时你需要的是自己做一个战略家，让自己周围充满优秀人才，给他们很多的权力。”
在现代经济领域的竞争中，“战胜不复，形于无穷”表现为企业的全方位创新思想，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新材料的运用、新市场的开拓、新产品的开发，更包括企业原有各经营要素在新形势下的重新组合。顾客需求的变化，市场的孕育与发展以及竞争对手谋略的变化，都迫使企业要“践墨随敌”，因敌制胜，不断出新，以争取竞争的主动权。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已公开，平淡无奇，一味地机械重复，带来的只能是企业难以摆脱的竞争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