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比我大两岁，个儿不高，长得特纯朴。初中高中，我们俩都是同学，他入团和当学生干部都比我早，一直领导着我。1968年春天我们是哈尔滨一中上山下乡的发起人。其实当时，学校还没动员，我和老杨串联了另外三个人写了一张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大字报，在学校掀起一股热潮。如果说，我做出此举还有迫于压力的因素――如父亲已被揪斗、自己因是学生党员思想保守被贴了大字报，而老杨是真正的“红五类”――父亲是车辆厂的老工人，自己也不是保守派，可他非要下乡，而且还拉上他在铁中读高中的弟弟忠新和我们一起走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后来他跟我说，下乡就跟当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一样，还是早比晚好。
5月28日，我们一中的77人落户在了爱辉县境内、大小兴安岭夹缝中的哈青农场，一个月后这里被编为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被分配到二连当农工排副排长，几个月后又到营部当报道员，点灯熬油地写稿子。老杨被分配到离营部十多里外的一连当班长，领着大家干苦力。无论在学校还是下乡之后，老杨都是老大哥，对谁都是一付热心肠，可能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那一对老夫妻既像山东人那样讲礼数重情义，又有东北人的古道热肠。记得当年过春节，我们班的十多个同学都跑到他们家过除夕，连吃带玩闹一宿，那老二口总是笑脸相陪，拿出全家最好吃的。其实那时是买什么者要票的最困难的时期，现在想起来还让我们感动。
在一连老杨带那个班里充满了人情味，活虽然很累，但大家都很快乐，他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心着每一个人。那时，我常骑着马下连采访，总往他们连跑，每次都睡在老杨的铺上，他去替别人站岗，半晚回来，盖件大衣找个地方一躺。有时，老杨到营部办事，也挤在我们宿舍，见了面总问我父亲解放没有，下乡的弟弟妹妹妹怎么样，他和我们一家都很熟，母亲总说他比我们懂事多了。我以为老杨的成熟特别表现在政治上的稳重，当年在学校参加文革时，他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从来不伤害同学和老师，在各个“战斗队”纷纷纠斗老师时，他出面把张景英校长和我们的班任董希评老师抢到我们的战斗队保护起来。下乡后，当年的红卫兵继续革命的热情又很高，又在农场深挖“苏特”和揪斗老农场干部，我们这个以知青为主的农场也被搞得人扬马翻。每次老杨到营部都对我说：“咱们可别瞎整！”还好，那时我还比较谨慎，再说我的父亲已被定为“走资派”，我已没有革命的资格了。
特别能干又善于团结人的人总是挑重担子。已经当了排长的老杨又被派去建新点――9连，那是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当年日本侵略者废弃的机场，可能从战略上考虑的，那地方应该有一个居民点。在1969年最严寒的日子，老杨领着两个男班一个女班，共30多人出发了，全部家当是一辆马车、一辆爬犁、一顶棉帐蓬、一顶单帐蓬、两匹老马和十把铁锹。他们刚在雪原上站住脚，我跑去看他们，老杨正领着战士们打井呢，他们先点火把打井位置的土化开，化一层刨一层，十分艰难。我去时井已有二米多深，还没出水，老杨还在底下领大家挖。
那天他满身是土，胡子拉茬的，真像个小老头了。走路时腿还有点瘸，老关节炎又犯了。他们住的帐蓬四面露风，洗脸盆里都是冰，睡觉都得戴帽子。最困难的是粮食不足，没有蔬菜，顿顿都是咸菜就粘馒头，还有海带汤。我住了一宿就回营部了，老杨送我很远。我说：“你们能挺住吗？要不，回去后，我跟领导说说……”他说：“没问题，明年一开春，我们就盖房子，再开地，种地，秋天时你再来看吧！”我骑上马，一溜烟地跑了，他还站在风雪中。
第二年春天，时常听到从9连传来的好消息，老杨他们打的井水特别清亮，还有点甜，他们盖起了两栋板夹泥的宿舍，还开了几百亩地，没有拖拉机，全是人拉犁干的，还抢种上了大豆。盖房子的大木头都是他们自己在林子里伐倒的，再抬到营地的，老杨肯定干在前面，他那病腿可够呛，想到这儿，我的心有点发紧。
后来又听说，上级给他们派去了新的连长，是66年去的老知青，我有些不平，为什么不让“建国元勋”老杨干！也许我们后去的这批人不断地发动“革命”，已经失信了，而老杨吃了别人的“瓜落”。因为不愿意为别人树碑立传，他们九连我再也没去。那一年的7月，我因为写了几篇小稿，还报道了那个为抢救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而被调到了兵团战士报社当记者。老杨从九连跑到营部为我送行。在知青们看来，从兵团最北部条件最差的基层调到佳木斯的兵团机关，简直就是从“地狱”升入了“天堂”。我心里很不安，其实最应该进“天堂”的是老杨，因为他已经在炼狱磨难了。而我只在炼狱外看热闹。在送我的吉普车开动时，我掉泪了，而他还乐哈哈地向我招手。那大山里的白桦林和白桦林中的营房离我越来越远了。
到了报社无黑无白地忙，又满世界地跑，过去的人和事也渐渐地忘了。但和老杨的联系没有断，他常来信，写得总是很长，什么事儿都说得很细。在信中得知，还没等到收获丰收的果实，老杨他们连就被整建制地调到北安县内的68团（建设农场），刚建成的9连也被废弃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可耕土地，真是白瞎了老杨他们在那里洒下的汗水！到了新连队，他当上了司务长，管着全连吃喝拉散睡的事。这是很麻烦很费心的事，老杨干真是得心应手。只是不断地到处跑，让他的腿很遭罪。
我整天忙着文字的事，可真写起信来，又很简约，给老杨的信也是这样。我最上心的还是他的“终身大事”，热心的老杨不知撮合成多少对知青，可年近三十的他还是“名花无主”。他倾心的女知青的也有，可人家都把他当成大哥哥了，关健时刻，他又张不开口，结果失去许多机会。后来接到了他的喜讯：别人给他介绍一位叫高志荣的女知青，也是哈青农场的，是比我们早两年来的，是这个农场的“元勋”。她1966年从哈尔滨女中一毕业就跑来了。文革开始后，被召回学校参加运动，然后又跑回来了。她的革命激情和老杨正相配。老杨说，你肯定认识，原来也是你们2连的。我想起来了，她戴着一付眼镜，文质彬彬的，不太爱说话，干活挻踏实，听说初创时期进山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伤过腰，身体总不太好，可从来没耽误干活。我还知道，她的父亲是位老干部，在市里当财贸办主任。我给老杨去信：“好饭不怕晚。你还真行！找了个女中的才女，还是高干子女。你要好好待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