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
初次见面，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噢，这就是阎连科，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像他的作品一样，彻头彻尾的乡村味，憨憨厚厚的一张脸，黝黑，略有点浮肿的样子。不笑的时候，目光谨慎，带着一点乡里孩子面对外面世界时的羞涩和腼腆。但是，在某一瞬间，在谈到某一问题时，他的眼睛会迅速抬起，锐利地看你一下，朝你狡黠地笑一笑，然后，又变得平静，甚至有点木讷。
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作为作家的阎连科的本质。那目光意味着他的智慧和某一世界突然接通了，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奥妙，感受到了山高水阔的悠远和草长莺飞的丰美。
有时候，这目光却意味着一种通透，通透世事和社会，通透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因为这通透，所以精明，甚至狡黠，所以他对许多东西都持一种宽容的理解。他理解，人生是一种混沌的状态，是似是而非的胶状组合物，怎么拉都能成形，且一般不违背方圆，绝非“明如镜，清如水”的简单判断所能解决的。
作家阎连科就这样坐在大沙发上，昔日那个在烈日炎炎下砌墙的三级瓦工少年、顶着一头麦糠去相不知第几次亲的农民军人，如今已经变得从容、自信，不慌不忙，不经意的谈吐和眼神显示着他知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远。
在这样一个没有丝毫架子、浑身散发着朴素的泥土味的作家面前，你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下来，你放松地跟他谈各种话题，因为放松，所以常常灵感备至，时不时发出几声放肆响亮的笑声，而他却仍是那么不紧不慢，不疾不徐，甚至停下来等你抢他的话。于是，你笑了一半，戛然而止，你忽然发现他并没有认同你的观点，他只是让你充分表达出你的观点。
妻子下班了，钻进厨房开始做饭，一会儿，五六个菜就摆在了桌子上，都是些家常菜，没有特意的经营。阎连科坐在沙发上，勉强能够着夹桌子上的菜，儿子坐在椅子上，妻子在厨房里忙碌，总是最后才出来吃桌上的剩菜。这也只是在有客人的时候。平时，他们吃饭非常简单，要是面条的话，就是一碗端，没有菜。吃完饭，妻子开始洗衣服、拖地，干各种各样的家务。
比起他来，妻子算是城市出身了，家在开封，可只是一般市民家庭，认识他的时候在开封一家电瓶厂上班。到现在为止，阎连科还不明白当初为什么她会看上自己。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前途、家在山沟沟里、长得又不好看的当兵的，当然，也还不是作家。那时候，他一门心思想在洛阳找一个妻子，以便将来转业能在洛阳安家，因为洛阳是他心目中的京都，是他对生活的最高向往和目标。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万般无奈才经人介绍见到现在的妻子。
妻子不懂文学，几乎不看他写的东西，她不知道他所写的东西到底有多大价值，也不知道他究竟出名到什么地步。她自然地跟着他吃苦、受罪，忍受着他因为写作不顺而发的莫名脾气，也自然地享受着他为她带来的日渐好转的物质生活和各种名誉。
他的腰损伤之后，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包括扛煤气罐这样的重活，为他和孩子做饭、洗衣服，处理各种杂事。
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他说她是“忍气吞声的贤惠”，语气里却透露着对妻子这种自然本性的欣赏。是的，在这样一个家庭，一切都非常自然朴实，夫妻、父子、母子之间，都无拘无束，亲密自然。
十七岁的儿子正处在对事物形成看法的时期，饭后故做老练深沉地跟爸爸谈国家大事，谈自己的看法，其实也只是从电视或老师那儿得到的只言片语。阎连科并没有直接反驳儿子，而是微笑着和儿子争论，引导他说出自己的看法。
应该是电视剧告一段落了吧。妈妈和儿子争着上卫生间，结果，妈妈占先了。妻子在卫生间里，儿子在外面不停地敲门，扭动着身子，低声很着急地叫着：“妈，妈，快点。”我和阎老师坐在客厅里，一边谈话，一边观看事态的发展。我只想笑，一直想笑，阎老师的声音变得很模糊、很遥远，我偷偷看了阎连科一眼，他满脸也是忍不住的笑意，我们仍在谈着话，最后，我终于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阎老师也笑了起来。
出去吃饭，阎连科搂着儿子的腰，比爸爸还高半个头的儿子把胳膊搭在父亲的肩头，手伸到另一边不停地揪着父亲的耳朵，两人并肩走着，特别滑稽，又说不出地亲，好像哥俩一样。我们在后面看着，妻子在后面微笑看着，说：“这孩子，就喜欢揪他爸的耳朵。”
巴儿狗哈利像国王一样在各个房间里自由逡巡，又在我们脚下玩了一会儿，然后，趴在桌子下面睡着了，打着响亮均匀的鼾声，让人羡慕。一到下午五点，它又来到阎连科面前，仰着头，睁着大大的黑眼睛，在他面前不断地叫着—散步的时间到了，非常准时。可是我们在谈话，主人摸着它的头，告诉它一会儿再带它出去，哈利很听话，走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又站到他面前，仰着头，“汪汪”一下一下地叫着，每叫一声，大耳朵就跟着颤动，非常可爱。
在他家里待久了，就感觉又回到了乡村。
乡村一样自然的空气，乡村一样随意、安详的日子。所有的纷扰都不知不觉消遁得很远很远，你不会记起阎连科是一个被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越来越关注的作家，在进入日常生活的时候，你甚至会忘了他的身份，而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家里。
电话铃不停地响起，往往是编辑部约稿、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求、记者要求采访，或其他一些事务，这时候，你才想起他是声名鹊起的大作家。不过，他不会让你久等，总是以最简短的话把事情处理完，然后继续跟你谈话。这细微的体贴让你感觉到自己存在的重要、你和他之间的平等。
我恍然明白了为什么阎连科的作品中总是充溢着透明的、薄薄的日头味儿，它过去、现在都存在于阎连科的心中，因此，也自然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这日头味儿给从过去岁月走出来的人以温馨、敦厚、踏实的感觉。想念乡村的城市寄居人都喜欢闻这朴素的味道，怀念这乡村的日头、田野和在田野上世代耕作的亲人们。
这就是阎连科。典型的阎连科味道。
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好。
身体已经垮了。腰病已成为顽疾，坐得久了便会强烈抗议，疼得彻心彻骨。前几年由于趴在床上写作又添了颈椎疼的毛病，不能弯得太狠，也不能仰得太久，写作的时候仍然是用一个木板夹着稿纸，在面前竖起来，一字一顿地写。每年他都要到西安疗养身体，去做牵引、按摩，可是效果越来越差。
像那个在煤油灯下写长篇小说，发誓要通过写作改变生活的少年一样，他有庞大的计划，他要改变自己的思路，关注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问题。他说：“如果有可能，身体也允许的话，我会去调查比如河南上蔡的艾滋病。如果我能真实地记录这样一个世界性灾难在中国乡村的状况，我会放弃一切小说的技巧和文学修养。这至少是我的一个心愿。……作家所能完成的是当他们得了艾滋病之后，他们的精神状况、生存境况、内心的痛苦。这绝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和电视画面所能完成的。……社会问题可能三言两语就交代清楚了，但是，交代不清的东西谁来交代？这就需要作家来做。”他希望能写出像《古拉格群岛》那样包含着对人类重大悲剧命运的思考的小说，他希望达到那分量和思想的力度。
他有许多许多要写的东西、许多许多要思考的问题，可是，这一切都要看身体的情况。才刚过四十，眼已经花了，背也开始驼了，身体就不用说了。他悲叹他干什么事都力不从心了，像从前“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时期早已过去了，现在他不能连续写作，甚至不能专心看书，这对他来说是多么致命！
家里也并没有安顿住，到处都需要钱，给老家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成了他长期的第二职业。他们总以为他已经成为名人了，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就不怕麻烦地来找他。你不能说你没有能力办，否则，他们会怪你，怪得彻底、决绝，不留余地。他们不知道一个中国作家在权力面前是一文不值的，当官的春节来拜年只是显示他们的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如果你借此就认为可以求他们帮忙，你这个人就太不自量力了。
他承担不起这样的罪名，这是他永远脆弱的地方。他可以不在乎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冷淡和无端的鄙视，但是，却承受不住耙耧山脉那块土地上的亲人们对他丝毫的不满。那是他生命之源，是他所有情感最温柔、最深刻的来源。
于是，他只得一次次地放下手中的笔，去打电话开后门送礼，一次次地体味着求人的滋味；他又不得不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笔，去写那些他不愿意写的文字，为了挣钱支付这庞大的开支。就这样，腰坏了，健康没了，可还落下了许多不满，他没有办法。
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背后都有条长长的阴影，你永远也甩不掉，也割舍不下，你只有拼命地写，挣更多的钱来挪东墙补西墙。日子就这样如洪水般地滔滔而来，又滚滚而去，留下的是疼痛、贫困和千疮百孔的情感。
在一次无意的谈话中，阎连科告诉我，他写作时不怕有人打电话，甚至刚好可以使他活动活动身体、换换脑子，然后再顺畅地接着前面的思路写。然而，他怕接家里的电话，那肯定是家里又有什么事儿了，接下来，肯定会烦躁不安，什么事都无法做。
“阎连科可怜哪，现在还可怜。”我又一次想起他母亲的话。在她眼里，她记住的永远是儿子的苦难和伤痛，她为他的苦难祈祷，而不是他的成功。
想起他跑到残联去定做一把可以躺着写作的椅子的场景，想起他趴在床上写字、洗衣服的场景，想起他一人黯然落泪的场景，你心中会怎样想？
可是当感受到他作品中那不屈不挠抗争命运的气息，当看到在耙耧山脉深处活着的先爷、尤四婆、司马蓝们时，你心中不由得又想，他一点也不可怜，他是最有福的人。他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了他缺乏的生命、健康、权力和激情，他想用写作来表达他对意志、力量和活着的渴望，想不到，却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命题，给我们创造出一个个人类的悲剧神话和命运寓言。
对他，也许只是不幸的一种转移，可对中国文学和许多喜欢他的读者来说，却是多么幸运的事情。